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融通：百年小学语文教材的文化功能研究_范远波著_9787510067495

本书共分为9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小学与小学课程设置，小学语文课程建设，小学语文教材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与小学语文教材选编，多文化视野下的小学语文教材选编，小学语文教材的文化类型分析等内容。

后记
　　1986年，我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起，就与小学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虽经工作变动，脱离了中小学教学一线，但我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情结依然存在。十多年的中小学语文教学经历给了我很多思考，其中思考最多的不是教学方法，而是“语文究竟要教些什么”“学生究竟要学些什么”之类的问题。我本人对这些问题一直比较纠结，曾就此请教过许多富有经验的教师，得到的答复大致有：一、丰富学生的人生阅历和体验，教学生学会说话、处事与交际，懂得做人的道理；二、依据考试大纲选择教学内容，考什么就教什么；三、依据教学参考书选择内容，参考书上有什么就教什么；四、教师喜欢什么就教什么，喜欢某一篇文章，可引经据典尽情发挥，对某一内容感兴趣或某一观点有同感，可天南海北纵论古今；五、投学生所好，学生喜欢什么就教什么，喜欢笑话，就多讲一些笑话，喜欢听故事，就把作者简介变成人物传记进行教学。可是这些答案并没有给我清晰的认识，也没有让我的纠结得以释怀，相反让我更加困惑和模糊。这促使我不得不转向思考语文教育、语文课程、语文教材与语文教学之间的关系，希望从中寻找答案，获得启迪。
　　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此前的语文教育，三本蒙学课本或《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三年教完也好，两年教完也好，甚至半年内全部教完，也没有人说不好，全在教师的自我把握与掌控之中，一般不会刻意去追求效率。语文独立设科以后，学习的科目多了，各科的教学时间有了限制，为追求教学的高效率，就必须首先精选语文学科内容并揭示其学习方法。当初马建忠撰写《马氏文通》，正是希望揭示华文经籍隐寓的“规矩”，让“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以此来提高效率。这实际上分解了古代汉语文教育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因为这些“规矩”分解了古代汉语文教育的综合性和整体性。
　　我国占代汉语文教育以综合教育为主，融识字教育、读写教育、思想教育、知识教育、文学教育于一体，其综合性、模糊性和实践性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又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种慢效的学习状态，与语文课程涵养精神世界的识字和文化教养是相吻合的，与语文教育的特点也是相适应的。可是，现代学制下分科分年级的学校语文课程却一直把这种“神而明之，未可言传”慢效状态当成是应该淘汰的方式，而把追求捷径、模式、程式、序列、规律和知识点等清晰的、可以言说的做法当成是衡量学校语文教学活动优良与否的重要指标。我的困惑也许正是源于这种迫切提高语文学习效率心态下对捷径的追求。其实，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广泛而深刻影响必须依赖于慢效状态，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也必须结合语文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实践性特点来展开。基于这种种认识，我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具体教材的研究，并以“传承与融通：百年小学语文教材的文化功能研究”为题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获得批准(课题编号：09YJA880054)。本书就是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
　　教材是进行语文教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物质基础。教材的编写本身隐含着方法的指导，它既提供知识，也指导反应，如何才能有效地引导多读、引导熟读深思？这是教材编制者和教师必须思考的问题。语文教材的选编和组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教材编制者的社会价值取向和教育理论修养，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去揭示教材所本有的，但又不易为人们所重视或察觉的意蕴，恰恰有助于加深教师对语文教材的认识和理解，引导教师和学生多读和深思。同时，语文教育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也需要教材编制者进行系统全面的思考，以扩展教师们的视野。
　　本书是团队合作的结果，自课题立项以来，先由我拟定研究思路，组织课题组成员共同探讨，确定9个专题，然后分专题收集材料进行分析和撰写报告。研究报告完成后，各专题报告独立成章。各章初稿的撰写人分别为：第一章，中国小学教育与小学课程，张登山副教授；第二章，小学语文课程的探索与建设，李悦辉副教授；第四章，小学语文教材的发展演变(下)，刘锡娥副教授；第七章，小学语文教材的文化类型分析，石朝辉博士；第八章，小学语文教材的科学教育，张恩德博士；其余4章均由我撰写。每一章从初稿到定稿，我都进行了多次修改、充实和调整，有的改动较大，充实内容也比较多；有的改动不多，但充实的内容比较多，调整也大。总之，每一章都融入了我对语文教材的认识和思考。此外，杨丽媛老师为第六章的撰写提供了许多统计资料，石朝辉博士在进行文化类型分析时也作了详细的资料整理和分析，花费不少心血。衷心感谢他(她)们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鉴于人数较多，恕不在著作者中一一署名。最后，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的陈名港、韩海霞二位编辑，感谢他(她)们为本书的出版和审校等工作所做的细致而周到的工作，使本书得以如期顺利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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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是指人们接受最初阶段正规教育的机构，因此被泛称为初等教育机构。一般6—12岁为小学适龄儿童。现阶段小学阶段的教育年限是6年，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世界范围来看，初等教育机构最早产生于16世纪的德国，由城镇主办，教习实用知识和新教教义。17世纪初，这种学校逐渐增多，成为实施义务教育的机构。欧洲各国和日本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也相继设立这类机构。
　　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伴随西学的引进，开启了近代初等教育体系的形成。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开办一些附设于教堂的洋学堂，规模较小，大都属于小学程度。传统的小学教育虽然受到挑战，但仍占优势。真正对中国近代小学教育发生深刻影响的是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教育，它变革传统的私塾教育模式，催生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上海正蒙书院。甲午战争以后，随着维新教育思想的高涨，新式小学堂不断增加，开设新课程，采用新方法，改编新教材。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法定的学校系统，始于1902年，即管学大臣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公布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所以称“壬寅学制”，它规定小学堂分为高等小学堂和寻常小学堂二级，修业年限各为三年，不过它正式颁布后未及施行。次年（癸卯年）又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订一个《奏定学堂章程》，称“癸卯学制”。这是第一个法定的并在全国实施的学制。癸卯学制将小学区分为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并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类设置，采用以学校管理学校的办法，即地方设官立小学作为“模范学校”来管理公立和私立小学，除官立小学外，公立和私立小学经费及教育管理人员均由地方或私人解决。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实现了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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