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以来，“治理”一词成为我国政治生活和学术研究的热词，以“治理”为核心的政治命题和理论命题大量涌现，围绕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网络治理、全球治理以及治理现代化，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许多意义非凡的重要讲话，学术界出版了许多富有创新的论著和调研报告，治理研究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果，本书同样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研究成果。
　　2018年，在我受中央政法委委托，主持“枫桥经验”的理论构建课题研究过程中，经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有关社会治理研究的成果精品不是很多，多数研究论题互相重复、观点互相雷同、研究方法单一，对社会治理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作用还不够坚实。进一步深化社会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核心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方面，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重大决定，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但迄今为止，法治社会建设还没有规划，也没有纲要。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抓紧制定法治社会建设规划，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确保中国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依法治国是治理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大背景下，社会治理与法治的关系唇齿相依、如影随形，从法治与法理的角度展开社会治理的相关议题，来源于我们对新时代的科学认识、精准定位和深刻把握。我认为，着眼于新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关注社会治理的法治和法理问题，深入探讨如何以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推进新时代的社会治理、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从而建设更加民主法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基于本书的研究主题，我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法治和法理问题，表达以下基本观点。一新时代中国的治理体系
　　我国的社会治理不是一个孤立的环节，而是新时代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体系包括政党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互联网治理、全球治理等五个方面。
　　政党治理，即从严治党，依法执政。国家治理，即十八大以来强调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涵盖制度创新、能力提升、模式变革。社会治理，即社会领域的治理，与国家治理相对应。世界上有许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在内），都认为国家和社会（市民社会）是二元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平等、自由和协商的社会领域是政治国家的根基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而国家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导向。互联网治理，即与国家和社会等实体空间相对应的虚拟空间的治理，是整个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新型治理领域。全球治理，即十九大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体系，其指向是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世界新秩序。
　　五个方面的治理针对不同的治理领域和空间，紧密契合于新时代的发展需求，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既是整个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成员，又必然对其他各领域治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基础性、复杂性、可持续性决定了其在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道路上的角色。遗憾的是，面对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矛盾深刻变化的现实，社会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却非常薄弱，而关于社会治理的法理研究更加乏力。以往围绕社会治理展开的研究，多从综合治理的角度、社会治理体系的角度、城区治理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切入，却淡化甚至忽视了其中最为关键的法治思维和方式问题、法理思维和法学理论问题、治理与法治的关系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