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第9卷)》讲述了美术史的编写过程,也是对史料重新研究的过程。尽管存在时间和学术水平的限制,但我们力求对新问题有所发现,使我们的认识逐渐接近中国美术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所创造地向读者作出交代,交代自己所掌握的史的规律性,是通过哪些有代表性的现象体现出来的。如果读者能对我们的认识成果提出认真的批评,使我们的认识有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有可能创造条件使我们的劳动成果与我们的期待更相接近。
另一方面,王绂一生颠沛各地,足履遍及大江南北:他曾北经江淮,浮黄河,逾太行,出雁门,过五台,定居塞北二十寒暑;后又溯江西上,登庐山,渡三峡,经重庆而至成都,并多次游览杭州、扬州等地,饱览名山大川。为此,他的有些山水作品能够出于对自然真景的感受,表现出磅礴壮阔的气象和丰富的景物内容。比如他的《湖山书堂图》卷(藏故宫博物院),峰峦起伏,江河空阔,林木翳然,村舍掩映,田父村樵出没,一派江南水乡的自然风光,平淡而真切。又如《江山渔乐图》卷(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用大量笔墨绘写江村渔民捕鱼、休憩、聚饮等活动情景,具有朴质的村野生活气息。
明代初年,尽管王绂个人际遇十分不幸,但整体而言,社会已趋于稳定。朝廷恢复了科举制度,士人通过考试或荐举进入仕途的道路畅通,文人的社会地位较之元代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又为社会罩上了一层安乐升平的气氛。王绂中晚年虽身居朝堂,却心怀泉石之志,热衷于写隐逸山水,但是即使在这类山水画里,流露的情绪也不同于元人之冷寂和虚空,而是更多地赋予恬静安逸的情调。他的山水画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元人山水的内容意涵,把视角扩大到表现文人的世俗生活方面,诸如书斋读书、文人雅集、送别、纪游等等。虽然元末画家也偶有此类作品,但在意境的渲染和情绪的抒发上,与王绂有着不同的蕴义。王绂传世的《山亭文会图》轴、《京城送别图》轴、《勘书图》(均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秋林书舍图》轴(藏美国克里富兰美术馆)、《隐居图》轴(藏故宫博物院)等,都是文人悠闲恬淡生活和交酬活动的写照。这一类内容在与王绂同时或稍后的画家赵原、马琬、谢缙、杜琼等人的作品里也时有出现。山水画从元代以隐逸为主,至明初转而出现反映文人世俗生活的旨趣,这不能简单地看作题材的扩大,而是预示着山水画将发生重大嬗变。离尘出世的隐逸山水表达了失意文人对现实的抵制与绝望;书斋、游怡和雅集的山水,则更多体现出文人对现实的肯定和希冀。这种创作观和艺术情趣的转变,对于尔后吴门画派的艺术产生着重要的启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