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意义
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基本状况是空前复杂的，也是空前“暴露”的。虽然无数善良勤劳的干部群众作为“社会的脊梁”，恪尽职守，默默奉献，虽然见义勇为、扶正祛邪的道德楷模不断涌现，但是也出现了不少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贪官污吏，出现了不少唯利是图、坑蒙拐骗的无良企业，出现了一些救命索要救命钱、恩将仇报的无耻败类，国人在国外的不文明行为也常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以至于利益纷争明朗化，不满情绪普遍化，人际关系冷漠化，甚至对他人和社会有害无利的事件常常见诸媒体。人们经常能够看到，有人落难，路人冷漠地只做看客；有人遇险，他人避之唯恐不及；相互之间稍有摩擦，有人动辄恶语相向，诉诸武力??曾经的礼仪之邦出现如此混乱不堪的状况，常常令人感到五味杂陈，感觉忧心忡忡。
当然，我们也不能让极端的情绪遮蔽了双眼，无视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无视广大民众默默地奉献、有韧性地坚持。综合辩证地看，或许我们可以进行如下归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自主意识和权责意识普遍觉醒，要求自主选择、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倾向日益增强；封建主义价值体系的“权本位”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钱本位”仍然拥有一定市场，社会主义具有普遍号召力的具体价值信念、信仰、理想尚待确立；传统与现代、“中”与“西”、“左”与“右”等多样化价值观并存共处，强调革命、服务、奉献、牺牲的理想价值观与追求物欲满足、追求感官享受的世俗价值观相互交织……
置身于汹涌的社会变革大潮之中，在互相竞争的多样化价值观面前，在日益普遍的价值矛盾和冲突面前，许多人感到迷惘和困惑，觉得看不到出路。特别是直面社会上经常出现的挑战人类良知、冲击“道德底线”的事例，有些人觉得灰心丧气，觉得一片黑暗，觉得没有希望??在这样一幅色彩斑斓的价值观图景面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提出，兼顾了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价值愿望和追求，实现了政治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的统一，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统一，系统地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它不仅是扭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及时雨”，而且是具有变革和建设意义的划时代方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创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新形态的新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的价值理念，它从价值层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之魂，也是社会主义的精神自我，它彰显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维度，表达了社会主义特有的精神气质。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自觉，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逐步完善的理论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航标灯”。此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内容和题中之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只有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根本，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向，才能切实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深刻变革的时代具有指导意义的价值导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世界文化和文明正面临转型，传统与现代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封建主义之间，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碰撞和冲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文化价值观的变革、转型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性、世界性的思想文化现象。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价值观变革、转型的广度和深度显得尤为突出。在互相竞争的多样化价值观面前，在普遍的价值矛盾和冲突面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空前伟大的事业，要求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增强理论自觉性，培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观，以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凝聚全国人民的目标和意志，唤起大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目前世界上渐具影响力的“中国道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思想理论前提。在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的吸引力、凝聚力是文化软实力竞争的主阵地。而当今世界正在依照价值观而进行定位和划分，以至于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之说，以至于有“为价值观而战”，价值观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其重要性。文化价值观上的独立与自觉，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自立、自强的根本性课题。如果缺乏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中国道路就是不确定的，“中国形象”就是模糊的，从而也就不可能对内获得认同，不能凝聚全国人民的目标和意志，在对外交往中，则不可能占据宣传舆论上的主动，不能占据道德上的制高点，也就不能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
那么，在如此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又应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核心价值观建设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宏大而复杂、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概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进行深入研究，弄清“为什么”“是什么”以及“怎么做”；然后，注重立足时代和具体国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真培育，在社会生活中切实践行。
首先，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国民信仰。信仰是人生的“主心骨”，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居于统摄地位，是人的价值意识活动的调节中枢。一个人缺失了信仰，就如同没有了灵魂。如果人处在“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当然，信仰也有自觉与不自觉、科学与不科学、先进与落后之分。方志敏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而不科学、落后的信仰，则会造成人生道路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性错误。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我们既不能用封建主义价值观，也不能用资本主义价值观，更不能用各种宗教，作为全社会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最终目标就是要以之作为国民的信仰，作为大家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其次，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和制度设计。当前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这将是利益深刻调整、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并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改革，设计和确立先进、合理、高效的体制机制。从经济体制看，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正在努力探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对接和互动的规则，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政治体制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政治层面的价值诉求和期待，要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将这种诉求和期待制度化、规范化，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及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从文化体制看，要确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强国战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确立其主导地位，以之引领和规范各种社会思潮。诚然，由于人们所继承的文化传统不同，所处的生存发展条件不同，各自的生活实践方式不同，阶级立场、社会地位、生存方式、生活经历、利益、需要和能力不同，因而价值观的差异与多样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避免简单地强求一律，杜绝粗暴地强加于人。不过，承认价值观的差异和多样化，只是事情的起点。因为并非一切多样化甚至互相对立的价值观都是正确的和合理的，都有着相同的前途和命运。实际上，当前人们的价值观参差不齐。例如，有些人“信仰缺失”，连起码的“道德底线”都没有，胡作非为，无恶不作，没有什么不敢干的；有些人的价值信念、信仰是违背科学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诸如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各种邪教兴风作浪，它们就明显背离了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有些人认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等非理性、自私自利的价值观，沦为“金钱的奴隶”，追求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更有一些社会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彻底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的价值观是反社会、反人类的，他们的行为是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的巨大威胁，等等，诸如此类的价值观是愚昧、腐朽、落后、反动的，不能听之任之，为所欲为。因此，要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弘扬主流价值结合起来，利用舆论导向、利益机制的调整以及建立健全合理的道德和法律约束机制等，对人们多样化的价值观加以引导和调节，对愚昧、腐朽、落后、反动的价值观进行抵制和批判，从而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
复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应把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把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当然，具体推进过程中不能搞“一刀切”，要有针对性，讲究方法，分别要求。例如，发挥现代教育体系在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与传播中的主渠道作用，增进可塑性强的青少年群体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发挥现代传媒和大众文化在影响人的观念世界和生活方式方面的作用，使核心价值观能够借助现代传媒渗透于大众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范人们的言行；突出党政机关（特别是窗口单位）、党员干部以及先进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令其以实际行动产生良好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带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变。
最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认同，而且需要在国际范围内提升影响力。这既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也是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的要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的严峻挑战，必须以文化上的“自觉、自信与自强”，超越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野和境界，彰显社会主义在应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和回应“全球化浪潮”中的优越性，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及其“世界历史性”意义；推动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形式创新，加强国家文化传播力建设，更新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文化传播途径和手段，有针对性地、生动有效地进行传播、宣传；从而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引领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和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孙伟平，湖南常德人，1966年生，哲学博士，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及文化建设与评价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及价值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韩国成均馆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价值论、伦理学、社会历史观和文化问题研究。主持承担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在内的20多项课题，主持编写年度性的中国生态城市发展报告、中国文化建设发展报告等。已出版专著12部、合著25部、主编12部、译著2部，在《哲学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译文300多篇。论文100多篇次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文摘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或摘要转载，并被广泛引用。
尹江燕，湖南常德人，1992年生，2018年毕业于湖南科技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民日报》理论版、《浙江学刊》、《学习与探索》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13＆ZD007）、宁波市社科院重大课题《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研究》（YMXW18-4）等多项课题，曾获研究生校长奖、优秀研究生奖、优秀毕业研究生奖、学业奖学金一等奖等。毕业论文《文艺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以红色经典歌剧<白毛女>为中心》被评为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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