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映照下的江南人物_熊月之著_9787545817799

本书为著名史学家熊月之对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视野下江南地区著名人士在近现代进程中的历史活动、生平业绩所做的专题研究。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根基，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对于江南文化的熔铸与升华。本书集中阐述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社会渊源与精神脉络，并通过近现代二十余位成长、生活在江南地区的名人事迹考述、思想解析，集中呈现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汇聚之下，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灵活等中国传统文化滋长出来的现代性因素，对于江南人物的影响，及其各具特色的历史行动与精神风范。

序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各时代、各领域含义有所不同。就范围而言，有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之分。所谓“大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时也包括长江上游部分地区；所谓“中江南”，主要指长江下游地区，包括江西一带；所谓“小江南”，主要指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及周边地区。今人所说江南，多指小江南。在学术界，李伯重、范金民、陈国灿等人对小江南范围的界定，使用比较广泛，即大体上相当于长江三角洲范围，包括明清时期南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府，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及清代雍正年间从苏州析出的太仓州，凡八府一州。这一地区亦称太湖流域，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

任何地域文化特点，都是其地自然禀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与历史传统的综合反映，都是在与其他地域文化比较中突显出来的。

江南文化是江南地区自然禀赋、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与历史传统的综合反映，是在与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比较中突显出来的。

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域、经济区域有联系又有区别。行政区域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历史上有江南道、江南省（清代曾设江南省，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江苏省、上海市和安徽省，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湖北省英山县、浙江省嵊泗列岛等地），其边界都很清晰。经济区域受自然禀赋与物产等因素限制，也有相对稳定的边界，尽管其边界不像行政区域那样明晰。相对而言，文化区域的边界则比较模糊些。由于不同时期江南范围不一样，所以，人们在文化意义上述及江南时，边界多比较朦胧。比如，东汉时，属于今浙江余姚地方的严光,上虞的王充，他们都不在今天所说的小江南范围，但今天人们总习惯于将他们归入江南人范围。与此相一致，近代蔡元培、鲁迅等绍兴人，人们也总是将其视为江南人。再如，现在的扬州，地域在江北，但历史上扬州属于江南道、江南省，其文化也与现在的太湖流域更一致，所以，人们习惯上也视扬州文化为江南文化，以苏扬即苏州、扬州并提。

研究区域文化，还必须考虑到流动中的人的因素。比如，白居易、苏东坡就籍贯而言，都不是狭义的江南人，但是，他们在江南有诸多活动、作品，讲文化江南少不了他们。清代陶澍、林则徐都不是江南人，但是，他们长期在江南为官，有很多重要建树，直接参与、影响了江南文化的发展。清代唐甄、魏源都不是江南人，但他们长期在江南一带生活，研究江南文化也少不了他们。按照小江南的定义，李渔是浙江兰溪人，属金华府，算不上江南人，但是，他长期在杭州、金陵一带生活，研究江南文化也不能忽略他。这些曾经在江南生活的官员、文人，即使离开了江南，江南文化在他们身上依然有所表现与影响。所以，江南文化的边界呈云雾状、网络状。这个网络以江南地域为核心，以在这一地域活动的人的流动为连线，向外扩展。

讨论生活在近代上海的江南人物，不能不述及近代上海与江南的关系，述及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联。

近代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可分三个不同的维度：其一从地域上说，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为局部与整体之关系；其二从空间性质上说，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上海以外的广大江南地区，是水乡与市镇，上海与江南的关系，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其三从相互关系上说，上海是江南经济、社会、文化中心、政治重镇与交通枢纽，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又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

在这种大框架下面讨论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联，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继承、集聚、扩散、融合、创新。

继承

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与苏州、杭州、湖州等地相比，也会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总体上说，是大同之下的小异，统属于江南文化。在文化地位上，苏州、杭州、南京等地高于上海。以上海与苏州而言，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亦为引领社会风气之中心。苏州物产丰盈，多富商大户，亦多合商儒为一体的上流阶层，著名文化人多。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文化方面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下面，仰视苏州。苏州书画出名，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苏州戏剧出色，上海人便争尚苏州戏。苏州细木家具好，上海人便竞相从苏州购置。苏州服饰、饮食，各类行为方式，都是上海人欣羡的对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最好的表彰语便是“小苏州”。民国时期学者研究上海话语素，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

集聚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城市。城市的集聚作用在上海表现得相当突出，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江南的人口、产业与资金，高度集聚到上海。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经过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跃升为江南地区首位城市，1860年代以后，其经济、文化地位已经超过了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19年，上海城市人口240万，杭州65万，苏州60万，南京40万，镇江26万，无锡15万，常州12.5万，湖州、嘉兴、松江都是10万，上海城市的人口，几乎相当于上述江南其他城市人口的总和。1935年，上海人口超过370万，为世界第五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远远超过江南其他城市人口的总和。这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无锡27万，镇江22万，常州13万，嘉兴、青浦、常熟各10万，松江、嘉定各7万。这些除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人口加起来是309万。换句话说，上海以外的这些江南城市人口总和，才是上海的3/4。

集聚到上海的那么多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

人才方面，活跃在上海的著名企业家、金融家，特别是文化人，主要是江南人。比如：企业家盛宣怀、虞洽卿、朱葆三、穆藕初、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王晓籁、陈光甫、张静江，文化人（包括作家、报人、出版家、教育家、画家等）更不胜枚举，诸如报人兼学者王韬、冯桂芬、沈毓桂、黄协埙、袁祖志、章太炎、包天笑、狄楚青、杜亚泉，出版家张元济、夏瑞芳、陆费逵、沈知方，作家鲁迅、茅盾、夏衍，教育家蔡元培、胡敦复、陈鹤琴，画家更多，任伯年、吴友如、吴昌硕、丰子恺等。

产业方面，近代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据统计，1912年以前，上海有华资企业48家，其他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有15家；1912年至1918年，上海新增94家华资企业，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3家；1918年至1923年，上海新增华资企业170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8家。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由此可见企业向上海集聚的趋势与比重。

至于资金的集聚，比较显而易见。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太平天国战事以后，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

扩散

上海与江南各地联系相当便捷。密布的水网，黄浦江、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沪宁、沪杭两条铁路，还有众多的公路，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人才、技术、资金，以及文化、风习，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企业而论，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也在无锡设厂，两地技术相通，人才互动。近代苏州最著名的苏纶纱厂管理者严裕棠，既在苏州办厂，也在上海办厂，在苏州有苏纶厂、苏纶二厂和织布厂，在上海有隆茂纱厂，还投资过常州民丰纱厂、戚墅堰通成毛纺厂。近代无锡首家纱厂业勤纱厂，其创办人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本来就是在上海办理纺织厂的。刘国钧在常州创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赵锦清在常州开设的锦纶二厂，其技术均与上海有关。

至于上海对江南各地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几如浓雾罩地，无处不在。从照相机、留声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西餐、电影、跳舞，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1919年，《申报》有文章评论，说是中国人群当中，上海人在吸收外来之新思想、湔除中国之旧污染方面，最为敏捷。“以人民之活动现象而言，惟上海之人士，其有创导之功能，而足为各省州县所效法也”。细察北京、杭州、武昌、济南等城市，从娱乐设施、城市建筑、报纸版式，到商店招牌、广告用语，随处都能看到效法上海的痕迹，“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也”[[[] 一之：《有创导之功能》，《申报》1919年6月23日，第14版。]]。

对于这类“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的社会现象，时人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词汇：“上海化”。1925年，《新上海》发表《内地的上海化》，对此有所描述：

上海好似近水楼台，世界的新潮流，总比内地先受一刻儿，因此上海便成了内地企慕倾向的目标，凡是上海有一件什么较为新奇的事，内地总要尤而效之，这就是新名词唤做上海化了。[[[] 含凉生：《内地的上海化》，《新上海》，1925年第6期。]]

时论认为，苏州、杭州、南京、无锡等地都是“上海化”严重的地方。苏州社会风气日趋淫荡，是“上海化”的结果。[[[] 雅谷：《上海化的苏州》，《小日报》，1928年8月28日。]]杭州西湖在改造方面，环湖修筑马路，通行汽车，均以上海为榜样，使得西湖边“格外像黄浦滩”，是将“西湖上海化”，“顿把西湖没在上海化的空气里”。[[[] 烟桥：《西湖的种种》，《西湖画报》1925 年第1期。]] 南京商家以廉价、贱卖、放尺、赠品、大减价为名，行推销货物之实，这是典型的“上海化”。[[[]《上海化之南京市面》，《晶报》，1932年10月22日。]]无锡因为在工业、交通商业、娱乐业、文化诸方面全面仿效上海，被人们干脆称为“小上海”。

融合

城市本是移民文化的熔炉，上海作为特大城市则是移民文化的特大熔炉。各种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会面、交流、融合。经过交流、融合以后而形成的上海城市文化，自然不等同于各地移民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创造出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即我们今天所称的海派文化。对于这种交流、融合，二十年代便有文章予以讨论：

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的木材煤炭，最会镕化人的。但瞧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到了上海不须一年，就会被上海的风俗习惯所镕化，化成了一个上海式的人，言与行二大条件，都会变成了上海式。至于一衣一履之微，那更不用说了。说也奇怪，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连碧眼虬髯的外国人，也容易上海化，他们远迢迢的到了上海，不多时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人。[[[] 沧海客：《上海观察谈》，《新上海》，1925年第1期。]]

对于这种交流与融合，留学法国、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曾觉之的论述尤其值得重视。1934年，他在文章中，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文化产生的角度，认为上海这一特殊的城市，将成为新文明的中心之一。他描述了上海不论美丑、不论好坏兼容并包的特点：上海破坏了中国的一切，吞噬了中国的一切，什么文化、道德、礼教、法律，在上海都不算事。上海是一座五花八门，无所不具的娱乐场，内地的人固受其诱惑，外国人士亦被其摄引，源源而来，甘心迷醉。“上海接受一切的罪恶，内地的土豪劣绅以此为藏身所，外国的光棍坏蛋以此为根据地，上海是万恶之渊薮，地狱的化身”[[[] 《上海的将来》，第六六则，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捐细滴、不让壤土的博大胸怀，上海才能成为“一座火力强烈无比的洪炉，投入其中，无有不化，即坚如金刚钻，经一度的鼓铸，亦不能不蒙上上海的彩色”。也正因为如此，上海才能成就其非凡的历史业绩：“将来的上海可以歌赞，因为上海将产生一种新的文明，吐放奇灿的花朵，不单全中国蒙其光辉，也许全世界沾其余泽，上海在不远的将来要为文明中心之一” [[[] 《上海的将来》，第六六则，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曾觉之辩证地认为：

上海亦接受一切的美善，也许这里所谓为美善的，不是平常的美善，因为平常所谓为美善的，都被上海改变了。上海自身要造出这些美善来，投到上海去的一切，经过上海的陶冶与精炼，化腐臭为神奇，人们称为罪恶的，不久将要被称为美善了。而且，美丑善恶又何常之有，这不过是事物的两面，美善可为丑恶，犹之丑恶可为美善，人若不信，试看将来！[[[] 《上海的将来》，第六六则，新中华杂志社，1934年。]]

曾觉之预言，异质文化经过会面、交流、交融，将会产生新的文化，而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化会面、交流、交融、化合的容受力与消化力。这种容受力与消化力的存在，便使得上海成为催生新文明的“洪炉”。

曾觉之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国家与种族界限逐渐淡薄、全人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亦即今人所说的全球化趋势，认为上海城市的这种无所不容的独特性，看似离奇，恰恰成了孕育新文明的温床。

创新

城市人口规模越大，人们互动、交流机会便越多，创造与创新也越多。产业、人口、资金高度集聚，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必然刺激分工细密、技术创新与产品卓越。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率，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 按照美国科学家杰弗里.韦斯特（Jeoffrey West）的研究，大体上呈1.15幂数，即人口每增长10倍，创新能力即增长10的1.15次方。见杰弗里.韦斯特著、张培译：《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363页。]]。这是大城市较小城市特别能创新的社会原因。城市人口异质程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越大，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高，创新速率越大。近代上海不光是中国特大城市，还是人口异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这两个特点，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创新能力特强。

上海创新方面可以举出很多生动的例证。商务印书馆能够长期执中国出版业之牛耳，很重要一点就是不断创新，出版内容与时俱进，印刷设备持续翻新，管理制度不断革新。荣家企业能够繁荣发达，关键也在于创新。荣宗敬曾将其企业发达的秘诀归之于设备力求更新。一些从事生产替代进口出品的民族企业，持续不断地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以改进国货生产。20、30年代时，江海关曾对上海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中有146家工厂拥有从国外进口的机器，还有8家工厂置备了由上海仿制的中外机器设备，只有39家工厂仍只采用中国的旧式设备。与外埠相比，上海企业的设备往往较新也较先进。争优创新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汰。1912年至1927年，上海新开设的工厂企业至少有1194家，但到1927年底，实在开工的只有795家，仅占这15年间新开工厂数的66.6%。也就是说，这些新开设的工厂，至少已有三分之一已经在激烈的竞争中停工、歇业。[[[] 《民国三十五年上海市年鉴》，第M1-2。参见张忠民：《经济历史成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穆藕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由一介书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棉纺织业巨子，很关键一点，在于他创新，他将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引进企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作为近代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陈光甫的成功之道也在于创新。他在1915年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特别注重吸收不为其他银行所重视的小额存款。结果，从区区7、8万元资本、人员仅7人的规模起家，不数年间就声誉鹊起，到1935年已成为拥有500万元资本、40多家分支行的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近代上海优秀企业得益于创新，文艺方面（绘画、戏曲、音乐等）、饮食方面、服饰方面无不如此。任伯年、吴昌硕等海上画派之所以获得成功，海派京剧之所以风靡全国，越剧之所以是在上海而不是嵊县唱红的，上海电影之所以称雄域中，一品香、杏花楼、功德林、红房子等各种中西菜肴之所以饮誉海内，海派旗袍、培罗蒙西装之所以长盛不衰，都在于其市场定位准确、品质优越、服务周到，都在于善于创新。

近代上海在思想方面的创新，很突出一点是将爱乡观念升华为爱国主义。

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福建人经营的茶叶、木材大多来自福建，山东人经营的豆饼主要来自山东。虞洽卿发起组织的宁绍轮船公司与三北轮船公司，主要是经营宁波与上海之间的运输业务。上海很多企业优先录用本乡人。广东中山人开办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其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广东，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荣家企业，不光是管理人员，普通员工亦多为无锡人。湖南籍的聂缉椝、聂云台父子主持的恒丰纱厂，员工多为湖南人。安徽籍的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在上海办的阜丰面粉厂，员工多为安徽人。这类情况在上海极为普遍。这使得上海的市场，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市，各占一摊，各销其货，各营其业。这也使得上海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使得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关，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极易将爱乡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近代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己事，在赈灾活动、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马当先。上海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公共空间、报纸、电台，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当其他地方发生了事情以后，上海起来就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比如说最著名的抗日歌曲、剧目，如《大刀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大多是在上海产生，而不是在东北产生的，原因就是上海当时是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早在1930年，徐国桢已经清晰地论述过“上海社会确有一种领导其他各地社会的潜势力”的社会根源。[[[]徐国桢：《上海生活》，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第27-28页。]]

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对于上海人爱国主义情感的产生，具有特别的刺激作用。一方面，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主导的租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中国人集聚的华界落后，逼仄，肮脏，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化，刺激中国人见贤思齐的爱国情感。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即由此兴起。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内，四大公园（外滩公园、法国公园、虹口公园与兆丰公园）在1928年以前都禁止华人入内。日常生活中，华人备受歧视。比如，马车在道路上行驶，租界明确规定华人车辆不能从后面超越前面的西洋人马车。租界华人长时期只有纳税义务，没有参政权。诸如此类，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另一方面，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7年的八一三两次日本侵沪战争，直接轰炸、破坏的都主要是华界地区，而租界则基本完好。华界与租界，没有天然屏障，只是一路之隔、一河之隔。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轰炸、屠杀，就发生国人眼皮底下，近在咫尺。这种被辱、挨打、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是任何远距离的纸质、广播宣传都无法比拟的。

近代上海人所体现的独立、自由、务实、自强、法治、爱国等特点，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集聚、融合、创新，使得海派文化显得更为突出、耀眼，更具近代特性。所以，我们可以说，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以江南人口为主体，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包括岭南文化、八闽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国文化前进方向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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