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美学考论_王燚著_9787520351362

　　《西周礼乐美学考论》是研究西周礼乐美学的力作。作者认为，创制于我国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既是美学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文化问题，它的多元兼容为重新认识中国美学提供了难得的个案。西周礼乐美学是一种以“尚文”为中心、以德性为内在基础、以札乐体系为显现方式的审美化的理性秩序。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学，需要从体制、德性、礼仪、乐舞、物态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揭示周人如何在彬彬有礼与洋洋颂声中构建王朝的政治秩序与伦理规范，从而确证一个风雅的、郁郁乎文的西周时代。

　　现代形态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以魏晋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段：一是20世纪前半期，自王国维至宗白华等人，一般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历史的后半段；二是20世纪60-80年代，先秦两汉美学研究得到了巨大补充。宗白华在1963年讲：“过去对于美学史的研究，往往就从这个时代（魏晋）开始，而对于先秦和汉代的美学几乎很少接触。”①在他看来，“中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到汉代，这一漫长的时间内，的确存在过丰富的美学思想，这些美学思想有着不同于六朝以后的特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从六朝再往上推，以弥补美学史研究中这一段重要的空白”②。60年代初宗白华对于《易经》《考工记》的研究，以及对先秦两汉艺术“错彩镂金”的论断，是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新时期以来，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先后问世，不仅对宗白华所讲的美学上古史“空白”进行有效的补充，而且使中国美学史获得了通史形态。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工作的主要成就在史前和春秋战国时期，而夹在史前和春秋之间的夏商西周、夹在战国和魏晋之间的两汉，对于中国美学史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有效阐述。21世纪以来，陈望衡、张法、朱志荣诸先生，包括我本人，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但总体而言还远远不够。
　　单就夏商西周而言，这是中国从早期聚落文明向王朝政治转变的重大时代，也是美学的器物史研究向文字史递变的重大时代。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进，这些王朝原本模糊的面目逐步清晰起来。但是就美学史研究而言，前期的准备仍不够充分。例如，夏代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展现它必要的清晰度。商代有大量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出土，但两者如何在美学层面形成互证仍是难题。1981年，李泽厚先生针对殷商青铜器曾提出一个“狞厉之美”，这也不过是一个风格学意义上的现代臆断，并没有形成对美学历史的深度认识。
　　与此相比较，西周就不一样。首先，在正史中，这一时代的帝王世系是清楚的，我们可以借此理出一个清晰的编年线索；其次，这一时代的青铜器多有大段的铭文注明其用途和属性，这有助于使器物美学研究避免停滞于审美鉴赏的表层，而真正获得深度的意义把握；最后，除青铜器铭文外，传世文献开始大量涉及这一时代，如《诗经》中的西周诗歌，《左传》《国语》《尚书》对西周哲学、政治、文化、艺术等的追述，再加上《周礼》等只能让人有限度信任的史料，均使这一时代空前饱满。尤其作为这一时代标志的周公制礼作乐问题，本身就是美学问题，这不但为理解当时的美学精神提供了一个可以抓住的灵魂，而且为它的展开提供了主导性框架。
　　正因为此，2009年，当王焱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专业博士并立志做中国美学史研究时，围绕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们形成了基本共识，即做西周礼乐美学研究。若有余力，可以以西周为中介点，做必要的前展和后延。经过三年努力，他以此为题写出了博士学位论文并顺利毕业，翌年则在此基础上顺利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现在行将出版的这本书，就是他十年来劳作成果的一个总结。
　　这本书的出版，我认为意义是重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有助于缓解美学的历史认知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尖锐矛盾。自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美学史研究无疑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这些成就主要集中于中国历史的动荡时期，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明朝中晚期。这极易给人一种印象，即在传统中国，美学的发展与王朝治乱的递变不但缺乏同步性，而且遵循了一个相反的逻辑，即社会越动乱，美学越繁荣。在这种背景下，一种传统历史认知和现代价值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就显现出来，即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末世往往被看作现代意义上的美学盛世。像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几乎无一不认为这是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末世，是美和艺术走向终结的时代，但今人则无一不将其视为中国美学的第一个高峰。我想，在古今之间，之所以出现如此巨大的认知差异，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历史本身，而在于我们的美学史观出了问题。王焱的这本著作有助于修正目前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这种偏差，使其在中国历史的治乱之间维持必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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