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服饰绣品图典_钟漫天等_9787512511361

具有深邃的民俗美学的刺绣装饰工艺，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服饰美化功能，成为一种多元的，跨文化意义的社会生活方式。在本图典中阐述的刺绣，正是女红中的“重中之重”。该本图典的刺绣品皆依实物拍摄，且都来源于各地搜集的服饰刺绣品。

钟漫天，出生地南京，祖籍湖南岳阳。1966年大学本科毕业，1987年授“高级工艺美术师”职称。曾任中国服装集团秘书长、中华服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服装高级专业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2003年退休，现任北京服装学院兼职教授及江西服装学院、山东女子学院客座教授、江西服装学院中华服饰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华夏鞋文化博物馆（终身）馆长、中国童装博物馆总策划、北京旗袍文化研究会首席专家顾问。钟漫天先生长期从事我国服饰文化遗产研究，包括传统鞋饰、经典旗袍、女红绣品、童装文化、婚仪礼俗的探索与研究。独立及合作出版物有《中国鞋经》《中国服装史丛书》《中华鞋文化》《当代科技服装文化》《沉香：旗袍文化》《中国童装文化》等。其中《中华鞋文化》（独立著作）一书获江西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钟先生有着40多年收藏传统服饰与绣品的历史，其个人收藏的传统鞋履、经典旗袍在国内首屈一指，并热心于收藏婚嫁女红、婚俗礼具与婚书帖柬。其收藏与研究方向集中在民族、民间、民俗“三民”内容。其学术研究方法是通过传统服饰文化遗存的专题收藏，进行学术探讨与非遗传承研究。钟先生退休后承接了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十几年来他以此为契机，把珍贵的藏品结合教学，乐此不疲地传播着女红文化。他要求每个学生上他的课都必须携带相机，把“三民遗存”用特写镜头记录下来。他指导学生用眼和手去“触摸”绣品，亲身体验历史遗存的“温度”。当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需要采用藏品资源时，他又会把涉及的所有藏品梳理出来提供给学生剖析与研究。为了识别与调研尚且存世的传统绣品种类，钟先生每年仍然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去求索探知与寻觅遗存，以便实践他的信条：“藏无止境，习旧知新。” 钟琦，1992 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现任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媒体科技传播研究、科普信息化相关研究、科普场馆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研究等。她常年关注服装服饰收藏和研究，曾策划出版《中国童装文化》一书。

我国的服饰刺绣工艺，首先是应用在衣衫服装上的。相传在远古时期“舜令禹刺五彩绣”，这“五彩”刺绣在什么地方呢？《尚书》记载的四千年前的章服制度告诉我们“衣画而裳绣”。画与绣是姊妹艺术，两者渊源极深。按易经的阴阳哲理，用上阳下阴来区分古代上衣和下裳的配置：衣穿在上身表示阳，以画为主；裳穿在下身表示阴，取绣为饰。周代又出现“绣缋共职”的记载。所谓“缋”，就是画缋，在织物或服装上用调匀的颜料或染液进行描绘图案的方法。画与绣，在古代均属于设色工艺范围，应用极为广泛，《诗经》中也出现“素衣朱绣”的描绘。按《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五彩备谓之绣，……凡画缋之事后素功”，表明了传统刺绣与绘画同源的悠久历史。在服装上的刺绣工艺与绘画艺术都有各自的审美表现。刺绣是凭借穿刺的叠加而形成一定厚度的簇集，接近于浮雕或镶嵌工艺。而绘画相当于纺织品印染或上色。虽然技艺氛围各不相同，但都有各自的艺术魅力。刺绣是一种材料缀连着另一种材料的固态的三维实体，在空间上，才艺发挥有足够的自由度。绘画虽然是平面艺术，但色彩渗化的晕染工艺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纹理效果。随着朝代的变革，服装上的刺绣工艺逐步替代了绘画。汉代马王堆出土的刺绣残片到唐代的文献和诗文中都反映了服装上以刺绣为主的习俗。如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等，都体现了刺绣技艺成为服装上主流装饰手法。在“垂衣裳而治天下”的时代，服装刺绣远远超出其基本的美学实用功能，且具有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精神功能。这样“女红”刺绣不仅在各种服装品类上的延伸丰富起来，在内涵上也具有更多的文化形态。 “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管子·立政篇》在这里说的是战国时代工匠及女红们的生产方式，“女事”指的是“女子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学女事，以共衣服”（《礼记·内则》）。“文章”原本就指女红刺绣之“文彩彰施”，直到后世，才移借为文人笔墨的书写“文章”。所以后人对妙笔生花的文章，仍旧套用刺绣的语言“篇篇锦绣”来评价。可见服装上刺绣的文章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与方方面面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关联并受其影响至深。特别是皇帝服装上的十二文章（又称十二章，十二章纹）是中国帝制时代的服饰等级标志，十二文章的起源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到了周代正式敲定，并成为历代帝王的服章制度，一直沿用到近代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止。甚至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徽也是依照十二文章设计的。一旦服装刺绣为上层文化意识形态和观念所认同，那么一系列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伦理道德、社会习俗等，都自上而下地制约、影响着女红服装刺绣的形态和特征。刺绣图案和纹样作为一种特殊的“刺绣语言”，千百年来阐述着审美文化、修身文化和吉祥文化。本典服装绣品着重在民间形形色色的女装与童装绣品上。除了上衫下裳外，还有霞帔、抱腰、肚兜、涎牌、索牌等。饰物绣品常指佩饰绣品及配饰绣品。一般来说佩饰绣品专指与着装搭配的各种饰物，如鞋、帽、巾、包等等，也就是能够佩戴（带）在人身上，装饰身体各部位的刺绣饰物。配饰绣品特指居住环境的装饰性绣品，俗称居室的“软装”。大约从5000年前的中华三祖时期（炎帝、黄帝与蚩尤）伊始，中国出现了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每当华夏民族的部族举行重大庆典或是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时，都必须穿着绘绣有日、月、星辰等图纹的上衣和有水藻、火、米粉等图形的下裳（裙）礼服。这些最原始的刺绣品用以表征地位和尊卑，起到辅助权力和强化统治的作用，广大老百姓则无权享受刺绣品。正如《史记·孝文本纪》中记载：“盖闻有虞氏（位于山西的中原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后来手工刺绣工艺在春秋战国时期，渐趋成熟。刺绣艺术也逐步从帝王的神坛走向百姓生活，从帝王的着装刺绣逐渐扩展到美化百姓生活的饰物绣品。刺绣进入民间后，便不断地丰富艺术形象，扩张使用范围和艺术表现力，突出审美效果与社会功能，逐步深入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饰物。那么在中国刺绣史上，最早的饰物绣品是何时出现的呢？广泛流传在山西晋南的“十果鞋”的传说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迪。两千六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当时位于山西的晋国是个小国，在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当了国君后竭尽拓疆，一举吞并了十个诸侯小国，开始称王称霸。为了让全国百姓永远记住他的文治武功，晋献公命令宫中所有女子穿的鞋面上必须绣上石榴花、桃花、佛手、葡萄等钦定的十种花果纹样，代表他吞灭“十国”扩张霸权的丰功伟绩。同时还下令全国平民女子出嫁时必须以这种绣了纹样的“十果鞋”作为大婚礼鞋，以便世世代代都不忘晋献公的赫赫战绩，从此刺绣从服装扩展到服饰。“绣花鞋”也成为中国婚礼中不可缺的饰物绣品。中国鞋史也称此种十果图案的绣花鞋为“晋国鞋”。晋献公的狂妄行为大大推动了晋国的刺绣技艺，并从绣花鞋迅速延伸到其他饰物用品上。三百年后即公元前313年，中国古代大哲学家荀子出生在绣花鞋的故乡。荀子十分重视当地的刺绣业，他的名著《荀子》一书中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推广用铁针刺绣的绣花工艺，并以哲学家的角度赞扬了绣花针，认为铁针不仅能在鞋上绣花，还能让刺绣技艺遍及饰品达到“下覆百姓、上饰帝王”的双重功能。直至近代，山西地区的民间绣花工艺远近闻名。当地女子从幼年起开始学习绣花的生涯，她们在闺阁中创造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民俗风情的各类饰物绣品。刺绣虽然是由劳动人民创作产生，但是绝大部分的劳动人民是享用不起高档丝织刺绣品的。普通的劳动人民只能用刺绣工艺来点缀着装和美化居室闺屋。民间的女红技艺者，通过实践不断积累经验和技能，在母女、婆媳的传承与教导下，她们从模仿开始进而独立地去创造新的饰物绣品。本典饰物绣品参照民间分类：一类是人们着装的头足饰物，另一类是居家闺屋如门饰、床饰、妆饰等。中国传统的民间饰物绣品上的纹样图案，主要集中于平民百姓的三大诉求上，就是说几乎所有的饰物绣品上的图案离不开下面三类内容：一类是祈福，包括对寿、禄、财、喜的祈盼和追求；二类是纳吉，拜仙求神获得家族子孙延续，避邪消灾保家人平安；第三类是教化，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宣扬礼仪习俗，以及对孝、忠、义等道德标准的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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