时运变迁：世界货币、美国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修订版）_(美) 保罗·沃尔克， (日) 行天丰雄_9787508696072

二战后，现代社会的全球经济基本规则和制度安排正处于改革和尝试期。作为战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核心参与者，两位作者回顾了诸多世界经济事件，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到崩溃，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再到几次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货膨胀。除此之外，再版新书也增加了对当前世界经济趋势的解读。深入了解战后世界经济的历史，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货币动荡、人民币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居民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有启示性意义。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以《时运变迁》为中心的学习笔记

张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引子

布雷顿森林体系(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布雷顿体系)是二战后世界经济最基本的制度支柱，即使在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结束了该体系的经典存在形式之后，也仍然深刻影响着自那以来的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事态。关于该体系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但作为研究型著作的原始资料之一的、实际参与运转和管理这一体系的高级人员的回忆录，却相对较少。以笔者所见，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前日本大藏省次官行天丰雄合著的这本《时运变迁》，大概是英文世界中唯一一本完全以布雷顿体系为对象、从亲身经历者的视角阐述该体系的兴衰成败的作品了。本书中提到的鲁萨、康纳利、贝克乃至尼克松、竹下登、宫泽喜一等同样在布雷顿体系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或者没有出版回忆录，或者只在自己的一般性回忆录中部分地讨论了与布雷顿体系相关的事件。相较而言，《时运变迁》则沃尔克和行天丰雄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联合讲授国际经济课程时的提纲，其专门性和反思性是其他亲历记乃至研究专著所无法取代的。仅凭此点，本书中文版的面世，即有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在文献性之外，本书在1992 年初版后近四分之一世纪被译介到中国，又具有一种特殊的现实性。2015 年的股市动荡和 2016 年围绕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的种种攻防，使得中国官产学界和一般公众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向的讨论更加热烈，观点分歧也更加明显而全球资本流动和汇率问题则是争论的最大焦点之一。论者反复提及的美元霸权、黄金的避险功能、人民币国际化乃至被称为阴谋的广场协议等概念和事件，都和布雷顿体系及其后续影响紧密相关。可以说，不了解布雷顿体系，就没办法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的来历。而常言有道鉴往知来，若想在面对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未来时少一点迷茫，从《时运变迁》开始，也未尝不是一个上佳的选择。

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以《时运变迁》为考察中心，将视角向前和向后扩展，以期获得对布雷顿体系既作为具体的制度安排，又作为一种广义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念的全时段视角，并对这种理念的未来做一番初步的探讨。在以下的部分中，本文首先将回顾布雷顿体系之能够建立的历史和智识基础，这对千我们理解该体系所立基千其上的政治经济学理念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围绕沃尔克和行天丰雄集中讨论的布雷顿体系从危机到解体再到事后管理的这个关键时段，本文将解释这个体系的不严谨性，但同时强调，恰恰是这种具体结构上的缺陷反而更证明了布雷顿体系理念的生命力。在第三节中，本文将视角扩及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讨论布雷顿体系以某种变形得以重建这一观点，并指出布雷顿体系的理念在冷战后的更大成功中却制造着自身最本质的危机。本文将以对上述几点的总结和提升结束。

…………

结语

我们身处何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概总也摆脱不了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以沃尔克和行天丰雄两位资深国际经济官员所著的《时运变迁》为核心，本文考察了布雷顿体系、它的变体和扩展版，以及更重要的，该体系的具体安排所内含的政治经济学理念。我们看到，兼顾自由竞争和社会稳定的种种努力和安排，既是必需的，又是困难的。二战结束时的那一代人，总结他们的历史和知识，所创立的这个世界经济制度，绝不是最完善的，但的确是在既定现实条件下最可能实现那种兼顾的一种安排。自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为此做了注脚。

特别重要的是，迥异于 19 世纪的经济秩序，二战后的世界经济秩序从不假设，只要坚守某种安排，世界经济的良好运转就能自动达成。恰恰相反，它内在地要求参与者积极地、经常地协调。换句话说，哈耶克所说的市场自发秩序并不为二战以来的政治经济决策者所信奉，波兰尼关于 19 世纪自动平衡机制所造成的灾难的描述，似乎更令他们折服。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种种非本文所能探讨的复杂原因，导致了西方主要国家的政策吊诡地出现了，向不相信市场之外的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正当角色的方向转变。在这样一种思潮的影响下，加上冷战胜利恰在这个思潮方兴未艾之时到来，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市场因素，事后看来是不成比例地超过了监管和协调的因素。在那之后的全球化的深入，就是市场几乎不受限制地发展的结果。而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谈到的那样，这种发展已经到了威胁其自身存在的地步。

问题当然是人们如何回应这些挑战。对此，本文似乎给出了些不容乐观的理由：英美这样领导国家的内部分裂，更不必说弥漫欧洲和日本的悲观主义情绪，等等。

本文绝不打算在结尾处勉强找出什么乐观的理由。世界历史上一个较为暗淡的时刻已经到来，并且很可能继续下去。如果人们仍然相信他们已经部分失去了的那个世界比各种似乎正享受着好时光的制度更为公平和正义，如果他们不想让这个暗淡的时刻真的继续滑向黑暗的深渊，那么他们现在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反思：从冷战结束时的欣欣向荣到如今的四面楚歌，何其速也！何以致之？这样的反思必须涉及基本的智识问题，例如，我们是否没能正确地理解新经济运转的动力和风险？这样的反思还必须是战略的，例如，我们是否过度迷信了经济改变政治和社会模式的能力，而放纵了那些机巧地利用自由主义的经济秩序以强化他们的反自由的政治掌控的势力？

在这些，以及那些肯定超过本文作者能力之外的，反思的基础上，保卫和重建自由才是可想象的。

2017 年 6 月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