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_何伟亚（James，L.，Hevia）著，邓常春译_9787520147620

1793年，由英国王室派遣，东印度公司资助，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访华使团抵达中国，目的是觐见清廷的统治者乾隆皇帝。此即清王朝和海上霸主大不列颠这两个欧亚帝国在18世纪晚期的初次正式接触。本书从历史角度审视了两大帝国的这次具有象征意义的会面。作者摒弃了传统针对此类问题的欧洲中心观，代之以一种对称性的叙述，通过详细考察中英礼仪冲突的表象和实质，旨在打破文化中心论及现代性宏大叙述对历史研究的垄断。

《怀柔远人》一书中译本的出版，是特别难得的荣耀和殊遇。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选择翻译该书，使我感到很荣幸。而且，我很乐意借此机会就这本书向中国读者略做说明。这本书由20多年以前开始的一项研究发展而来，它体现了一种原初的努力，旨在重新审视19世纪中国与西方冲突与合作之性质。从其初始阶段起，这项研究就受到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之内和之外的许多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有力影响。

正如在本书导言中所谈到的，在中国研究这一领域之内，对以前有关19世纪中国的诠释构成主要挑战的是柯文（Paul Cohen）讨论过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新史观；其结果，突出在现代化研究中心那个停滞不前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晚期中华帝国被一个充满变革的中国所取代。而且，其中的一些研究表明，是该重新评估长久以来一直得到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强调的那个汉化的清王朝模式的时候了。然而有趣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并没有对中华帝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这可真不妙，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本身质疑了这样的观念，即中国文化是在遥远的往昔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和信仰；并由此开启了一种可能，即对被费正清构建进其关于中国对外关系之朝贡模式的许多假定特别是确认中国的对外关系只是中国一成不变的文化态度在外部关系上的投射进行再分析。

与中国研究领域之内的这些进展差不多同时，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史学研究也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在这方面，爱德华?萨义德的著作是最明显而适宜的例子；同时也还有许多其他人的研究，这些研究多建立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这些分析也从欧洲研究的进展中汲取了灵感，如福柯（Foucault）关于现代性的史学研究、经由雷蒙德?威廉斯对经济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观念而实现的文化观念的改写和重构，以及日见增多的关注殖民地世界对欧洲帝国主义中心之多方面影响的史学论著。除此之外，当代人类学对有关非西方社会中的礼仪那种社会科学式的诠释已产生许多理论上的挑战。既然费正清的朝贡体系正建立在这些早期理论中的一种，即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之上，那么，根据这些新兴的批判性分析来重新审视朝贡体系模式就应该是很重要的。这些发展都对《怀柔远人》产生了影响，它们与清史研究的相关性在本书的各部分中均有所探讨。

我把自己的目标确定为构建一种对马嘎尔尼使团的对称性叙述，这样的叙述将不偏重清廷或英国任何一方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在此过程中，这样的叙述将有助于打破类似传统对现代、中国对西方、或中国孤立主义对西方世界主义这样过分简单的两分法。构建一种对称的叙述还意味着探究其他有关礼仪程序的争议性冲突例子（譬如清宫廷与西藏喇嘛），并指出正是19世纪英国人马嘎尔尼使团的评价和清代以后的中国及欧美学者的史学论著制约了我们对使团的认识。

作为一种该组织陈述的原则，对称性特别体现在我把陈述分开以便彰显其差异的决定。基于以下几个理由，这样做很重要：第一，历史学家已经运用英国人对于事件的叙述来限定整个遣使过程中什么是重要的；第二，前此的研究把清廷方面的资料当做中国孤立主义和错误优越感（中国中心主义）的例证；第三，英国使团已经被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学家制造成西方现代性的代表。因此，要做到对称实际上意味着把一种修正过的对清帝国礼仪的理解带入对外关系领域，同时也重新评价在英国记载中找到的事实，并质疑它们在当时整个事件中到底有多么重要。（譬如，英国的记载和后来西方关于这一使团的史著都非常注重马嘎尔尼对磕头要求的拒绝，而清廷的记载却不然。相反，他们似乎更加关心英国礼物的性质以及英国人赋予这些礼物的意义。）

为了实现这种侧重点的转移，我分析了乔治三世和乾隆皇帝的信函，后者对那些旨在强调中国孤立主义的人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象征性的偶像。我也坚持把使团视为两个扩张帝国之间政治的而非文化的遭遇；考察一个满汉混杂的而非纯粹华夏的帝国的关注所在；探究清廷与英国不同主权观念的竞争；重新审视这次遭遇中仪式在双方的地位和作用。就英国方面而言，这意味着承认马嘎尔尼的关注不止于磕头，而英国派遣这一使团本兼有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双重目的。

在讨论礼仪的社会科学诠释时，我批评了那种把礼仪与被认为更实质的议题如政治或商业分离开来、并用功能主义的术语方式进行诠释（即作为既存社会秩序或政治秩序的象征性再现或这类秩序的合法化）的倾向，并质疑那种要么把礼仪视为严格死板的规则，要么反过来把礼仪视为独裁领袖精明的操纵技巧的类型性描述。这样的诠释不但忽略了清帝国礼仪在宗教、宇宙和形而上学方面的因素，而且极为过分地简化了清朝皇帝与其他统治者的关系。

本书也探讨了关于这次使团的既存史学论著。从这些讨论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使团访华的整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争执和迷惑并不是跨文化的误解。我质疑这种诠释的原因有二：第一，批评以文化为中心的观念，即把文化视为一种潜藏在行为之下的信仰或价值观的本质部分；第二，提请注意文化主义的诠释在分析国际争端或冲突时的影响。通过把冲突说得似乎不可避免、跨文化误解这一说法不但试图原谅欧洲人在19世纪对中国的侵略性军事活动（由此就使为帝国主义辩护成为可能），而且从历史理解的角度来看，它也使得对诸如马嘎尔尼使团、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这样的事件做出区分变得困难。

其次的批评是关于20世纪的历史学家对待马嘎尔尼使团、尤其是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产品这一议题的方式。从马嘎尔尼所携物品的有用性不言自明（它们被设定为最新型的科学设备）这一假定出发，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把乾隆皇帝的回应诠释为中国孤立于真实世界的一个主要实例，有些人甚至进而认为中国由此错失了一次现代化的机会。我的感觉是清廷所拒绝的乃是蕴含在马嘎尔尼描述礼物时所赋予其的优越性。

这里扼要叙述的关于侧重点和诠释的差异也涉及方法和理论上的议题，它们经常迷失在那些凝注于现代化和现代民族国家之完整性的学者的争论之中。其中之一是贯穿于历史研究中长期聚讼不休的社会科学关怀与人文科学关怀的对立。在社会科学中，抽象的模式提供框架，以对各种被时间和空间隔离开的事物做出普遍的概括，而现象通常作为数据被编织入这些模式之中。与此相对照的是，以人文科学为导向的历史学则倾向于把现象看作独特的事例，历史诠释包括对这些事例特别之处的解说，并可能但并非必然会引向概括性的结论。我本人处理礼仪的取向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中人文学科取向对立于社会科学取向的例子。

第二个议题与历史的宏大叙述、尤其是现代性的宏大叙述有关，在此要探讨的不仅是建构何种叙述或需要哪些因素才能把叙述建构起来，而且包括这样的叙述是否可能。到今天，现代时期的宏大叙述，亦即物质的进步和/或政治与个人自由的进步意味着从传统的幻觉走向现代的启蒙，已经在传统与现代性之全面对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通过区分传统与现代，现代性的诸多积极面相乃产生于将传统预设为刻板和错误的。最经常的结果就是西方及其启蒙价值观必胜的历史。认识到这一点是一回事，提出改变的选择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对进步主题的史学挑战至少应包括将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世界按照与必胜的现代性及支持它的社会科学理论不同的方式纳入思考之中。它还包括确认要关注现代的紧张、矛盾和失败方面，同时也在关注其有益的方方面面。我的作品就是置于各个帝国在东亚的冲突这一语境之中来完成这些任务的一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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