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针对青年人普遍面对的人生困惑,进行了分析和解答。全书由二十多篇文章组成,话题都是与青年人密切相关的,如立志、心理、伦理观、学问、读书、交友、性爱、恋爱结婚,等等。
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的人变得冷漠,变得自私呢?朋友聚会,孩子只顾玩IPAD;老人摔倒,无人上去搀扶;一语不合,火冒三仗;为什么有人把日本小孩候机读书的照片上传网站呢?
因为我们缺修养,却羡慕别人的。文学大家朱光潜先生的这本《谈修养》里面就道出了我们中国人当下所缺失的修养,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重新拿起来阅读。
十年前我替开明书店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时候我还在欧洲读书,自己还是一个青年,就个人在做人读书各方面所得的感触,写成书信寄回给国内青年朋友们,与其说存心教训,毋宁说是谈心。我原来没有希望它能发生多大的影响,不料印行之后,它成为一种销路□广的书,里面一部分文章被采入国文课本,许多中小学校把它列入课外读物。上海广州都发现这本书的盗印本,还有一位作者用“朱光潸”的名字印行一本《给青年十三封信》,前三四年在成都的书店里还可以看到。我于是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作者见知于世,知我者固多,罪我者亦复不少。这一切,我刚才说,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坦白地说,这样乘其不意地被人注视,我心里很有些不愉快。那是一本不成熟的处女作,不能表现我的成年的面目,而且掩盖了后来我比较用心写成的作品。尤其使我懊恼的是被人看作一个欢喜教训人的人。我一向没有自己能教训人的错觉,不过我对于实际人生问题爱思想,爱体验,同时,我怕寂寞,我需要同情心,所以心里有所感触,便希望拿来和朋友谈,以便彼此印证。我仿佛向一个伙伴说:“关于这一点,我是这样想,你呢?”我希望看他点一个头,或是指出另一个看法。假如我口齿俐朗,加上身边常有可谈的朋友,我就宁愿对面倾心畅谈,决不愿写文章。无如我生来口齿钝,可谈的朋友又不常在身边,情感和思想需要发泄,于是就请读者做想象的朋友,和他作笔谈。我用“谈”字毫不苟且,既是“谈”就要诚恳亲切。假如我的早年那本小册子略有可取处,大概也就在此。
这是十年前的话。过去几年中很有几家书店和杂志为着贪图销路,要求我再写给青年信那一类的文章,我心里未尝不想说话,却极力拒绝这些引诱,因为做冯妇向来不是一件惬意的事。于今我毕竟为《中央周刊》破戒,也有一个缘故。从前在那部处女作里所说的话很有些青年人的稚气,写时不免为一时热情所驱遣,有失检点,现在回想,颇有些羞愧。于今多吃了十年饭,多读了几部书,多接触了一些人情世故,也多用了一些思考体验,觉得旧话虽不必重提,漏洞却须填补。因此,《中央周刊》约我写稿,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陆续写成这部小册子中的二十来篇文章,其中也有几篇是替旁的刊物写的或没有发表的,因为性质类似,也就把它们集在一起。
读者有人写信问我:这些文章有没有一个系统?有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我回答说:在写时我只随便闲谈,不曾想把它写成一部教科书,并没有预定的系统或中心思想。
不过它不能说是完全没有系统。这些年来我在学校里教书任职,和青年人接触的机会多,关于修养的许多实际问题引起在这本小册子里所发表的一些感想。问题自身有些联络,我的感想也随之有些联络。万变不离宗,谈来谈去,都归结到做人的道理。
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中心思想。我的先天的资禀与后天的陶冶所组成的人格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我的每篇文章都是这有机体所放射的花花絮絮。我的个性就是这些文章的中心。如果向旁人检讨自己不是一桩罪过,我可以说:我大体上欢喜冷静、沉着、稳重、刚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尊崇理性和意志,却也不菲薄情感和想象。我的思想就抱着这个中心旋转,我不另找玄学或形而上学的基础。我信赖我的四十余年的积蓄,不向主义铸造者举债。
这些文章大半是在匆迫中写成的。我每天要到校办公、上课、开会、和同事同学们搬唇舌、写信、预备功课。到晚来精疲力竭走回来,和妻子、女孩、女仆挤在一间卧室兼书房里,谈笑了一阵后,已是八九点钟,家人都去睡了,我才开始做我的工作,看书或是作文。这些文章就是这样在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成的。因为体质素弱,精力不济,每夜至多只能写两小时,所以每篇文章随断随续,要两三夜才写成,运思的工夫还不在内。我虽然相当用心,文字终不免有些懈怠和草率。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颇不满,同时也羡慕有闲暇著述的人们的幸福。
目前许多作者写书,尝自认想对建国万年大业有所贡献,摇一支笔杆,开一代宗风。我没有这种学问,也没有这种野心或错觉。这本小册子,我知道,像一朵浮云,片时出现,片时消失。但是我希望它在这片时间能借读者的晶莹的心灵,如同浮云借晶莹的潭水一般,呈现一片灿烂的光影。精神不灭,这影响尽管微细,也可以蔓延无穷。
民国三十一年冬在嘉定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