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张梅副教授20152016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采访哈佛大学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访谈汇编，访谈共16篇（另有汉学家印象记14篇和书评2篇），其中若干篇已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清华大学学报》《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以及《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发表，并部分被《新华文摘》、人民网、凤凰网、环球网、新浪网、搜狐网、央广网、澎湃新闻网等转载。

访谈主要围绕中国政治经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中国华侨华人等内容展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受访者多是哈佛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其从国际视野对中国的发展及对国际关系的评论较为客观中肯，为我们从另外的视角更加全面、清醒地认识世界和自身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张梅：博士、政治学副教授，20152016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兼任欧美同学会留美青年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中国校友公共政策论坛委员会秘书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环球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凤凰网大学问特约记者。主持和参与了多个国家部委研究课题和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在《新华文摘》《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清华大学学报》《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东南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新视野》《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学习时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70余篇，多篇文章被人民网、凤凰网、环球网、新浪网、搜狐网、央广网、澎湃新闻网等转载。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华侨华人、公共外交、移民与全球治理。

第一部分关于中国政治经济

全球体系下的中国经济与中美关系

访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003

要正确看待日益强大的中国

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主任

安东尼·赛奇教授023

亲缘关系、地缘政治与当代中国研究

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045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新时期对外关系

访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柯伟林教授069

第二部分关于中国历史文化

精神人文主义与民族文化复兴

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资深研究员、国际哲学学院院士杜维明教授091

以史为桥沟通哈佛与中国

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包弼德教授123

如何理解满族史与清史的关系

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欧立德教授147

神话比较揭示人类拥有共同的根

访哈佛大学迈克尔·威策尔教授169

第三部分关于中国外交与对外关系

中国软实力的现状、发展与新时期的中美关系

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约瑟夫·奈教授193

中国的大国担当与外交挑战

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文安立教授217

美对华政策演变及中美关系前瞻

访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237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及战略互动

访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韦爱德教授261

第四部分关于中国华侨华人

华语语系文学与海外华人文化

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王德威教授285

世界历史大框架下的海外华人

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教授311

全球化时代的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访加拿大民族研究联合会会长郭世宝教授327

世界史视野中的华侨华人

访新英格兰华人历史学会副会长杜荣佳教授349

后记368

全球体系下的中国经济与中美关系

访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教授。萨默斯1954年11月30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纽黑文（New Haven），父母均为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经济学教授，叔叔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和舅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默斯年仅16岁便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MIT）修读物理学，后转修经济学，1975年获学士学位。此后他进入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跟随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攻读研究生，并于198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作短期教学，1983年萨默斯成为了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萨默斯在美国政界颇有建树。他1982年开始涉足公共事务，曾任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简称CEA）成员。1991年，他离开哈佛大学出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1993年，他进入美国财政部（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担任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1999年7月，他出任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财政部长。2001年7月1日，萨默斯出任哈佛大学校长。2006年6月，他辞去哈佛大学校长职务。2008年，萨默斯担任奥巴马（Barack Obama）竞选班子的经济顾问。2009年至2011年，任奥巴马政府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任。

萨默斯教授在学术界成绩斐然。他因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美国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也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艾伦·沃特曼奖（Alan T. Waterman Award）的社会科学家，他同时是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会员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

一、全球化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张梅：劳伦斯·萨默斯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作为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您曾因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得美国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您也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艾伦·沃特曼奖的社会科学家，同时还是美国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和美国艺术科学学会成员。在担任第71任美国财政部长期间，您实现了美国有史以来最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时至今日，面临最紧迫的经济讨论时，您仍然是美国政府最先想到的求助对象。我知道您对中国经济亦相当关注，能不能请您谈谈您和中国的渊源，您第一次到中国来是什么时候？

劳伦斯·萨默斯：我第一次到中国来是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我才25岁，是第一次到上海。那时我非常迷恋喝可口可乐，可是我到了上海10天，都没有找到我喜欢喝的可口可乐，这可是一个大问题（笑）因为当时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产品销售。我不得已给美国打电话，告诉我的父母在上海买不到可口可乐。我从酒店出来走了一段距离，那时上海马路上空荡荡的，很少有汽车，我带着非常大的好奇心去观察路上的行人，可是我发现当时的人们对我更好奇，他们想跟我拍照片（笑）。在上海的市中心闲逛的时候，我甚至可以到马路的中央去走，因为每隔五分钟才会有一辆汽车。在我看来，当时的上海真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世界。

张梅：与您第一次到中国来看到的情况对比，您觉得近40年来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劳伦斯·萨默斯：40年的时间匆匆而过，我看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到我对中国的看法，我想可以利用历史学家看待经济历史的长远视角：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伦敦在1800年的生活水平比古希腊雅典时期提高了50%，但这是经过2300年的发展才实现的。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每年增长率超过1%，比之前2300年有了巨大变化。中国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光辉一笔，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平均7%左右的增速，这几十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大概1015倍。中国的增长惠及全球人口的1/6，在健康、教育、女性权利等方面都有发展。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改变不仅仅局限在世界1/6的人口中，同时也影响到了世界上其他的各个角落。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比工业革命还要伟大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是绝对可以载入史册的事情，而且是历史教科书上的第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我们不用怀疑它的重要性。

张梅：您觉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应归功于哪些因素？主动力是什么？

劳伦斯·萨默斯：第一，中国过去修正了一个有问题的体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释放了组织活力；第二个增长点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红利；第三是中国大量学习海外企业经验，这推动企业增长。说到这个发展的动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也许你能清楚地看到明显有哪些因素在发挥作用。例如，手机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用品，一个手机价格一般不超过600美金，可是它的计算能力比我们登月时超级计算机的能力还强50倍，并且它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与他人沟通，肯尼迪总统在任时整个白宫的通信系统都没有这么强（笑）。通过手机，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信息，似乎你就与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比邻而居……这反映了科学与理性的力量，应该说是理性、科学、技术，还有更广泛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塑造了如此巨大的进步。同时，市场的力量与激励机制，使我们从集体农庄转向了现在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也使得企业应运而生，像我们现在看到谷歌（Google）、脸谱（Facebook），每家市值都很高，已经抵得上全球汽车工业的总和。此外，现在的发展还得益于开放，有了开放，我们才可以让科技进步得到广泛传播。我们可以看一下二战结束之后早期的情况，当时实施了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是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可是在那个时期，发展中国家整体来看没有什么进步，无法与发达国家相互融合，但是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主要原因就在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货物流通、资本流动与国际化生产。在全球化推动之下，中国受益良多，同时中国也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增量中占到了1/3。当然，世界也是如此，在过去40年间，全世界人均寿命不断增长，每小时人均寿命就会增加15分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们的健康受到营养过剩的威胁，而不是饥饿的威胁；同样明显的是，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赋权。我期望这样的发展趋势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张梅：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您怎么看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接下来的发展？

劳伦斯·萨默斯：我觉得，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很快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还不到美国的25%，所以中国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第二，中国整体发展水平不如美国，但是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非常强大。一般在中国这种发展水平，很难有公司可以制定全球的行业标准，但是中国不同，这次经济发展浪潮中，中国的金融科技发展的比美国还好。另外，我还听说一些生物制药领域中国也比美国先进。人工智能领域，虽然美国暂时还领先，但是中国的进步更快，所以中国可能要反超。有个名词叫后发优势（Late-mover Advantage），就是后进者可能会省略一些发展阶段直接进入更先进领域，我觉得中国就是如此。另外，我特别想请你注意一个数据，在2011年至2015年间，中国基建用的混凝土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的用量，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能看到中国发展的决心。

张梅：您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没有什么担忧？

劳伦斯·萨默斯：第一，我想可能需要担忧的是如何防止体系崩溃，中国能不能实现转型，由消费而非投资主导，由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主导，由企业家自发而非行政命令主导。第二，中国的外部关系中美两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在变大。当前美国企业有一些转变，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企业认为中国人富了，但是还保留着贫穷的习惯，例如盗版问题；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公司的做法。过去讨论对华政策，美国企业一般都很积极，要求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但是现在美国企业对中国不满的声音变多了，所以他们会支持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对中国的强硬态度。我觉得，当前中国政府如何定义经济发展，这是很多问题的关键。中国取得了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要承担什么样的国际责任？中国希望重塑和引导国际体系建立，又要作出哪些贡献？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在国际经济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外界对中国的期待会更高。

二、逆全球化的挑战及其应对

张梅：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发展机遇，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可是当前也有一股潮流，那就是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思潮，您怎样看待逆全球化的挑战以及接下来的应对策略？

劳伦斯·萨默斯：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当今世界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不平等在加剧。过去几年，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尤为突出，例如经济难以实现快速增长，无法为公司提供持续健康的金融支持。在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们看到了民族主义的抬头很多国家都有民族主义的势头，尤其是在西方。同时，我们也看到人们对国际合作充满疑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是相辅相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工业化国家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发展，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这样的组合是非常符合创新创业者利益的，也非常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劳动力的利益，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利益，因为在早些时候，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会从创业和创新的过程中直接受益。说到解决方案，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有三个方面的政策我觉得比较重要：

第一，要有广泛的社保去保护我们的中产阶层，避免陷入民族主义。你如果回过头去看一下国家的历史，诸如美国的历史，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政策，让大部分美国人都有机会上大学，都能获得医保，同时确保中产阶层家庭可以获得他们所应得的支撑。我们当时从国家的财政中拿出一大部分援助外国，而且这种援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对中产阶层的保障，这是我们负责任的国际主义的第一步。

第二，要管理世界一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有人跟我这么讲，把你自己设想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首先他们会跟你说，你可能会丢掉饭碗，因为我们要开始从海外进口了，那实际上很好，因为你可能会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而且你的孩子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玩具，你的进口车更便宜，产品更物美价廉，所以你说：好，没问题。然后他们又跟你讲，我们现在会进口，你工作的公司会把其中的一些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你要理解，对你而言这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企业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整个国家来讲不会有任何的就业，所以从开放的角度来讲，这也是好事，你会觉得有一些怀疑，但是还是会说：好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对你讲，现在我们要给这些公司减税，但是要给你个人加税，因为你动不了，公司可能会转移到海外，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给公司减负，在这个问题上你就会感到非常恐慌。因此，我们需要一些共同的、国际化的做法，去避免这种高流动性的竞争，来照顾到我们没法移动的这些人民的生活福利。

第三，各方要基于互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们看到贸易协定成为很多国家元首出访国外的战利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的代表也需要不停地去谈判，然后再向国内进行汇报，确保其对国际一体化进程的支持。我认为这样一种盲目的做法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我们确实需要去把国际合作的想法做实，来应对国际性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的挑战气候变化的挑战是确实存在的，也是最明显的一个范例，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挑战，例如传染病的威胁，以及其他的卫生领域的威胁，跟气候变化是一样的，都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也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公民，但是这些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必须要基于互信来开展工作，让现在积极的全球化趋势能够持续下去，同时能够用创造力开展工作，应对挑战。

张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国内的反经济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明显上升，世界各国都在思考如何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对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劳伦斯·萨默斯：我想跟世界各国工商业界的同仁们说，你们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时要着眼长远，你们在制定与美国政府交流的战略时一定要充分强调你们长期的愿景。从长远来看，每个国家都应该避免重返保护主义的泥沼，加强共同的全球化的发展，这样才能共同应对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三、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张梅：您怎样看待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Sino-US Trade Friction）？

劳伦斯·萨默斯：近期我见到了很多中国的高层官员，包括政府和企业界的人士，交流中了解到很多信息。有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第一句话是一个中国朋友和我说的，他说：关于最近的中美贸易争端（Sino-US Trade Dispute），如果你们是想让我们减少向美国的钢铁出口，增加汽车进口，在基础设施方面增加投资或减少投资，并且允许美国在中国进行更多投资、研发，如果这是你们想要的，可以坐下来谈。但如果是想未来50年的规则变成这样，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的国家，中国必须要融入你们的规则，这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这就是美国想要的。我越来越担心，因为在美国企业、政治领域的人看来，中国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威胁，而非机会。所以，我听到这样的话，想到的是当前停止贸易争端是有挑战的，但是我认为美国与中国应互相借鉴伟大之处。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两个社会，都为自己骄傲，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都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荣耀。准确定义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它们两个彼此之间达到和谐共处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历史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们，在新的力量增长的时候，在位的这些力量往往会对他们实施一些阻挠，或者并未把他们看成善意的崛起。要想这个过程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沟通与合作。

第二句话是我在美国呆了很久的一个老朋友说的，他说：美国不能轻视中国，因为美国没有这样的力量，并且这样做是错误的，也不会让你这样做。他讲到了美国大学的伟大、硅谷以及美国创业精神的伟大之处，美国为什么不能继续努力做得更好，而是要遏制中国，想在钢铁等方面打压中国。我觉得这些问题提得很好，值得美国深思。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关联和之前的大国之间的纽带十分不同。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人民生活标准不到最领先经济体的25%，当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大概是美国的25%，但是中国一些公司的发展、它们所处的行业都非常领先，例如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驱动了这个时代的现代化，世上只有这两个国家有很多公司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在这个领域起到领先作用。

中国在40年改革中实现的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需要意识到，美国经济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京（Tokyo）、北京、法兰克福（Frankfurt）、布鲁塞尔（Brussels）等，受到更多其他国家的影响，而非美国的影响。在如今的世界舞台，美国更应思考如何继续发挥好自身的独特作用，而不是扮演像冷战之后一枝独秀的角色。里根总统（Ronald Wilson Reagan）曾经说过核战没有赢家，因此不能打核战，我认为，同样的话对贸易战也适用。贸易战最大的后果是心理上的威慑，对供求关系以及GDP的实际影响很小，双边贸易威吓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张梅：您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如何理性看待当前的对华贸易赤字？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策略？

劳伦斯·萨默斯：中国对美出口确实给美国造成了一些问题，但这并非因为任何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而是中国产能高速增长的自然结果。因此，美国将对华贸易赤字的原因归结到商业行为上是有误导性的。的确，中国以各种方式对本国出口企业进行了多项补贴，但是如果美国真的成功地阻止中国发放这些补贴或停止进口这些接受补贴的产品，只会导致生产向越南或其他低工资国家转移，而不会在美国国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同样的，即使中国当真降低了对美国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那些受益的美国企业也并不会在美国境内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时必须向中国合资伙伴转移某些技术，对此这些美国企业的确有资格抱怨，但是这一问题如果得到解决，只会导致美国国内的生产活动被更多地外包到中国，从而导致美国就业岗位的进一步流失。

尽管有一些国家对与中国开展贸易与商业行为会感到受威胁，但是近几个月来，由于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与全球体系的漠视，美国的贸易政策不幸地使世界大多数国家站在了中国一边。许多国家站在中国一边，不仅使得中国更容易抵制美国，而且还削弱了美国制裁的有效性。中国仍然可以将产品出口到其他市场，而使用中国产品的美国生产商却因被迫支付关税而失去竞争力。最近几周，每当美国推行其策略时，市场就出现小幅崩溃，而每次表现出退让时，市场又会反弹。同时，历史也清楚地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日本进行的贸易斗争，付出了巨大成本同时却收效甚微。

我认为，今后中美不能完全从商业的角度看待两国关系，而应把谈判框架放宽，用更加宽泛的思维及多边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与其让贸易领域的官员来处理中美贸易问题，不如让拥有更加丰富背景的官员以更加宽泛的框架来处理贸易问题；与其仅局限于贸易问题，不如更多地去探讨两国的长期关系。接下来的10年，我们将面临一个剧变的世界。中美两国应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分歧。未来在潜在的核扩散、伊斯兰恐怖主义、可能的大规模疾病、彻底地摆脱贫困等领域，中美两国的合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张梅：您怎样看待未来30年的中美关系？

劳伦斯·萨默斯：未来中美两个大国应加强相互间的对话合作，中美合作不是选择，而是命运。大国关系的伟大性在于，我们在尊重对方尊严、传统体制的同时，必须就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合作，通过建立一种法治和程序来管理商业纠纷。如此，中美两国就能够为全世界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我坚信这完全可以做到。

如今中国政府愿意本着长期战略性的眼光来思考问题，而美国现任政府更多以交易性的短期视角来看待世界。但就目前来看，中国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一味地从特朗普失败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国所发生的一切。与此同时，从美国视角来看，对于中国表现出的想要鱼与熊掌兼得的做法也感到难以理解。中国对特朗普政府的很多行为，以及处理事务的方式感到担心，对此我表示理解。但从美国视角来看，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一方面希望享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好处，另一方面又想依靠其大国崛起的力量重新定义地缘政治，同时，中国希望更广泛地去改变诸如海上安全规则等，美国担心中国会利用其崛起的信息技术领域的力量来为自己谋福利，而不是为了大众即全世界人谋福利；此外，如今的中国似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地去暗示自己关于世界运转的一些建议，而是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直接提出替代性的提议。

我不知道接下来的30年美国怎样发展，中国怎么样发展，但是我认为中美两国在接下来的30年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为我们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关于未来30年中美关系的构架，一种可能是两国都能取得成果。另一种不那么乐观的情形是美国成功而中国失败，或者是中国成功而美国失败，但在我看来后一种情形其实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美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船中，尽管海浪汹涌，但我们还是要共同发展，双方都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汉学家印象记】

课堂上的劳伦斯·萨默斯^*

接到学友给的题目，我不禁回想起在哈佛两年中的许多美好日子春天中满怀理想、五洲四洋、改变世界的学生学者，秋日里清波荡漾、浩浩渺渺、千舟竞发的查尔斯河，冬雪后红墙金顶、群贤毕集、学术自由的瑰丽校园。哈佛的确是一个浪漫而不凡的大学，这里不仅有很多典雅的大楼，更有众多卓越的大师。劳伦斯（拉里）·萨默斯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很关心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关注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于是我对萨默斯的课产生了兴趣。我先后听过他的四门课，听了他好几次讲座，后来也专门拜访过他。

萨默斯非常开放和率真。选课时，学生只要选了他的课，他基本上都不会拒绝。在课堂上，他乐意回答各种问题，总体上会直来直去，说得多是干货，比较少拐弯抹角，让人听得很过瘾、很有收获。同时，相对于大多数的哈佛教授，他的语速总体是比较慢的，基本上是抑扬顿挫、字斟句酌的那一种；有时他会一字一句地讲，让人听得很清楚。加之，他习惯于用一些不那么术语化的语言来讨论经济学问，而且时常加上个实际发生的案例，让枯燥无味的经济学立刻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第一次听他的课是在2015年的秋天。萨默斯与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教授合作，讲不平等和发展。萨默斯非常关切美国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他也通过数据给出了美国财富高度集中于1%的问题，同时他启发大家反思为什么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况在过去几十年变得越来越严重。他尤其指出大众的一个常识性误解通过普及高等教育可以减少贫富分化，实际情况是从1979年至2013年美国大学生率大幅提高，但是同期的基尼系数也同时大幅提高。总体来看，他的政策倾向是鼓励对富人征税、支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有很强的奥巴马大政府式的社会主义倾向。

他的课一般都在大教室里，而且不限制学生听课，大家都可以随意地来听。这次是安排在哈佛艺术博物馆可容纳300人的礼堂里，整个礼堂基本上坐得满满的，有些晚来的学生则安静地坐到走廊的地板上。课由严肃认真的劳伦斯教授讲课程基本的框架和基本概念。劳伦斯讲课中不断就有关内容让学生提问和讨论，而萨默斯则安静地坐在学生席一边。萨默斯开始非常安静，不过很快，就加入了讨论每当他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下时，就会在座位上点评一下；当遇到他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时，他就会站起来进行大段大段地演说。有时会踱步到讲台上面向学生然后侧脸看着劳伦斯。然后两个教授不断讨论，有时还激烈辩论。这种形式颇有意思，像是在讲经济学的相声。后来听多了，就发现了一个规律：每次课堂开始时，萨默斯都比较安静，发言和参与讨论少，仿佛在预热；但是常常过了一会儿后，他就发言越来越多、越来越兴奋，以至于成为课堂的主要发言者。每当讲到一些超过大家想象的观点和自己得意的经历时，自信而得意的神情就会布满他的笑脸，像在一群小朋友的猜题比赛中获胜的孩子。

在克林顿执政时，萨默斯担任财政部官员到财长，成为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成员。在此期间，除了在减少赤字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外，同时他也极力鼓吹金融自由，大力促进金融创新，削弱金融监管，促使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虽然这些措施在那一阶段极大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尤其在房产、金融和科技的创新领域打开了广阔空间，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正是克林顿执政期间的这些政策，埋下了2008年那场影响深远的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由于萨默斯长期在美国政府核心层参与经济决策和进行经济管理，他的思路明显不同于一般典型的学者。记得有一次课堂上，大家讨论到一个具体的经济政策的制定问题考虑以什么方案向总统汇报时，特别严谨认真的劳伦斯教授用他的经济学逻辑总结提出了几个汇报方案，这时萨默斯站出来制止了劳伦斯的进一步分析，说你应该把这个问题直接报告给总统，因为总统有你想象不到的资源和权力，我们想到的方案常常是狭隘的。然后他微笑着，得意扬扬地举例证明每当他想法远远地超越大家的想象时，他就会露出这样得意的神情。经常看到他的两种典型表情：一是当他谈到一个自信的话题时，得意的神情会溢于言表；另外一个他是感到不悦时，严肃的脸上显得刚毅和威严不知道为什么每到这种时刻，我总联想到古罗马执政官的形象。他讲课从来都是结合实际的，而不是在纸上谈兵，大家对这个都很是信服。在他的这几门课上，尤其是一门叫美国经济政策制定实务的课上，他经常邀请前任或者现任的美国政府财经官员到课堂上来探讨一些财经政策制定的具体问题，让哈佛的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尝试着用现实中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思考。这些官员有的是现在的经济决策者，有的是他原来的同事，他们都很坦诚务实，一点也不打官腔。

萨默斯是典型的美国全球化精英的代表，他相信经济全球分工、支持自由贸易，他认为在全球贸易中美国是受益者。他非常不同意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他认为贸易战和孤立主义最终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关于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从很多的文章和访谈来看，他非常欣赏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对于中国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就和扮演的角色，充满敬畏。他曾经支持中、美两国组成一个团体（G2）来代替旧有的八国集团，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构想，提出过中美金融恐怖平衡概念。

萨默斯非常关注中国，他把中国当作未来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我至少三次听到他骄傲地谈起自己和中国打交道的经历，每次内容大概都是类似的：当年他代表美国与中国进行世贸谈判，因为朱镕基总理正在甘肃开会，所以让他飞到甘肃的会场去会面。朱镕基总理当场请教他什么是市场经济，并且立刻让他给会场的人上了一天课，讲讲什么是市场经济。每当谈到这段经历，他就眉飞色舞，不能自已。他对朱镕基总理的评价很高，他用了非凡的政治家（Remarkable Politician）来称呼朱镕基总理。在我听他的几十场课中，比较少听到他表扬或佩服某个人。相对而言，他很少讲什么套话，总体上心直口快。虽然有时候也很注意政治正确和讲话分寸，但是总体上是快人快语、干货实足；但是当有人问及他关于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和解决方案时，他则非常谨慎，常说他对中国情况并不那么了解。

他也尝试探讨除经济学以外的东西，但是总体而言，他像其他典型的经济学家一样着迷于用经济学这单一维度来理解和解释整个世界。他讲全球治理课时，一开篇就通过PPT的演示，以宏大的叙事口吻介绍人类上千年来的格局变迁。不过对世界历史的演变一带而过后，就完全导入到了经济学分析，基本上变成了一门纯经济学课程。他擅长对经济政策方面作出评论，但在课堂上有时也喜欢对其他领域作出判断。例如，201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他非常自信地作出判断，希拉里（Hilary Colinton）将赢得大选，并且特朗普将接受败选的事实，而不会像之前声称的那样如果败选，就进行街头革命。

在哈佛，萨默斯总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非常有性格、非常有成就、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故事、非常有戏剧性，这些都是学生之间喜欢议论的话题。虽然如今他依然喜怒形于色，敢于直言是非的话题；但是经历了许多波折后，他已经注意回避一些太敏感的话题和有时候会收敛自己的情绪了。作为曾经最年轻的哈佛教授到美国前财政部长、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备受争议的哈佛校长和极有性格的教授，萨默斯的经历、成就和故事都早已广为人知了。虽然展望未来，作为这么传奇而有性格的萨默斯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创造什么样的奇迹还不好说；不过我想比较确定的是，在巨匠荟萃的哈佛校园内，作为课堂上的明星教授，劳伦斯·萨默斯今后还将是哈佛校园内那活跃的焦点，甚至历经很多年后仍将是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