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名作家胡展奋近年来专门讲述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的辑集，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写有名的街道即上海人叫的马路如华山路等；二是写有名的建筑物如大世界等；三是写有名的饭店如王宝和等。这三个静态的物和动态的人相聚从而发生一系列的故事。文笔流畅，可读性强，深受读者喜爱和好评。
胡展奋，历任《康复》杂志编辑部主任，《劳动报》特稿部主任，《新民周刊》特稿部主任、主笔。并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1990年以后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写作。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被誉为“沪上调查报告*一人”，有许多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新闻作品，在业界以“敢言”著称。
自序 我的“非虚构叙事”
我的曹家渡（上）
我的曹家渡（下）
怀念大自鸣钟
风雨药水弄
“10岁”插队记
中赵村的绞圈房
棚车“大本营”
无言的结局在“八村”
长风公园钓鱼乐
乔家栅的菜馒头
熟食名店鸿运斋
前女友在“希尔顿”
玉佛寺附近的杠铃声
恒丰路桥堍的“小书摊”
龙潭“铁头”
我的闸北缘
庄源大的开甏酒
惊魂大名路
和平公园：“绿色的鱼钩”
国际饭店那顿饭
铁公鸡认栽乍浦路
浴德池内“跳大神”
“小洋人”散金黄河路
文汇报夜班“混路道”
菜鸟感恩“夜光杯”
中央商场之“第一葛朗台”
中央商场之“老军医”
中央商场传奇
一段江湖秘闻
外滩一夜
重游“大世界”
被婚礼糟蹋的“东风饭店”
雨廊遗梦
城隍庙的猪油黑洋酥汤团
在市四女中劳动的日子
怀念那辆自行车
找回“霸伏”
汾阳路上拔鱼刺
卢湾区图书馆·书中呒有颜如玉
泪洒国泰电影院
我在“红房子”捉“财积”
制造局路的丁胖子
十六铺小开杨麟
长兴岛往事
跋 永不消逝的地标记忆
《地标记忆》：
我的曹家渡（上）
过房爷胡绍良的故事
如同不知道“江湾五角场”，一个上海人如果没听说过曹家渡，那是不可思议的。我出生在曹家渡。似乎是刻意要和江湾五角场对峙，这个地方居然也是三区交界，五路奔心——也就是上海西部长寿路、万航渡路、长宁路、康定路、江苏路五条马路咬在一起、绞在一起的中心。
康定路，又名“康脑脱路”，旧上海著名的“越界筑路”的产物之一，汇聚了众多的近代名人故居。它东起泰兴路，西至万航渡路，全部位于静安区境内。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修筑于1906年。之所以得名于康脑脱路（ConnaughtRoad），据说缘于英国驻华公使爱德华七世的兄弟之名。我所出生的康定路1190弄叫“隆兴坊”，离曹家渡也就5分钟的路，往东不远的康定路947号，曾是近现代著名文字训诂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的故居，大家称其为“安居”；再往东越过延平路的康定路759号，就是著名的“朱楼”——上海滩豪门小开朱斗文的旧居。
我们刚才说到了“越界筑路”，所谓“越界筑路”，其实就是租界当局违反《上海土地章程》而越出租界以外，借口贸易和交通之必需的“界外筑路”，如同章鱼的触角一样，这些伸出租界的道路造到哪里，他们的英国式、荷兰式、西班牙式、意大利式花园洋房就沿路扩建到了哪里，形成了“新租界”，客观上沟通了闹市区和近郊的交通，促使上海市区的面积扩大，繁荣了上海。
但“越界筑路”也因此权限交叉，辖制混乱，成了“三不管”的犯罪渊薮，“洋马路”和马路两侧洋房里的任何事，民国政府都无权过问；洋房外侧的事，租界当局同样无权置喙。民国时代，社会团体（主要是各地商会、商团、青红帮组织等）插手社会事务的现象很多，但“越界筑路”地区，各种社会团体也得“看菜吃饭”，于是各种势力三教九流、蛇虫百脚都可以在这里尽情活跃，比如康定路的隔壁是余姚路，革命党在余姚路犯了事，就拼命往康定路逃，只要逃进康定路，中国当局就没辙；同样你若在租界犯禁，只要一逃进无法无天的曹家渡就泥牛人海了，中共组织当年在曹家渡、小沙渡等地异常活跃所依仗的就是这种特殊的混乱。
我干爹（上海人叫“过房爷”）胡绍良就是曹家渡一带呼风唤雨的“小开”，他家做颜料生意，我的父亲是他颜料行的“跑街先生”，当年患肺结核的时候，幸亏干爹替他弄来“盘尼西林”，才捡了命。曹家渡离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不远，胡绍良当年在圣约翰读书时认识的同学也是五花八门，什么家庭背景的都有，跑街、牧师、老板、掮客、大班、官僚、乡绅、白领、职员、帮会头子、遗老遗少……
有一个叫“王烈”的，父亲是洋行大班，家住康定路延平路交界处，和他是好朋友，常约好了一起上学。一年后我干爹因为肠结核而退学，但两人继续保持来往。后来王烈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再后来失去了联系，但1950年的夏天，王烈突然出现在隆兴坊，约我干爹翌日到曹家渡春园茶楼见面。一见面王烈就说，我已脱离军队了，现在生活困难，没有收人，有两筐铅笔，是否替我卖掉？
我干爹接下了他的铅笔，回到隆兴坊就举报了他，军管会的人要他带路，他便走到延平路的小洋房把他喊了下来。他毒毒地瞪了我干爹一眼，刹那间什么都明白了。曹家渡不再是当年“三教九流、蛇虫百脚都可以无法无天”的地盘了。
王烈后来被押到嘉兴枪毙，因为1949年夏天以后，他事实上一直率队在嘉兴地区打游击，他是队伍被打散后才潜回上海的。
此事军管会当然表扬我干爹，说他做得对，但他后来却多次给我父亲看照片并对他反复解释，说举报时，“是想不到他会被枪毙的，更不知道他曾经在嘉兴和共产党打游击”。
王烈是反动军官，新政权的敌人，干爹检举他政治正确，但伦理有亏，毕竟同学一场而且还是好基友，因此让我们长时问想不通的是，1950年还远远没有人人必须过关的群众运动，还没有“不检举敌人就与敌人同罪”的政治高压，作为老同学完全可以装傻，甚至不来往也可以，何必去举报呢？举报也罢了，又何必带路把他诓出来呢？王烈的家在“牛奶棚”附近，以后我长大了每次路过那里总有异样的忐忑，担心有个长得跟王烈一模一样的孩子窜出来……
问题是，打那以后，干爹常有幻觉，半夜常听到有人楼梯上一步一步地走上来，走到门口又没了声音。
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的父亲，说自己梦魇很重，常常半夜里在梦里哭，那种声音很奇怪，感觉很恐怖，尖利而颤抖，好像有人在持续地用烙铁炙烤他的皮肤，以至于不断地爆发疹人的上滑音与下滑音，他太太总是把他摇醒，他总是叹着大气。
况且更糟的事情发生了，军管会后来居然把他的“大义灭友”的嘉行转给了他所工作的“上海精密医疗器械厂”，厂方因为他有过“反动同学”关系就一直不允其入党，尽管他百般积极，百般申请也不果，直到“文革”期间他被判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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