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第8卷）》讲述了美术史的编写过程，也是对史料重新研究的过程。尽管存在时间和学术水平的限制，但我们力求对新问题有所发现，使我们的认识逐渐接近中国美术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所创造地向读者作出交代，交代自己所掌握的史的规律性，是通过哪些有代表性的现象体现出来的。如果读者能对我们的认识成果提出认真的批评，使我们的认识有进一步的发展，那就有可能创造条件使我们的劳动成果与我们的期待更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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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命行台御史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遗逸”，赵孟頫就是这次搜访到的“遗逸”之一。他于第二年春来到大都，开始了他在新朝的仕宦生涯。
    在这之前，吏部尚书夹谷之奇曾推举过他，但遭拒绝。这一次之所以出仕，据陆心源《宋史翼·赵若恢传》讲：“时元主方求索赵氏之贤者，子昂转入天台山依杨氏，为元所获。”赵孟烦的出仕可能带有某种程度的被迫性质，但也不能排除其主观思想转变的因素。此时距南宋灭亡已十多年，元朝政权已趋稳固，正值壮年的赵孟頫，同大多数深受儒家济世务实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一样，总是想有所作为的，而在当时要实现这一抱负，就必须走出仕的道路。正像他在《送吴幼卿南还序》中所说的：“士少学之于家，盖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
    蒙古统治者之所以选中赵孟烦，元仁宗讲了七条理由：帝王苗裔一也；状貌昳丽二也；博学多闻知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词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松雪斋文集》附录《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兼修国史赵公行状》）。七条中最重要的是学识，但这些学识却难以得到发挥。因为蒙古统治者起用汉人儒生的目的，不过是作为缓和民族矛盾和巩固帝国统治的一种绥靖政策，他们对汉人的取用仅仅是一种文化上的笼络，而不是政治上的信任。在政治上，蒙古贵族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汉人的防范和制约，对赵孟頫亦不会例外。赵孟烦始任兵部郎中（从五品），后调任集贤直学士（正五品），不久又调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从四品）、汾州知州、江浙行省儒学提举、泰州尹（正四品）等职。元仁宗时，升集贤侍讲学士（从二品），后进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荣际五朝（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名满四海，在政治上似乎相当显赫，然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始终受到元朝统治集团中某些人的猜忌，所任多是闲职，即所谓“文学侍从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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