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改革_林木_9787508698663

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是一段辉煌而传奇的历程。这场改革涉及领域之宽广、影响力度之深邃、牵动局面之复杂，堪称前所未有。40年年弹指一挥间，其间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从国家到个人经历着巨大而深刻的变革。道路与选择，思路和理念，相互交织、碰撞。
《必要的改革》融汇了国发院11位资深教师数年来的研究积累，共谈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一段辉煌而传奇的历程。林毅夫、姚洋、赵耀辉、刘国恩、卢锋、黄益平、杨壮、陈春花、张维迎、张黎、周其仁从中国发展的理论基础、国际金融新秩序、老龄化社会、医疗改革、宏观调控、金融改革、中国制造与创新、企业家发展与成长、真实的商业社会和城镇化等多方面展现了40年来的思想变革、政策制定和社会变化，提供了一个深入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的独特视角。

序

姚洋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讲述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师们和中国改革历程的故事。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的历史。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是 1994 年由 6 位海归经济学家成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5 年来，它延揽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经济、管理、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成为中国高校对国家政策影响最大的学术机构。
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师群体拥有骄人的学术成就，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国家和社会为己任，积极参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国的进步。这一精神特质根植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之中。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周其仁、宋国青、张维迎等前辈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是极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那时的经济学界崇尚的是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知识和理论，并以改变现实为己任。周其仁的农村调查、宋国青关于粮食征购价格的论述、张维迎为钱正名、林毅夫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研究，无不带着对现实的关怀和改变世界的雄心。以现在的眼光观之，那时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还不是很严谨，但充满激情，令人心向往之。在过去的 25 年里，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中国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国际化与规范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初心不改，关注中国现实仍然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精神基因的显著特征。
在过去的 25 年里，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有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们的贡献。早在20 世纪 80 年代末，林毅夫老师就提出新农村运动的建议。这一建议于 90 年代末被政府采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加入 WTO（世界贸易组织）之际，国内掀起了一波关于开放和改革的讨论热潮。周其仁老师积极参与了电信改革的讨论，并提出了中国电信的分拆改革方案。这一方案从不被主管官员理解到最终被政府采纳，创造了学者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典范。21 世纪伊始，中国股市老鼠仓遍地，吴敬琏先生因此称股市为赌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仅没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声援吴先生，而且股市内外对吴先生的批评和谩骂此起彼伏。宋国青老师特立独行，顶着巨大的压力站出来，痛陈老鼠仓的危害，呼应吴先生对股市的批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专门为此举办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老第二教学楼的 500 人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此举对于扭转局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对股市的整顿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学术争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两人就围绕国企的优劣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为随后进行的国企改革澄清了许多理论问题。近年来，两人又在产业政策方面直接交锋，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林、张之争，是国家发展研究院践行北京大学兼容并包传统的典范。这种争论的目的，不是看谁的理论占据上风，更不是博取公众的眼球，而是生发和哺育思想市场，激励争论双方以及后来者的思考，推动学术进步，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多角度的视野。事实上，像林、张这样和而不同的争论，国家发展研究院还有不少，其中之一是李玲和刘国恩关于医疗改革的争论。两人都是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但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完全不同，两人的政策建议也经常被政府采纳。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改革进入深水区。此时，推进改革需要更多的智慧。周其仁老师回归农村，在成都等城市进行深入调查，总结土地确权和流转的经验，并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政策，对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农村改革蓝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我本人关于小农经济长期性的论述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批示，对于扭转 2013 年以来公司化大农场的盲目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徐晋涛老师主持的水资源研究打破了我国水利部门大规模区域调水的思路，为国家制定更加理性的水资源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宏观层面，中国经济面临增长方式的转变，黄益平老师适时地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成为政府描述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所采用的称谓。我本人则于 2016 年提出以市场化手段进行债转股、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建议，获得政府的采纳。
中美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管控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和国际事务中的头等大事。国家发展研究院在这方面发挥了民间外交的积极作用。在时任院长周其仁老师和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老师的支持以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肯定之下，我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起中美经济对话，自 2010 年 1 月起，每年两次（1 月在纽约，7 月在北京），至今已经举办 17 次。这个对话是中美多个二轨对话中最为频繁的对话，成果得到王岐山、汪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同时，对话也拉近了中美两国学者和业界人士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双方的了解和互信。
国家发展研究院不仅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而且为政府输送人才。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6 位创始人之一，林毅夫于 20082012 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周其仁、宋国青和黄益平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玲和刘国恩先后担任政府医疗改革咨询专家，更多的老师担任省级政府咨询专家。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学生遍布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重要政府部门，一些也已经走上领导岗位。
除了对政策的直接影响外，国家发展研究院还通过媒体和政策研讨会影响公众与政府决策。事实上，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影响力主要来自这些公开的途径。卢锋老师长期坚持每季度举办朗润经济观察，在政策界和金融界有很大的影响力；黄益平老师主持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格政政策讲座系列，已然成为政策研究发表的一个重要平台；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简报》系列已经坚持了 20 余年，成为一些学者和官员了解政策研究动向的必读材料。
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的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产生了许多有政策影响力的学术著述。远的不说，近期，木兰青年学者张丹丹老师所做的留守儿童经历对成年期犯罪影响的研究、千人计划学者张晓波老师所做的雾霾对于认知影响的研究、李力行老师所做的信息与国企改革关系的研究、余淼杰老师所做的关税下降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席天扬老师和我所做的官员能力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等，呼应了社会的关怀，结论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的研究不再停留在对西方经济学的跟随和模仿上，开始设定自己的议题。假以时日，国家发展研究院一定可以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
除了经济学者外，国家发展研究院还有一批优秀的管理学者。杨壮老师的领导力课程、张黎老师的营销课程和宫玉振老师的曾国藩管理课程，已经成为我国商学教育领域的经典课程。2016 年，著名管理学家和企业实践家陈春花教授加入国家发展研究院，大大加强了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商学教育和研究。
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不仅自己做问题导向的研究，而且全力投入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为我国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提供公共品。海闻老师发起成立的中国经济学年会至今已经举办近 20 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2006 年，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其他院系一起发起中国家庭跟踪调查，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家庭和个人追踪数据；赵耀辉老师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和曾毅老师主持的超龄老人健康调查，为我国的老龄健康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数据。
本书作者林木是国家发展研究院 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被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家国情怀感染，在 2014 年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 20 周年之际写就此书第一版。本书为第二版，是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以及国家发展研究院即将成立 25 周年而做的修订版。虽说是修订版，但因为国家发展研究院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林木为这本书再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和领导为这本书的出版也倾注了精力。这本书自第一版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并被翻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在此，我代表国家发展研究院全体同人向林木和中信出版集团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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