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课程话语比较研究_杨明全著，刘宝存编_9787544091756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课程改革的领域一直在探索，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探索适合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成为我国课程研究领域的重大命题，《当代课程话语比较研究》综合十余年课程改革的问题与研究，将当前课程研究分为十个主题，通过系统比较研究，介绍了当代世界课程改革的全貌。《当代课程话语比较研究》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在总结分析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见解，并使用“谱系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对我国当前的课程实践活动有一定的补益。

　　在学术交流时，总是要跟别人（特别是初次见面的学者）介绍自己的专业领域和学术兴趣，我一般会说“我的专业是比较教育学”；但总觉得比较教育学是一个研究领域，需要从多个学科的视角研究具体的教育问题，因此我会多介绍一句，说“我的学术兴趣在于课程与教学比较研究，尤其关注课程论比较研究”。如果从1998年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开始，我进入这个领域也已接近二十年了。在多年的学习、教学和研究中，我一直觉得，我国当下的课程研究需要两个基本的视角：一个是比较的视角，一个是变革的视角。
　　所谓“比较的视角”，就是以国外（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课程理论、课程政策和实践经验作为基本的参照系，对国外的课程理论与观点进行主动吸收和借鉴，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际，对相关的课程问题进行立论和阐发。从源头上来说，我国现代课程论学科的创建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20世纪初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课程研究开始独立于教育学的研究体系，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发展为一门新兴学科。1902年，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出版了《儿童与课程》，对儿童的生活、儿童的教材、儿童的经验、课程与儿童的冲突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在课程论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1918年，美国学者博比特出版《课程》一书，标志着现代课程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诞生。在这一时期，课程这一研究领域最先在美国比较完整地确立起来，美国由此成为当代课程理论和课程思想的策源地。在中国学者探讨课程问题的过程中，美国课程论著作和相关思想开始被引入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国课程论学科的创建步伐。例如，1923年程湘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小学课程概论》，1928年王克仁出版了《课程编制的原则和方法》，1931年朱智贤出版了《小学课程研究》，1934年熊子容出版了《课程编制原理》等。此外，一些美国的课程论著作也得以翻译出版，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了一批较早的国外课程论著作，其中包括博比特等人的作品。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学者能够紧跟美国课程研究的潮流，他们所进行的课程研究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比较研究的气息，这对后来的课程论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9年，我国学者在课程论研究领域出版了两本专著，一是陈侠先生的《课程论》（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一是钟启泉先生的《现代课程论》（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两本著作都是在借鉴西方课程理论的基础上完成的，特别是《现代课程论》，该书对美国、西欧、苏联和日本的现代课程研究进行了介绍，用较大篇幅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学校课程的实施及其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的课程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着比较研究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当代课程论研究中，这个传统应该得到坚持，也值得我们去坚守。
　　所谓“变革的视角”，就是以问题解决为研究导向，以社会和教育现实的发展变化为基本的参照系，致力于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举措，从而提出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在当今时代，变革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我们欣然接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时，变革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革是客观存在的，但变革发生的过程却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你可以预期变革会发生，但不可能确切地回答变革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正如加拿大教育改革专家迈克·富兰所言：“在变化的复杂条件下变革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命题，变革是一次旅程，而不是一张蓝图。”变革是一次旅行，但旅行的目的地却是未知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变革，我们就需要研究变革、把握变革的动向，这样在探索未知王国的旅途中才能有更多的收获。跟其他领域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课程领域也发生了诸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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