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什么？它是怎样开始的？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生和死的意义是什么？以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考察地球生物和人类的进化，质疑对这些追问的众多非科学回答，从宏观到微观多层次、多学科、系统地探索世界和人类应有的前途，并提出一系列独到的新见解。

引　　言 时间不逆，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本书要探讨的问题实质上只有一个——我们将向何处去？但是，时间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向何处去是一个关于未来的方向问题，今天只是一个时间的点，点没有方向，一个没有方向的时间点，无法回答未来的方向问题，要弄清未来的方向，就需要弄清时间连续性过程的过去——我们从何而来？这就使本书要探讨的问题变成了“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 一　万古之问 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古代主要是一个神学、哲学和历史学的问题；在现代似乎可以把它限定在哲学、进化论、生态学、历史学的视域中来探讨。但生命是宇宙演化的产物，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现代物理学、化学的发展，把我们带入宇宙的极大与极小、时间有无起点与终点、生命的合成与分解、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与自我选择的问题之中，从而使我们要探讨这一问题，就必须大大拓宽视域。由此可以看到，这一问题贯穿着这样一个事实：全部人类思想史和科学史都执着于对它的回答，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深层难解之结。因为人类作为智慧生物不仅有像动物一样避害趋利的本能，还有略高一筹的防患未然、未雨绸缪之欲求，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置身时间之流的此一刻对下一刻自身安危不确定性的忧虑，使每一代人中的一些思考者寻求回答：我们为何超群出众又多灾多难？我们与禽兽、草木、土地、山川、日月、星辰有何关系？我们的归宿是什么？我们能找到一条通往安全美好未来甚至永生的道路吗？对于这种谜一般的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推动了人类意识的觉醒和进化，导致了上古神话、宗教和文化的创造，并且成了2000多年来神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不断思考和回答的根本问题，近现代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生态学等科学合力探索的焦点问题，因而成了一个全人类最重大、最根本、最深奥的问题。 2000多年前，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以“天问”为题对自然、社会和历史等发出了众多疑问，其惊世之作《离骚》所展示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已惊人地成了人类探索真理所经历的迂回曲折道路的历史缩写。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去？是人类自创造文化以来直至今天仍在探讨但依然似知非知、难以彻知的万古“天问”。 人类探索回答天问的道路，是一个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各部落对这一天问的回答是神话、原始宗教的创造。到了2000多年前，它被哲学和神学取代，虽然哲学和神学对天问各有大量的论述，但让人深感茫然，正如唐代名僧皎然所说：“天公何时有，谈者皆不经。”近代以来，哲学和神学的论述被机械论物理学宇宙观所颠覆。进入20世纪，机械论宇宙观又被相对论和量子理论颠覆。很快，现代物理学又发现，其理论基础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矛盾难以统一，为实现这种统一，一批批极富才华的科学家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进行艰难探索，在淘汰了各种应运而生的理论后，从被认为“很有希望”的超弦理论转向了“更具希望”的M理论，但最终的结果只能取决于观测的验证而非愿望的热切，我们很可能离“万物之理”的大统一理论还相距遥远。 现代物理学认为目前的“可见”物质（包括能量）只约占宇宙的5%，还有约95%的物质不得不引入暗物质、暗能量等假设来填充，而暗物质、暗能量究竟是什么，科学还难以回答。此外，宇宙还有很多难以解释的现象。这不仅使不少人想入非非，甚至有些物理学家也感到物理学的大厦摇摇欲坠，认为世界可能是精神的，而人们对精神与物质关系的理解又受到神学或二元论哲学的影响，这就使曾被宗教神秘化的宇宙再次显得神秘。 不仅如此，现代科学的一些学科的基础理论也各自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在经典物理学、相对论、量子理论中，时间都是可逆的，这与我们所知道的星球演化史、地质演化史、生物进化史相悖，后者都有不可逆的时间之矢。关于量子现象的争论，几乎持续了上百年，至今在解释上也未获得满意的共识。此外，对生命起源、基因关联、人脑结构、生物与生态系统进化关系等复杂现象的揭示和解释同样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在历史上，哲学曾是科学之母，哲学曾担当着回答天问的使命。但科学从哲学母体脱胎而出不断细分为各种学科，并分头朝向专业化、数学化和技术化的方向独立发展后，就把哲学当成无用的甚至有碍的东西抛弃了，一些理论科学家也疏远了哲学，以致科学在遭遇一些超出传统观念、经验、想象的新问题时，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面都面临难以适应的困难。霍金在《大设计》一书中直言：“哲学死了。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现代发展的步伐。”这种抱怨表露了理论物理学家在遗弃哲学孤军深入天宇之后难识门径的惶惑感。 人类不可能有穷尽宇宙真理的一天，不可能详尽回答天问的所有细节，但这不等于对天问的回答最终将走向不可知论或神学，在取得认识巨大进步之时又重陷无所适从的迷茫之中，不能辨别和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只能盲人骑瞎马，听天由命；也不等于因此而失去任何信仰、信念而只信私利和金钱，只能利用竞相发展的技术力量去各为私利最大化而恶斗，把人类无限的未来变成一顿最后的晚餐。 二　生命的终极意义 人类必须选择朝向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因为在宇宙极大与极小的普遍联系之中，地球虽然只是一粒微小的尘埃，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自治体，这个自治体是太阳输送的能量与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和无机环境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产物。人类文明的进步，既取决于人类自身的努力，又依赖于地球生命自治体进化的护佑。无论物理学家为构建宇宙从极大到极小普遍联系的整体图景还要走多长的路，现代科学的众多学科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地球生物与环境“相互适应，协同进化”的整体性联系的日益增多的知识，这些知识已能够使我们改变长期以来对进化论的“竞争选择，适者生存”的片面理解。这种片面理解被导向“丛林法则”的自毁行为，使一些强势私利集团打着科学的幌子，有恃无恐地在征服自然和相互征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地球生命自治体和人类自身在100多年来，遭到了日趋严重的伤害，并使我们陷入了今天这样形格势禁、危机四伏的境地。 宗教神学是人类对天问最早的回答，但为何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仍信之者众，仅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来解释是不够的，还应从天问是一个关于生命、人类和文明意义（价值）的追问来寻找。人类的行为受生物学本能和生活的目的意义双轮驱动，人类并不满足于自我赋予各种行为的功利性意义，还关注生命、人类和文明的终极意义，即关注最终“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宗教如基督教通过“上帝创造万物和人”的神学，让献身于上帝的人的灵魂能上天国，而赋予这些灵魂以永生的神圣意义。神学信仰之所以是迄今为止全部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现象，正是因为它以虚拟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对永生的终极追求。 科学的巨大进步导致了灵魂永生信仰的衰落，但人类的永生之梦不仅未寂灭，反而因科学的快速发展和无限潜力而变得更热切。几百年来，科学对天问的探索成就令人振奋，虽然所取得的进展主要还是弄清“我们从何而来”而不是“将向何处去”，但这也体现了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严谨性，因为宇宙是一个隐卷秩序渐次展开的过程。尚未展开的隐卷中的秩序是什么？科学家提出了猜测，却难以验证（因尚未找到外星和星际文明）。但是，随着科学在解读物质、生命、意识奥秘，在宇宙探测、基因和智能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今天人类第一次有科学和哲学的依据来思考和探讨生命、人类和文明进化的远景了。从根本上说，孤独的行星养育、进化生命和文明的时空很有限，其文明是脆弱的。生命和文明只有进化成星际网络现象，获得永生的能力，才能构成宇宙隐卷秩序展开的新进程，从而具有宇宙本体性意义。短命的行星文明没有意义。但地球文明要进化成星际现象，人类还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发展成熟的行星文明才有可能。 人类文明的演进，虽然历尽坎坷劫难，过程迂回曲折，形式纷繁复杂，但它潜在的不变指向只是“增效、增寿”四个字，其中增效是手段，增寿是目的。由此可以看到人类好生恶死、自我肯定、追求永生的生物学本能是何等强大，人类追求各种欲望的满足，但最终都服从于改善生存质量、增加生命长度直至实现永生的欲望。因而，宇宙演化出生命，生物进化出人类，人类创造出文明，本身就潜藏着宇宙隐卷秩序展开的可能，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性，取决于生命和文明在它诞生的星球上，能否获得成长成熟到向星际拓展所需的足够长的时间。宇宙中可能孕育过很多行星生命和文明，但大多可能在幼稚时期就因其创造者的贪婪和愚蠢而相互恶斗、自我毁灭了。 因而，在科学已展示出人类有实现永生可能和文明有从地球向外星实现惊险跳跃可能的今天，深刻领悟生命自我肯定的本能具有潜在的宇宙本体性价值，维护地球生命自治体的永续安康，转换思维、行为方式和文明发展的目的与动力，消除社会致命的分裂，走出国际丛林政治，推进文化适应性进化，完成对人类生物学和历史文化——物质（基因）与精神（思维方式）——双重局限性脱胎换骨的进化，就成了地球全部生物进化和文明发展最终成功的关键了。 三　本书的结构 弄清上述问题使得对天问的回答只能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正如利奥波德所说：“只有那些认识到全部历史是由多次从一个单独起点开始，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个起点，以便开始另一次具有更持久性价值探索旅程所组成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只有那些懂得为什么人们未曾触动过的荒野赋予了人类事业以内涵和意义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而我对此的理解是，无论你是否想成为真正的学者，事物多样性统一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一条认识事物、探索真理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本书从天问提出和回答的历史演变开始，按宏观整体性、层次性（“宇宙之网”“协同进化”“生命价值”）的理论探索与对人类生命本能欲求及其文化表现形式的探索相统一的要求，一次次地返回到相关的起点，正是这种要求决定了本书的“奇怪”结构。

孙家驹，研究员，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理论研究室原主任、科研部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