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念史稿（卷三）：中世纪晚期（修订版）（全新中译本）_[美]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著，段保良译_9787567581029

《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
第三卷《中世纪晚期》深入挖掘中世纪后期上演的一场“文明的分裂”——对神圣帝国的热望逐渐消退，越与内在、教会与政治、神性与人性、信仰与理性开始分道扬镳。
中世纪晚期的思想家都已经带有现代面目，他们无不诉诸个人权和智识分析，以求理解作为一种权理想的神圣帝国的消失。
与中世纪世界观在理论上的解体对应，西方宪政传统在政治实践领域开始形成，随之而来的是代表机构的存在与公共意识的增长之间的分歧。

英文版编者导言（节选）
沃尔什（David Walsh）

［1］沃格林对中世纪盛期的研究，无疑是他浩瀚的历史著述的瑰宝之一。这卷作品必将证明，沃格林对其《观念史》出版价值的判断是不正确的。沃格林曾经认为，他的《观念史》是带有不可消除之缺陷的建构，事实却远非如此，这部作品如今是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学术成就之一推出的。沃格林的考察，一开始是打算取代萨拜因（George Sabine）的权威性论述《政治学说史》，1937年以来，这部作品已修订过，却没有被淘汰掉。这个初衷如今有望实现。自萨拜因的作品发表后，政治理论家们已失去单枪匹马去做浩大历史叙述的勇气和兴趣，因此沃格林这部不朽巨著迟来的面世，是这门学科的一个里程碑。即便不熟悉他后期著作的人也会承认，它是这个领域的巨人之作。
沃格林曾极度超然地把这一耗时十余年的劳动成果弃置不顾，认为它是理论性误解的产物，或许没有什么较此更能显出他的造诣了。在差不多完成了对政治观念史的浩大考察后，他开始意识到，这部作品相当于对实在的一种意识形态化扭曲。他解释说：“没有观念，除非有直接经验的符号。”沃格林已发现，采用传统的研究法，致使他在讲述［2］政治观念史时，就仿佛它是个自足的存在，从其自身的角度就完全可以理解似的。他的作品示范了把关于政治的观念与其政治史背景相联系的研究法，此方法后来成为这门学科的一个标准。但沃格林认为这还不够。无论政治史还是政治观念都不是凭其自身而存在。它们要有意义，必须参照一个更广阔的文明语境，在这个文明语境中，秩序的根本概念以及人在整个实在秩序中的位置的根本概念获得表达。但这种定序概念(ordering conceptions)又依托什么呢？它们最终产生于人类生存的鲜活动态，就是在直接触及经验的道德和精神秩序的力量驱动下运动的动态。正是就秩序的这种动力之源而言，道德的或政治的秩序的观念具有共鸣。观念背后的经验一旦改变，它们就不会再在人类生活中发挥任何权威性的力量。
当代政治理论家很少获得这个洞见，正是这一缺失，使他们的历史研究给人以不够尽善尽美之感。他们的分析给人的印象是无独创性、品质次要的，因为它们未能深刻地触及观念的动力之源。他们的叙述单调刻板，这是他们缺乏能力的直接反映。他们不能解释，是什么使主观权利的观念或自由的口号在某个特定时代如此具有吸引力。他们能够说明历史上发生的情况和变化，却无法洞悉经历过这些情况和变化的人类所发生的变化。理解这些内部变化的动态无疑是最重要的任务，而这项任务，只有深入到秩序的直接经验——就是构成人类生存的终极视域的那些经验——的层面才能够进行。沃格林看到这种研究法必不可少，为此开始撰写一部十分不同的专著，阐明在跨时空的人类境况中所出现的秩序之经验和符号的历史。［3］在《秩序与历史》的写作中，他把当代政治观念史家远远抛在了后面。
沃格林学术生涯中的这一突然转向，构成了作者的一个双重的误判，对于如何看待他的其余作品，这个误判具有重大的后果。第一个错误印象是，他的《观念史》不值得出版，这个看法因沃格林本人拒绝在他生前发表它或把它作为一整套书发表而愈发可信。一位作者只想让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同读者见面，这种心情当然无可厚非。但这或许是个很好的例子，表明作者本人的估计被毫无必要的、对于有损其作品流传之因素的一己私虑所左右。沃格林的决定在我们事后看来是一个实质性的重大误判。这不光是编者们标准较低，尽管也可能如此。政治理论的观念史研究法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分析模式，如今比过去更加兴旺发达，只要这项事业的语境限制因素得到应有的承认。沃格林本人对这类研究的巨大贡献无法在标上这个总的告诫后与读者见面，是没有道理的。
严格地从政治观念史的角度讲，这部作品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它考察了希腊罗马时代至19世纪政治理论的发展。它尽管没有取得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所获得的那种对秩序之源的分析性洞察，却提供了一个政治思想的宝库，不仅他后期的作品无法与之相比，而且本世纪任何作家绝难望其项背。对思想家个人和特定观念综合的细致丰富的阐述与对历史的一次大清理结合起来，简直令人惊心动魄。其阐述中所包含的博学，经得起最优秀的历史研究的验证；其取材之十足新颖，常令其他同类文献相形见绌。沃格林后期作品在理论上的优势，并没有取消一套详尽的政治思想史知识的必要性，这套知识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他的《观念史》的篇章中讲述得那么详尽。
这个看法的一个被忽视的推论是，沃格林早年的这项研究为进入沃格林后期的理论堂奥提供了一个最佳起点。尽管作者曾唐突地宣称，［4］他的事业非一以贯之，而是有一道断裂，但认为这项早期成果出自一个迥异的头脑，却是错误的。大多数读者可能会因为沃格林之用力和趣向的连续性而感到震惊，正如他们在《从启蒙到革命》发表时感到震惊一样，这是此前唯一发表过的《观念史》片断。沃格林在这部作品里确实使用了观念的语言，但他的兴趣显然已经趋向于探索观念背后的“情绪”（sentiments）。其理论组织框架由“召唤观念”（evocative ideas）所组成，它们构成他所探讨的那些时代的全面的定序信念。在对个体思想家的探讨中，他的分析总是瞄准他们思想的动力中心。沃格林释经才华的奥秘，恰在于他披露anima animi［活的灵魂］的能力，他凭此能力写出了这些作品。因此，《观念史》远非与沃格林后期作品不相连贯的前驱，而是与之有着根本的连续性，而且对于他后期作品中过于晦涩的分析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沃格林《观念史》中的分析既有其内在价值，且有阐明其后期作品中通常较为艰深的理论思考的作用，以这两点来看，这部作品再也不能搁置不出了。
在这一点上，最令人痛心者莫过于他决定搁置该作品的发表所引起的重大后果。这意味着沃格林最大部头、最易理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考察不能在他生前出版。相反的，这一浩大研究的诸多隐微晦涩的结论，却作为偶然的讲演发表了，在理论上更富有挑战性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终究曲高和寡，鲜有读者能够理解。读者如今终于有机会考察这个极易接近的基础结构了。他后期的理论轮廓所基于的极为丰富的历史研究如今变得显而易见。这必将对于展现沃格林的一个十分不同于当前所流行的面相有及时的影响。这部作品不仅会巩固［5］他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之一的声誉，甚至可能对于改变他目前在这个学科里的尴尬地位有令人愉快的后果。随着《观念史》面世，沃格林可能会从一位在主要人物当中读者最少的人变成读者最广的人之一。
毋庸置疑，面前这卷关于中世纪晚期的著作展现了对政治思想史上一段最关键时期的精湛阐述。在对这个时代的理论性洞察方面，沃格林的分析是无与伦比的，尽管自从他写作此书以来，已有大量研究著作面世。理解经验材料方面的进步当然是有的，尤其是通过评注本的修复以及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做一种更全面的评鉴。但至今尚未有哪项以这一整个时代的意义和重要性为内容的考察，接近于沃格林从自己的研究中引出的洞见。当我们问，中世纪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专家们会张口结舌，终之以咕哝什么中世纪心灵整体性之类的滥调，这些滥调更多是把问题遮蔽而非澄清。沃格林这卷作品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找到了一个理解中世纪秩序的组织框架，还在于他解释了中世纪对于它解体过程中所出现的现代世界的重大意义。
沃格林在清理这一复杂关系的过程中大获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对中世纪世界内部的自身构造有透彻的分析。在吸收前人尤其是登普夫（Alois Dempf）著作成果的基础上，沃格林把sacrum imperium［神圣帝国］视为中世纪文明的组织原则。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总体概念，表面上并无不同寻常之处，但在沃格林手里，它带来一种新的深度和广度，显示其作为中世纪世界的清晰的自我理解的性质。正如沃格林在前一卷《中世纪（至阿奎那）》里所解释的，它的作用是充当中世纪世界借以衡量自身的最重要的召唤性的符号化。这使沃格林能够以两条主要意义弧线将这个时代出色地组织起来。一是为了实现神圣帝国理想的整合运动，一是不再以神圣帝国为权威性理想的解体运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神圣帝国都不是作为现实而存在。它纯粹是一个渴望，其效力的大小程度决定了中世纪文明的开展。
［6］即便与20世纪最出色的史学家们所提供的有组织的视野相比，沃格林的研究仍然以独一无二的理论正确性出类拔萃。这主要是因为它极其忠实于史料本身。它没有把任何无关的或者后来的考量引入中世纪世界。相反，它试图像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那样理解中世纪。神圣帝国是他们轮廓分明的、被他们慢慢抛弃的理想建构。同这种清楚明了相比，那种视中世纪为现代之先导的研究，无论就立宪论的发展、世俗主义的出现言之，抑或就自决精神的兴起言之，都颇显时代错乱。即便像乌尔曼（Walter Ullman）这样高明的学者也发现，自己是在被迫搭建一个临时性的框架，借以叙述中世纪历史从自上而下、权威主义的统治类型向自下而上、基于民主的政治形式的转变。问题在于，这并不是或者说多半不是中世纪的男男女女自己如何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他们而言，这场斗争主要被界定为旨在实现一套属世和属灵权威的单一秩序的努力，以及旨在调解众多使这个渴望最终落空的运动和势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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