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企业家精神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本书的核心思想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而非套利）企业家群体；创新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有赖于一系列体制、政策和观念的变化。
人类的历史有250万年，智人的历史也有20万年。但无论以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衡量，还是从个体消费选择多样性看，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只有250年的历史。就中国而言，真正显著的经济增长，只是过去40年的事情。
经济增长在今天被视为常态，但250年前，经济不增长是常态。在进入文明史的数千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要说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之间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数代人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18世纪普通英国人的生活并不比罗马帝国时代好，20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比唐宋时期好。
经济增长为什么在过去250年间突然出现？为什么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为什么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的高速增长？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这不仅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个普通人关心的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接受了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市场经济的真正英雄。
遗憾的是，虽然熊彼特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至今没有把企业家精神放在中心地位。在主流经济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当作外生变量，强调的是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事实上，无论技术进步，还是资本积累，都是企业家精神的函数。是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从而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提供了机会，而不是相反。新古典增长理论只关注投资多少，以为只要投资，就可以带来增长，不关注谁投资，误导了政府政策。历史证明，谁投资比投资多少更重要，企业家投资与政府投资的效果完全不同。
近年流行起来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对增长的重要性，并试图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进步。但由于忽略了企业家精神，把技术进步当作研发投资的结果和外溢效应，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无法真正理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家行为。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结为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从而把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当作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不仅扭曲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源泉的理解，而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消费本来是生产的目的，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里，消费变成了保增长的手段。投资本来是为了未来的增长和消费，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投资是为了增加当年的总需求，结果是导致大量的反生产性投资，埋下经济危机的种子。贸易本来是推进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的利用，从而扩大市场规模和合作范围，但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才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就为反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误读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把经济增长理解为GDP量的变化。其实真正的经济增长，不是表现在GDP增长率是3%还是5%，而是表现在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表现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不断变化。按照现在零售业的存货统计口径，250年前，人类生产和消费的产品种类大概只有102到103种，也就是100种到1 000种之间，今天则是108到1010种，即1亿到100亿种之间。而且，据说全世界每年还有24万种新产品进入市场。亚马逊网站销售的商品已达5.62亿种（2018年1月统计）。
人类在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与相继出现的三次工业革命相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到1840年，其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应用、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有石油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信息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
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企业家创业、创新的产物。每一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的出现，都是企业家所为。尽管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科学家和发明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新的技术和产品才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惠及普通大众。这一点，在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也不会改变。
大约10年前，我提出了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这一模式将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与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技术进步、专业化分工和市场规模相互作用的理论联系起来，把企业家精神置于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我认为，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式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范围内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历史，比现有的其他增长理论更符合事实，更有解释力，也更有预测力。
进一步，我将企业家职能分为套利和创新两个方面。所谓套利，就是给定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发现和利用市场中的不均衡赚钱。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总是处于均衡状态，因而没有任何可供企业家套利的机会。事实上，由于人类知识的限制，资源配置总是处于非帕累托最优状态。企业家靠他的警觉性发现市场不均衡，利用不均衡进行套利。所谓创新，就是打破现有的均衡，创造新的潜在均衡，其方式包括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产方式，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供应、新的市场，或是改变生产的组织形式。
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企业家的两种职能相互交替不断推进的过程。套利活动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创新又为其他企业家提供了新的套利机会。当然，在现实中，企业家的套利活动和创新活动同时存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些企业家在套利，有些企业家在创新。并且，纯粹的套利活动或纯粹的创新活动都很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大部分套利活动需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创新才能成功。
企业家的套利和创新，对应的是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即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但仔细看，这是有问题的。如果市场仅仅是使得给定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不是创造出新的技术，经济增长不会持续，因为在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时，我们改进它，会带来财富的增长，但一旦达到最优配置，经济就进入了循环流转，就没有增长潜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源泉来自创新导致的技术进步。创新不仅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也创造出新的资源。推动技术进步，是市场最重要的功能。
用上述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大致来讲，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套利型企业家推动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精神被抑制，价格信号扭曲，人们没有创业的自主性，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实际生产远离生产可行性边界。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时期，几乎所有市场都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套利空间无处不在，而且有太多闲置的资源，无论是劳动、土地还是资本，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给点钱就有人干活，生产什么都赚钱。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企业家套利发生，经济就能增长。
对外开放使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一体化，也带来了新的不均衡和巨大的套利机会。这是因为，在西方已经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利用，拿到中国就可以赚钱。这种巨大的套利空间不仅吸引了中国企业家从事跨国经济活动，而且吸引了外国企业家来中国投资。中国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靠套利起家，外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也是为了套利，包括产品市场上的套利和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套利。中国便宜的东西在他国可能很贵，他国便宜的东西在中国可能很贵，企业家把第一类产品从中国出口到他国，把第二类产品从他国进口到中国，就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有人说，中国用了40年的时间走了西方200年的道路，说明中国模式是全世界最好的。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西方二三百年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正是西方过去二三百年创造的技术、产品、思想、管理方法，为我们这种赶超式的发展、超常规的增长提供了可能。模仿总是比创新容易。别人在前面修路，我们在后面跟着走，我们走的速度快，一点也不奇怪。西方的发达技术和创新产品，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极低的劳动力成本，给中外企业家群体提供了大量的套利空间，这正是中国过去40多年高速增长的原因。当然，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之所以能被中国所利用，是因为中国走了一条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改革道路。
但是，在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后，由于以下原因，中国经济的套利空间已经大幅度缩小。这是过去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在大众消费品领域，可以模仿、可以引进的几乎全部引进了，大部分产业处于产能过剩状态。当然，国外很多先进技术我们仍然没有用上，但剩下的套利机会利用起来并不容易，本身需要一些复杂的知识和技术的积累，需要自身有足够的创新能力。第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步丧失，没有办法跟东南亚那些国家相比，也没有办法跟印度、孟加拉国、越南、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比。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大大缩小了。第三，过去快速发展造成的对环境的欠账需要弥补，也使得制造业总成本上升。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现在只比美国低5%，加上美国在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中国的成本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大量外资企业撤离中国与制造业成本的上升有很大关系。第四，像印度、巴西、越南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在进行改革开放，发达国家又以新的技术革命开始回归制造业。
在套利空间越来越小、市场趋于均衡的情况下，靠套利很难赚钱，也很难维持原来的增长速度。中国未来的增长靠什么？只能靠创新。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从配置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企业家转向创新型企业家。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因为创新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创新和套利的差别就像修路和走路的区别一样。从全世界来看，靠创新支持的增长达到3%就非常了不起了。如果中国企业家的创新潜力得到有效释放，考虑到中国经济仍有一些套利空间，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仍有可能保持比发达国家高的增长速度。但如果不能迅速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出现一个断崖式下跌，中国将彻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完成从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到创新驱动的增长的转变，除了企业家自身素质的提升，也需要中国整体体制和制度的大幅度改进。
这是因为，与套利相比，创新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事业。不确定性与风险不同，它是没有概率分布、不可预测的。一项创新是否能够成功，事先没有办法计算，不仅因为这项创新在技术上的可行性难以预测，而且因为该项创新的价值依赖于后续的一系列其他创新是否出现。甚至，还要克服政府监管体制和传统势力对创新的阻碍。相比之下，套利面临的更像可用概率计算式风险。
第二，创新的周期比套利长得多。套利是短线投资，可以在几个月、几个星期，甚至几秒（如资本市场上的套利）内完成，创新是长线投资，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见效。创新和发明很不一样，拿到专利，就是一项发明，创新是要让新产品和新技术变得有商业价值。从拿到专利到实现商业价值，要克服一系列障碍，要改进功能，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一直到市场可以接受。很多公司并不是死在发明过程中，而是死在拿到发明后实现商业化的过程中。
创新的高不确定性和长周期，意味着创新的利润曲线很不同于套利的利润曲线。套利的利润一开始很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竞争越来越激烈，赚钱就越来越少，最后市场趋于均衡，就无钱可赚了。创新是一开始亏钱，只有到一定时间才收支平衡，然后赚钱越来越多，但到一定点，模仿者就会跟进，利润开始下降，最后趋于零。
由于创新不仅投资巨大，而且回报周期很长，是一项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当企业家和投资者具有长远考虑和相对稳定的预期时，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从事创新投资。因此，创新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远大于套利对自由、产权保护和法治的敏感度。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如果私有财产（包括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企业家不大可能有积极性创新。整体上讲，中国目前的体制适合套利，不大适合创新，尤其不适合颠覆性创新。中国只有逐渐创造出适合创新的制度生态，才能激励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这是下一步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制度生态，除了产权保护和法治，还有必要清除一些具体的法律和政策给创新设置的障碍，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企业家创新的潜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特别是，中国必须在金融体制、政府监管、反垄断法、产业政策、国有企业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重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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