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第10卷）》讲述了美术史的编写过程，也是对史料重新研究的过程。尽管存在时间和学术水平的限制，但我们力求对新问题有所发现，使我们的认识逐渐接近中国美术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所创造地向读者作出交代，交代自己所掌握的史的规律性，是通过哪些有代表性的现象体现出来的。如果读者能对我们的认识成果提出认真的批评，使我们的认识有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有可能创造条件使我们的劳动成果与我们的期待更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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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后记

    在美术鉴藏和著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体与创作实践相当。
    综观这一时期的宫廷和官方美术，规模大、气派大，富丽堂皇、严谨精湛是其共通的特色，但由此也导致了繁琐堆砌的庸俗作风，至乾隆朝更变本加厉，结果反而造成了审美价值的贬值，预兆了嘉庆以降宫廷美术式微的大势所趋。
    在宫廷和官方美术蒸蒸日上的同时，在野文人和民间美术也欣欣向荣，般配了市民文化思潮的高涨和新兴商人雅玩好尚的社会需求，朝着非官方、非正统要求的方向潜变。
    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高压与怀柔和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引起了文人书画家与职业书画家的分化。一部分人进入宫廷，成为绍述正统派或馆阁体书画的御用供奉；另一部分人则因仕途坎坷，遂步人民间，走向市场，于是加速了在明代已出现的文人书画家职业化或职业书画家文人化。尤其是扬州及其附近地区，成为鬻艺为生的文人书画家和职业书画家的活动中心和集散地。他们愤世嫉俗的个性宣泄及其在市场供求关系制约中的自我调整，或多或少地接受了世俗的审美观念，引起传统雅俗观的变易，特别在写意花鸟和人物画方面，以“扬州八怪”为代表，发展了清初个性派的艺术作风并提高了主体性、现实性和世俗性的有机表达能力。朴学的兴起，金石碑版的大量出土，导致了在审美类型上与帖学和馆阁体书风迥然异趣的碑学书法异军突起，继承清初奇崛派书风，更发展了古朴沉雄、恣肆狂放的格调；北魏书、隶书、篆书的成就凌跨数代，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行草书的发展，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清代书道中兴的标志。与碑学的兴起同步，在篆刻艺术方面也出现了各有创造的浙派和皖派，方圆异趣而同工，并臻极致。
    在建筑方面，私家园林和商业会馆的隆兴最为引人注目。前者清隽雅淡，更多地反映了文人的情趣；后者集联谊与谢神于一体，同时也作为应时即景的公共活动场所，更多地反映了商贾和市民的功利及审美需求。与此同时，受等级制度的规限，作为建筑组群平面布局的仪卫性雕塑让位于作为建筑个体立面构成的装饰性雕饰，题材以戏文人物为主，作风精巧清新，在戏文小说遭受禁毁的文化禁锢政策下，从另一个侧面体认了市民文艺的戏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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