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家：徐伯昕/中国出版家丛书_张文彦著，柳斌杰编_9787010177120

　　徐伯昕是邹韬奋事业的“黄金搭档”，同时也是三联书店事业发展的支柱人物，是他非凡的经营管理才能，支撑三家书店走过艰难的峥嵘岁月，铸就了红色出版史上的辉煌过往。由此，徐伯昕在革命出版事业中的创举和贡献，值得研究者深入挖掘。
　　《中国出版家：徐伯昕/中国出版家丛书》简单回顾了徐伯昕先生投入出版事业之前的思想发展、学业准备等历程，进而重点回溯了他1925年入职《生活》周刊社之后至1955年离开新闻出版业的30年出版生涯，从他的自传、著述，邹韬奋、胡愈之等出版界人士的言论回忆、三联书店的史稿等一手文献中，梳理他在出版工作经历的重要事件、面对的历次危机以及取得的各项创举，全面展现其革命出版思想及编辑思想的成长发展历程，同时也关注他在编辑出版实务、广告设计等方面的成就与闪光之处。
　　《中国出版家：徐伯昕/中国出版家丛书》也详细探寻了徐伯昕与党中央领导、邹韬奋等同一战线上的出版同事、国统区民主人士之间的相互关联，从而更加深入立体地研究了三联书店红色出版发展史。

　　徐伯昕（1905年-1984年），江苏省武进县人，名亮，字伯昕，年轻时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漫画、插图时曾用笔名吟秋、B.H.、白日、PS。后来，在韬奋去世前后，徐伯昕在上海从事革命出版事业，曾化名徐味冰、赵锡庆。
　　长久以来，“邹韬奋”这个名字，一直都是我国新闻出版史上光华灿烂、叱咤风云的存在，他与生活书店乃至中国当代出版精神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徐伯昕，作为邹韬奋一生出版事业不可或缺的“搭档”，生活书店的共同缔造者，其社会声名却并未远扬。直到近年来，报刊上才有一些专门论述其为人行事的文章，比如研究民国出版史的吴永贵先生曾两度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论述徐伯昕的出版贡献，以及与韬奋的事业合作关系。也有一些文章，称徐伯昕为生活书店的“总管”，论述他在经营管理上的运筹帷幄与生活中不善交际的邹韬奋正好互补，但又称伯昕是韬奋身边的“隐形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出版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尤其在当时的出版重镇上海，无数文化精英投身出版，涌现出诸多各有专长和建树的出版家。比如邹韬奋，他在校读书期间，就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加盟中华职教社之后，更是名声迭起，许多年轻人都已仰慕韬奋先生的思想和为人。1925年10月，32岁的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一职，年仅22岁的徐伯昕已经在此工作了一整年。
　　徐伯昕没有出众的家室和学历，耕读农家，毕业于中华职教社开办的中华职业学校珐琅科，此前他爱好美术、画画，在《生活》周刊负责出版、发行、广告及总务工作。邹韬奋的到来，也可以说是徐伯昕的出版事业迅速腾飞的起点。
　　徐伯昕一生的出版事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活》周刊时期，1925年到1933年，这个阶段，徐伯昕展现出惊人的经营天赋，他在发行和广告工作中的策略和热忱，让邹韬奋编辑家和新闻家的光芒如虎添翼，仅用一年的时间，《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就突破2万份，后来增至4万份，1931年特刊高达15.5万份。《生活》周刊的文章，虽然少有能够传颂千古的名篇，但对于当时政治、社会巨变中的中国，却是极其“解渴”的“有用”文章，读者遍及政、商、工、学各界，是一份真正的大众刊物，但如若没有徐伯昕那张迅速蔓延的发行网，大众又是无法“识得春风面”的。当时怀揣着办报出书梦想、从事出版业的文人学者如过江之鲤，但许多书报社都因为经营困难，旋生旋灭。恰恰是徐伯昕的这张发行网，为《生活》周刊带来了众多忠实读者，这些读者不仅积极向读者信箱投稿，也会热心襄助周刊的广告经营、社会公益活动，这与当时同人办报、知识分子之间在报刊上的应和辩论大大不一样，而是更具有大众化互动媒体的意味。
　　第二个阶段是生活书店阶段，1933年到1942年，这是徐伯昕出版事业的黄金时期，也是生活书店由全盛到受难于日军侵华战争的时期。1933年，邹韬奋因言论得罪国民党当局，为躲避特务暗杀出国流亡，徐伯昕第一次独自扛起《生活》周刊重任，并随即注册成立生活书店。这个时期，徐伯昕跟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人事往来前所未有地密集起来，他和胡愈之、艾寒松、毕云程等商量创办新刊《新生》，努力向作家文豪约稿，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登门约稿，一年的时间里，成就了不少大事，但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病，即便咯血，也撑着病体操持店务，为遭到查封的《新生》善后。直到韬奋1935年回国才“押”到莫干山养病。在当年，肺病和牢狱、战火之灾一样，是危害生活书店职工生命的可怕杀手之一。徐伯昕闯过了这一劫，在面对随后的“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爆发的无数难关中，开始日益展现出一种愈是危难、愈是运筹帷幄气定神闲的将领风范——徐伯昕所面对的，不仅是文化的战场，更是真正的战争。
　　1937年之后，徐伯昕从悉心筹划第二个分店广州分店开始，在战事危急的前三年中，生活书店分店的建设铺展全国，多达56家，工作人员达到四、五百人。在翻阅各种史料尤其是近百期《店务通讯》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些分店的建立，是在炮击、空袭、毒气、时疫肆虐、国民党查禁的前沿中浴火成立，这些书店往往在炸弹来袭、沦陷的前一刻还在营业，商务印书馆、中正书局门可罗雀，生活书店却人头攒动。在面临着财政危机、管理难题、审查压制、运输困顿、造货困难、战友牺牲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危难时，徐伯昕不断推动着生活书店的管理科学化、精细化、民主化，他将韬奋的管理思想落到实处，形成制度。在理事会的民主选举中，徐伯昕获得了最高票，在分店同事们的信件中，可以读得出职工们对“徐先生”的信赖、亲近和仰慕。他肩负着生活书店最难做的职务，却总是报以“微笑”。
　　如果说邹韬奋是徐伯昕毕生追随的精神导师的话，在重庆，徐伯昕遇到了他的另一位精神导师，这影响了他后半生的出版事业——周恩来。虽然徐伯昕在上海时就已开始为革命出版事业付诸了行动，但在重庆与周恩来的多次会面，则让他对共产党的向往更加明确和强烈了。1941年，生活书店遭到国民全面封禁。1942年，徐伯昕向周恩来表达了加入共产党和去苏北解放区工作的意愿。
　　第三个阶段是革命出版阶段，1943年到1954年。1943年，邹韬奋罹患重病，徐伯昕急赴上海，陪伴了韬奋人生的最后一程，并将他的遗嘱带往苏北，在这里，遭遇了生死离别的徐伯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次返回上海，化名展开了地下革命出版工作。从一家周刊社，到五十多家书店，再到一家小书店，徐伯昕这次的回归有了质的巨变，他通过书店，接济了进步作家的生活，通过出版工作，团结着民主人士。1947年又回到香港，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筹备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成立工作。不久，新的出版事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徐伯昕在生活书店多年所选拔、培养的出版人才，成为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中间力量，他本人却因多年的紧张工作，一身病痛，在负责出版管理部门的几年工作后，1955年，徐伯昕离开了出版事业，开始专门从事统战工作。这次工作的变化，是周恩来的识人之明、亲自安排，但对于徐伯昕来说，是不舍的，但他是一个不轻易表达感情的人。这种不舍，这种对生活书店和邹韬奋的难以挂怀，在他晚年的一系列努力中彰显无遗。
　　第四阶段是重新点燃韬奋精神的火炬的阶段，1979年到1984年。1955年之后，徐伯昕虽然在统战工作中仍然心系出版事业，有着各种推动出版、读书方面的努力，但毕竟政务繁忙，笔者可以发掘的事迹很少。“文革”结束后，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徐伯昕为曾经的出版事业，也可以说为了我国的出版事业，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在再次点燃韬奋精神的火炬。1979年，在韬奋逝世35周年之际，徐伯昕专门撰长文纪念，追忆了韬奋一生的出版事业，以此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邹韬奋被诬陷为三十年代出版界的“黑线人物”、生活书店是“三十年代黑店”的说法。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引用了韬奋的遗言，这份遗言，是1944年韬奋去世之前亲口所述，徐伯昕亲笔记录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珍藏在身边。1984年徐伯昕去世前所留下的数行手迹，似乎是在回应半个世纪前邹韬奋所留下的遗言，又像是邹韬奋遗言的一首副歌。
　　第二件事，是为恢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建制所付出的努力。在三联书店五十周年之际，徐伯昕发表了长文《为艰苦斗争中建立的团结》，他联络三联书店的老同志们共同向中央致信，要求确定建国前在三联工作过的老同志们的革命工龄，后来又联合致信中宣部、文化部，请求恢复三联书店的建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能够在中断多年后再次重建，并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娇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离不开徐伯昕毕生的努力和遗愿。
　　徐伯昕与邹韬奋，是他们共同缔造的出版事业缺一不可的“心”与“脑”，“生活”出版系列的巨大影响力，是两位先生所共同创造的独特奇迹。他们不但在事业上互补，在性格上也交相辉映，历史所留下的关于韬奋先生的记录，洋洋洒洒，常常可见大笑，大哭，怒骂，涌泪，痛快淋漓，是名士真风采；而对于伯昕的记录，却惜墨如金，寥寥数次的表情描写，都可归结为一个“笑”字：他向茅盾约稿，茅盾误会了，他是“笑”着解释；和国民党的书报审查官据理力争之后，脸上也是带着微笑；在上海从事地下出版工作，资金严重短缺，他也是“笑嘻嘻”地答允去想办法。在同事们的追忆里，徐伯昕先生总是和颜悦色，亲切友善，对待工作，他一贯缜密之至。徐伯昕先生所留下的文字，是非常的平实而内敛的，其中大部分是为了安排具体出版、发行、印刷、财务、管理工作而写。因此，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笔者常常在史料中感受到一种不常见的感动——为徐先生的执事、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所深深打动。
　　在徐伯昕的出版经历中，我能够看到革命对于一个职业出版家的逐步启蒙和转化，看到了这位出版家的实践活动中现代性和革命性互相交汇、互为促进，看到了革命出版事业中所凸显的技术和经营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如同一座平底而起的大厦，其巍峨，其致密，不仅需要思想家和理论家的宏观构建，更需要徐伯昕这样的实干家的营造。由此，研究徐伯昕的出版事业有着多个层面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是笔者未能充分挖掘的，有待时日，有待志同道合的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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