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社会》论述的主题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参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进程。它从古代中国在清朝几位伟大皇帝统治下经历的最后辉煌讲起，重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国在政治经济上逐步沦为受外国摆布对象的过程，继而讲述了中国如何通过革命重新实现民族独立，以及其间所经历的种种政治变迁。作者在从内部省察中国历史的同时，将国际环境的变化发展作为着眼点，两种视角相辅相成，连贯统一。

中文版序 本书最早出版于1989 年。感谢强朝晖女士的出色翻译，让它在时隔三十年之后又有了略经删减的中文版。遗憾的是，由于笔者多年来已不再将中国历史作为研究重点，因此未能有机会对这本旧作进行修订，并将过去三十年来世界各地出版的众多学术著作，逐一添加到附录的参考书目之中。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信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决定将拙著出版，并希望透过笔者从学术视角对这段历史的观察与书写，能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带来一些启迪。 当我在80 年代中期着手写作这本书时，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供我作为参考。在这其中，传统“中国研究”（汉学）对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一直较少关注，而更多是将中国的独立与自我封闭式发展作为论述的出发点。不过，在这种主流趋势之外有一个特例，它就是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创立并领导长达数十年的哈佛学派。这派学者发表了许多著作，就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武力打开国门及其在方方面面造成的长期影响做出了精彩分析。 费正清学派的视野是辽阔的，但在我看来却仍有拓宽的余地。这些美国学者中，有些人是从政治和军事层面去梳理中国的对外关系，还有些人是从经济学角度将清帝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作为研究课题，而第三类学者则把目光集中于文化影响和文化输入问题，并将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作为重点。就我本人而言，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曾就一个专项课题做过研究，这就是1930 年代英国资本在华扮演的角色。当时，中国一度涌现出一股利用外资的潮流，同时也有许多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和指责。 当我在1980 年代写作本书时，我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更开阔的框架，将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都一并纳入进来。因为在我看来，把这些视角区分得过于清楚，是一种人为和刻意的做法。同时，我还为本书增添了另一个视角：当时我正在为筹备中的另一部作品搜集资料，其主题是18 世纪（即启蒙时期）欧洲学者对亚洲的看法。这本名为《亚洲的去魔化》的作品于1998 年出版，其中文版也已于不久前问世。于是，我就把自己对欧洲对华认知这一问题的兴趣作为引子，写下了本书的第一个章节。开篇的这一章讲述了欧洲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种种印象，这些印象中当然不乏想象的成分，但也有一部分是基于理性观察得出的，其中有些已经通过文献资料的考证得到了确认。将这一话题也纳入本书的视野，于我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选择了“世界社会”这个关键词作为本书的书名，这个词后来成为“系统理论”（Systemtheorie）当中的重要概念。不过，在这套理论中，“世界社会”有着另外的含义，因此我有必要在这里解释一下，本书中的“世界社会”指的是什么。在这里，它的含义并不是说，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某种全球统一的社会结构，这种情况迄今仍未发生；其所指也不是哲学家的乌托邦式幻想，即未来某一天人类将迎来一个全球一统的世界社会，到那时，民族国家也将不再发挥作用。康有为在1900 年后不久发表的《大同书》中，便曾表达过这样的理想。 众所周知，上述理想过去从未实现，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实现。今天我们在全世界看到的，更多是民族原则的强化。从某些方面看，这未必是一个好消息。民族主义与一点是矛盾的，这就是：在当今世界上，关乎整个人类的核心政治问题已无法再凭借一国之力得到解决，而必须依靠各国的努力和妥协。我们只须想想气候变化的问题，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世界社会”在本书中的含义是指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从宽泛的意义上讲，这个环境是由政治和经济两大支柱构成的。文化虽然也偶有涉及，但相对缺乏系统性，而且论述也不够详细和深入。在书中，我将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一种交互式关系，其影响往往是双向的。对这种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仅仅是政客，中外商人群体（business men）同样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书中，我并不是通过对各种历史事件和插曲的细节描写，使这种交互作用得以呈现，而是将秩序更迭作为大的背景。18 世纪时，中华帝国仍然属于大国之列，同时也是其自身代表的东亚世界秩序的中心。从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渐被拖入了帝国主义列强主导的秩序之中，并从此失去了自主行动的决定权。但是，即使是在国家实力最弱的年代，中国也从未彻底沦为被动的牺牲品。总是有一些团体和个体，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发起反抗。在整个民国时期（1912～1949），国际秩序不再像过去一样，完全是由列强主导。日本曾企图建立某种类似的秩序，但很快便以失败告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本书围绕这一时期展开的叙述也显得格外充实，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些章节是全书最有意思的部分。 回顾过去的三个世纪，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呢？历史教训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今人对过去所做出的解释。比如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力量对比情况，这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三百年里，中国的实力地位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在众多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著作中，这一问题已反复得到阐述。不过，在1980 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的重新崛起还没有露出明显的迹象，本书对此自然也未能提及。 依我所见，我们应当从更具普遍性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力量对比问题，这对今天来说尤其重要。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社会，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两者都是以活跃的形态不断地发展和变化，这种变化很少会遵循同一种规律，并且总是在不同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速度。例如在19 世纪下半叶，西方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今天则相反。 另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随着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社会的内在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然而在政治层面上却未必因此变得更统一。1900 年前后，也就是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面对的是列强组成的联合阵线。列强之间虽不乏矛盾和冲突，但是在对华原则问题上，它们奉行的却是同一种帝国主义政策。如今，中国要和为数众多的外交伙伴打交道，这些伙伴在外交政策上并不总是协调一致，就像帝国主义时代的列强那样。美国、俄国、欧洲、印度、日本等国（地区）之间的关系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甚至充满了矛盾。它们无法再构成一种统一的“国际秩序”，尽管我们时常会看到各国领导人在G20 会议上握手言欢。这一现实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外交空间，这是在本书涉及的年代里中国从不曾有过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仍然是必要的，其目的是维护和平，并为地球上尽可能多的人提供最基本的经济保障。建立这种秩序是大国的义务和责任，而今天的中国正是这些大国中位居前列的一个。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 2019年6月30日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1952年生，曾在伦敦德国史研究所和弗莱堡大学工作，现为康斯坦茨大学近现代史教授。他出版过大量有关18世纪以来的欧亚历史著作。因其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卓越成就分别于2010年和2016年获得莱布尼茨奖、汤因比奖。

绪论／001 第一章　概述／025 一　来自中央之国的报道／028 二　有关世界差异的统计／041 第二章　旧中国的最后繁荣：18世纪的清帝国／051 三　18世纪作为过渡期／052 四　经济基础／062 五　弱势专制／084 六　中国在亚洲大陆腹地的经略与朝贡协定／103 七　东印度公司时代的印度、中国南方以及欧洲对亚洲贸易／125 第三章　19世纪：自由贸易帝国主义阴云下的中国／149 八　中国的衰落与不列颠治世／150 九　鸦片入侵与鸦片战争／167 十　外交与“非正式帝国”／183 十一　中国市场的边界／206 第四章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在屈从与反抗之间／243 十二　“门户开放”与殖民政策：中国作为列强争夺的对象（1895～1931）／244 十三　经济入侵的新形式／289 十四　平稳期：“满洲国”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334 十五　衰落与过渡：战争、内战与革命胜利（1937～1949）／376 附录／409 参考文献／410 注释／426 大事年表／551 人名索引／586 名词索引／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