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贤三昧集》是清初王士禛选编的一部唐人诗集。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阳山人。新城（今山东桓台）人。出身仕宦家庭。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授扬州推官，官至刑部尚书。四年后因事免官，退居故乡新城。卒谥文简。
王士禛自幼工诗，在清初与朱彝尊齐名，并称南北两大诗人。其诗内容多纪游、怀古、咏史、赠答，题材较狭，风格上追求风神韵味、冲淡含蓄。其写景和抒情诗婉丽隽永、饶有情趣，七绝诗尤为佳妙。今存诗千余首，曾自选编为《渔洋山人精华录》。王士禛不仅是钱谦益、吴伟业之后的诗坛盟主，而且在诗歌理论方面卓有建树，著有《带经堂集》、《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渔洋诗话》、《分甘余话》、《渔洋文》、《蚕尾文》等。在他身后，门人张宗柟综采各书论诗之语，编为《带经堂诗话》三十三卷。此外，另撰有《古诗选》、《十种唐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唐诗七言律神韵集》等多种著作。
王士禛诗歌理论的核心是神韵说。其实，神韵一词并非他所独创，最早出现在南朝时的人物品评中，如《宋书·王敬弘传》中说：（敬弘）神韵冲简，识宇标峻。稍后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都用了这一词汇。到明清时期诗论中已较多地引入神韵的概念，如胡应麟《诗薮》、王夫之《古诗评选》等。王士禛在继承前人诗论，尤其是司空图和严羽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对神韵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遂自成一家之言。
标举神韵，即要求诗歌有清远淡雅的境界、自然空灵的韵味、含蓄蕴藉的风格；要求诗人在创作中做到兴会神到、贮兴而就。用这样的标准衡量诗人诗作，所推崇的自然是远离现实的谢灵运、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诗人以及他们古澹闲远的山水风景诗，赞赏那些清幽淡远、韵味隽永的诗句。而对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带有明显倾向的作品则不免有所轩轾。
神韵说的提出，自有其时代原因。一方面，是为了针对明代的诗坛流弊，尤其是为了纠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正如翁方纲所说：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梦阳）、何（景明）一辈貌袭者言之。（《坳堂诗集序》）同时，在王士禛看来，七子虽倡导诗必盛唐，却是以雄阔壮大相标榜，并不能代表盛唐之音的典型风貌。他曾说：吾盖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语，而自命高华，自矜为壮丽，按之其中，毫无生气，故有《三昧集》之选，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见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子、大帽子话，其中蕴藉风流，包含万物，自足以兼前后诸公之长。（何世璂《然灯记闻》传渔洋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指出：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滞而不灵，直而好尽，语录史论皆可成篇。于是士禛等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以矫之，盖以救弊补偏，各明一义。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神韵说的提出，并不仅仅是王士禛个人的美学主张，而是代表了他所生活的史称盛世的康熙时代的审美风尚。
无庸讳言，神韵说忽视诗歌同社会生活的联系，论诗单纯从风格、形式着眼，自然具有较大的时代局限性。即从艺术的角度而论，由于过分强调诗歌境界的清远缥缈，强调诗歌韵味的空灵超脱，也有失偏颇，容易产生一定的流弊。然而，以神韵论诗，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艺术特征的探讨确有其独到之处，它以鲜明的特色，总结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丰富艺术经验和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独特的审美传统，因而成为古代诗歌批评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并为后来王国维境界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唐贤三昧集》正是一部鲜明体现王士禛神韵说的唐诗选集。从本集《自序》中不难看出其选编的宗旨：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1688）春杪，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于是录其尤隽永超诣者，于是年年底编成此书。名曰三昧，乃取佛经自在之义。可见，他选《唐贤三昧集》正是以司空图、严羽的诗论为旨归，以隽永超诣为诗歌的艺术标准。
全书三卷，主要取盛唐人诗，自王维起，至万齐融止。凡44人，诗400余首。其中，选王维诗最多，至100余首，超过全书的四分之一。其次是孟浩然、岑参、李颀、王昌龄四家，选诗都在30首以上，其余诗人10余首或数首不等。集中不录李白、杜甫诗，王士禛表面上说仿照王安石《唐百家诗》的做法，实际上是同他标榜清远的宗旨有关。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中说：先生于唐贤独推右丞、少伯以下诸家得三昧之旨。盖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欲以雄鸷奥博为宗。若选李、杜而不取雄鸷奥博之作，可乎？吾窥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为诗家正轨也，而其沉思独往者，则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此语颇中肯綮。王士禛自己在《居易录》中也说：唐五言诗，开元、天宝间大匠同时并出。王右丞而下，如孟浩然、王昌龄、岑参、常建、刘眘虚、李颀、綦毋潜、祖咏、卢象、陶翰之数公者，皆与摩诘相颉颃。从《唐贤三昧集》的选录情况看，明显体现了他这一评价标准，所提到的这十几位诗人不仅悉数入选，而且选录数量比较多，除前面提到的几位大家外，常建有13首，刘眘虚、祖咏各9首，陶翰8首，綦毋潜6首，卢象3首，在集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综观这些诗人，若以清远、隽永超诣衡量，王维、孟浩然、裴迪、储光羲等以写山水田园著称的诗人自不必说，其他诗人也多符合这一标准。如王昌龄《长信词》、《西宫曲》、《青楼曲》、《闺怨》、《从军行》，皆优柔婉丽，意味无穷，风骨内含，精芒外隐，如清庙朱弦，一唱三叹（《诗薮》）；常建、刘眘虚诗于王、孟外又辟一径。常取径幽而不诡于正，刘气象一派空明（《剑溪说诗》）；綦毋潜屹崒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河岳英灵集》），举体清秀，萧萧跨俗（《唐诗纪事》）；殷遥与王维结交，同慕禅寂，志趣高疏，多云岫之想（《唐才子传》）；张子容诗略似孟（浩然）公，兴趣高远，略去凡近（《唐才子传》）；裴迪诗雅淡，有类摩诘（《汇编唐诗十集》）；丘为其人与摩诘友，诗亦相近（《载酒园诗话又编》）等等。
但也应该看到，王士禛在推崇冲和淡远的审美趣尚的同时，却并没有排斥雄鸷奥博的风格，高适、岑参等人大量慷慨豪放的边塞诗入选即是一个明证。同时，他虽标榜盛唐清音，却也肯定元结《箧中集》中那些讽喻现实、抒发个人悲苦穷愁和家国之恨的悲调；既提倡平淡天然的本色语，也不排斥字句的推敲、格律的探究。如他所推重的陶翰，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便称赞他既多兴象，复备风骨。
当然，集中入选的并非都是名篇佳作，譬如有的作品格调不够高，有的不能代表作者的最好水平，因而此书问世之后也招来一些物议。如赵执信便排诋是书，不遗余力，批评其选诗不当，说：李颀《缓歌行》，夸炫权势，乖六义之旨。梁锽《观美人卧》，直是淫词，君子所必黜者。（《谈龙录》）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亦说：阮亭选《三昧集》，谓五言有入禅妙境，七言则句法要健，不得以禅求之。余谓王摩诘七言何尝无入禅处，此系性所近耳。况五言至境，亦不得专以入禅为妙。乔亿《剑溪说诗》又编也讥之曰：读古人诗，不于本领作用处求之，专赏其气味词调，及一二虚字传神，以为妙道，则日诵《唐贤三昧集》足矣，何假万卷为哉！这些意见虽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一定程度上还是切中了《唐贤三昧集》在编选方面的一些弊病的。此外，本书也还存在因失于考据而造成的误收唐以外作品及地名有误等疏漏。
尽管如此，此书问世后却影响极大。因原有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刻本无笺注，故后人纷纷加以评注，如吴煊、胡崇《唐贤三昧集笺注》，乾隆五十二年（1787）听雨斋刻本，潘德舆评点本，姚鼐评点本，光绪九年（1883）翰墨园所刊黄培芳批评本等。并有日本、朝鲜刻本多种。后世还有仿其体例续编者，如史承豫《唐贤小三昧集》、周咏棠《唐贤小三昧续集》等。
综上所述，由于《唐贤三昧集》有明确的选编主旨，具体鲜明地体现了在古代诗学中有重要影响的神韵理论，因此，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特别是研究王士禛的神韵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参考价值。将此书注释、翻译以供唐诗爱好者、研究者借鉴是有意义的。
《唐贤三昧集译注》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的《四库文学总集选刊·唐贤三昧集》为底本，必要时参校其他有关各本，个别有异文的在注释中标明。本书在广泛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熔铸众说，择善而从。注释力求简明扼要，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意，在诗行乃至用韵上尽可能贴近原诗。但限于水平、学识，在从事这一工作时时有力不从心之感，作品注释中难免有错讹之处，译文更未能处处做到信达雅，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唐贤三昧集译注》初版于2000年，收入中华古籍译注丛书。此次重版，对部分译注和个别文字作了适当的修订。
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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