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背影》以抗战时期我国青铜器史上的几次重大发现为背景，讲述了男女主人公李逸山、傅云在国家积贫积弱、动荡战乱的年代，仍然能够以一己之力，尽匹夫之责，保护青铜器、守护中华文明的故事。其中，主人公李逸山的塑造是以民国时期金石学家、收藏家、书画家、诗人李汝谦为原型的。全文以保护青铜器为主线，跨越百年历史，塑造了十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小说开头从现代人王忆梅出版人物传记《寻找外曾祖》开始，引来李逸山和傅云的外孙女艾米的联系，由此带出李逸山、傅云曲折悱恻的爱情故事，*终在艾米夫妇的影响与启示下，王忆梅夫妇将外曾祖李逸山未竟的事业《中国青铜器大全》续上。故事具有极大的时空跳跃感，两条线索交叉推进，情节环环相扣。

序

《远去的背影》是我写作计划之外完成的一部小说，也是我暂时不得不放下手头上的其他工作，必须完成的一部作品。我庆幸自己能够高效地利用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完成了这部小说，从而让小说中的人物，有了呼吸，有了心跳，有了生命，在白纸黑字间，活了下来。
有一段时间，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小说的故事里。尽管这是一部小说，故事中的许多内容纯属虚构，但是我把它当成真实的故事来写了。有时候我觉得小说的真实，仿佛比生活的真实还要来得真实，至少在我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是这样。所以，这部小说的写作十分顺畅而高效。2018年的春节小长假，我每天都要写出大几千字，如果我不是强迫自己停下，让自己冷静下来，和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写作的速度可能还要更快。故事就在脑子里，我只是如实地通过敲击键盘将它叙述出来，敲击键盘的声音，仿佛就是故事自己在诉说。写作状态最好的时候，我感觉敲击键盘的节奏，远远赶不上故事推进的速度。
在我心中，《远去的背影》正是我此前完成的长篇纪实散文、人物传记《最后的秀才》的姊妹篇。两部作品，一实一虚，互为补充，构成了我心目中的李汝谦或者李逸山，这两个人物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形象。如果没有《最后的秀才》的写作，当然就不会有《远去的背影》这部小说的出炉，但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丰富与补充虽然是依据想象与虚构，但谁能说小说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呢？
《最后的秀才》中的主人公李汝谦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取材于《最后的秀才》的小说《远去的背影》中的主人公李逸山，我相信也真实地存在过。他们以及他们那一代人，如今都成了历史，成了一个个远去的背影。当这些背影曾经作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存在过的时候，这样的消逝的远去的背影，便带有伤感的意味。我是带着这样的感情进行写作的。
起初写作《最后的秀才》，是一个颇带有一点私人的家族话题在里面，正如我在开篇所写：外曾祖不过是我们家茶余饭后偶尔被提起的一个家庭话题与家族记忆。我的写作不过是在努力地将这个具有私人话题意义的作品变成大众话题，因为我确信，经过百年大动荡，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了。我在《最后的秀才》里寻找的外曾祖，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当下所有人都已经遗忘或者说不清的先辈。我问过周边很多朋友，你知道你的爷爷、爷爷的爷爷，奶奶、奶奶的奶奶是谁吗？你说得清母亲家族的来龙去脉吗？我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摇头。
为了挖掘这个话题的公共意义乃至当代意义，我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互联网时代，我借助国内外的多种渠道，从蛛丝马迹到一点一点地刨根问底，然后找到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直到最后的资料汇总，我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后的秀才》这本书。
作为人物传记散文，《最后的秀才》的写作也是异常艰辛，因为出于对历史负责、对真实负责，对于书中涉及的人物故事、时间地点、历史背景，我必须做到字字有出处，事事有依据，而在有限的史料中，去还原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很困难的，其中留下大量的历史空白，这些空白倒也为小说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丰富的想象空间。从另一方面来说，写人物传记对于历史真实的限制与局促，反而促成了写小说时进入虚构的自由与放开手脚。我不得不承认，写作人物传记，我是小心谨慎、诚惶诚恐的，而写作小说时，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之后，我的写作是自由奔放、酣畅痛快的，正如脱去冬装之后的春游，又如卸掉镣铐之后的舞蹈。
小说中的主人公李逸山，其原型就是李汝谦。李汝谦，字一山，山东济宁人，清末廪生，是1905年科举考试取缔之前最后的一期秀才。1907年，他作为官费生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1911年学成回国。李汝谦虽然短暂涉足仕途，但其一生的主要成就还是作为文化学者，在诗歌、书画、金石、收藏等领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23年，新郑出土的东周青铜器等一批文物在国际国内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李汝谦正参与了这批文物的整理，并出版了《新郑出土古器图志全编》。在动荡的年代，中国文物流失严重，而新郑文物却得以完整地保护，这不能不说与这批文物的及时整理并公之于众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些文物具体是怎样保护下来的，它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在写作《最后的秀才》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这批文物的最终命运，直到后来带着好奇向河南博物院相关方面打听，才知道这些文物经历了抗日战争，与故宫博物院的许多重要文物的命运一样，也是历经南下转移，最后有一部分到了台湾，另一部分由于国民党逃往台湾时太过仓促，留在了大陆。
写完《最后的秀才》，真实的李汝谦的一生经历与命运为我留下了许多疑问，这些疑问没有可查的资料，我只好靠想象了。想象当然不可能放在传记里面，趁我还没有从这个人物中走出来，我必须让李汝谦以李逸山的名义再活一回。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一部小说。
当然，既然是虚构，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保护文物这一件事上。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保护国宝的故事。
文物的命运与国运是连在一起的。《远去的背影》讲述的是关于几件国宝级青铜器的保护的故事，但我不想把笔墨仅仅停留在文物上面，我希望借此写出文物后面人的故事，写出在大动荡的年代里，围绕文物收藏与保护所展示出来的人性的故事。文物是冰冷的，文物自己不会说话，可文物后面的人是有温度的，这样文物便也有了人性的温度。青铜器，本身具有国之重器的象征意味，某种意义上，也象征了国运。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积弱积贫到浴火重生的伟大历程，至今，我们走到全世界的重要博物馆，都能看到从中国流失出去的国家宝藏、珍贵文物。而我相信，这些静躺在各大博物馆的中国文物，它们的背后恐怕都有一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我写出来的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我愿意用《远去的背影》向那些即便是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仍然能够以一己之力保护中华文明的炎黄子孙，致以深深的敬意。我希望用文字记下他们，哪怕是远去的背影。

苗福生，中国财经报社总编辑，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记者协会理事，北京写作学会副会长。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创作散文、评论、小说、新闻等作品数百万字，已出版有散文随笔集《坐看云起时》、长篇人物传记《最后的秀才:清末民初金石书画收藏家李汝谦传略》、新闻写作学术专著《以新闻的视角写财政财政新闻写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