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战事结束后，东格林斯特德小镇突然涌入了许多空军伤员，面部整形手术的先驱性人物阿奇博尔德·麦克因多尔医生在那里建立诊所，提供具有革命意义的外科整形和心理治疗。对于在东格林斯特德小镇长大，彼时还是个小女孩的莉兹·博斯基而言，这些空军飞行员烧烂的面孔充盈着她的噩梦。六十多岁时，莉兹从澳大利亚重返英国，想要与战争的回忆和解，她回来不仅是为了采访幸存的空军伤员（他们自发组织起一个团体，叫做"小白鼠俱乐部"），还为了采访当时在照料伤员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扮演了不寻常角色的女护士——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护理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

这是一部特别的作品，基于作者的访谈、回忆，心中的执拗、创伤，以及最终的释然。


东格林斯特德小镇在“二战”期间接纳了大量在战争中受伤、被重度毁容的飞行员们，麦克因多尔医生在小镇的医院，领导伤员的治疗与康复工作。他说服小镇居民以对待常人的态度对待这些面容、身体“可怕”的毁容飞行员。这些伤员泡酒吧，与年轻的女孩谈情说爱，像淘气的孩子一样生活着……而这些治疗、善待，最终使这些“二战”飞行英雄们大多顺利康复，开始自己新的人生。这是一部传奇，是关于伟大的麦克因多尔医生与飞行英雄们，以及了不起的小镇居民的故事。这是历史的正统叙述。但医院里那些年轻护士们呢？她们也一样只是年轻的孩子，她们的护理已经不是常规，甚至是奉献身体和感情……她们在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的？


作者带着众多的问题，包括自己小时候对这些毁容飞行员的恐惧，寻找今日活着的飞行员和女护士们，她看到了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故乡，甚至不一样的自己逝去的父母……但最终，作者实现了与自己的和解。所有的回忆、心灵感受都更为完整了，依然是伟大的麦克因多尔医生、英勇的飞行员们、了不起的居民们，还有女护士英雄们……

中文版序
到2007年，我已经在西澳大利亚的珀斯市生活了数十载。就是在这一年，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英格兰南部的东格林斯特德小镇。我和父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就在那儿生活，一直到1972年。在这之前，我们曾在伦敦东区短暂地住过一阵子，那里在“二战”期间曾遭到严重的空袭。在我们街区，有很多住宅、商铺甚至整条街道都被炮火夷为废墟。尽管人们期待着战后重建，但我家那一片却一直没有任何重建的迹象。于是，搬到东萨塞克斯郡的乡下以后，当我们有了这个风景如画的新家，一切就像是梦想成真了一样。我的新家在东格林斯特德镇几英里以外。这座小镇人口虽少但十分和睦。我喜欢跟着母亲。我们会搭公共汽车去逛集市，也常一起去镇上的图书馆借书。但在我孩童时的记忆里，这里却有一点让我胆战心惊——在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空军伤员出没，有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也有一些是轰炸机机组成员，他们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接受治疗。


这些人在战场上遭遇了可怕的面部烧伤，导致严重毁容。他们之所以被送到东格林斯特德医院，是因为这里有一位致力于整形手术并且在这方面有着开创性建树的外科医生——阿奇博尔德·麦克因多尔。凭着坚定的毅力与不懈的努力，麦克因多尔研究出一套方法，能够帮助毁容者重建面部。他不仅要为伤者进行皮肤移植，还要进行血肉的移植。繁复的手术流程意味着麦克因多尔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另外，伤者出院以后还会频繁地回到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尽管许多伤员的面部、手部或四肢遭到严重烧伤，行动方面却并无大碍。于是在住院期间，医生允许这些人走出医院。他们可以逛街、喝酒、看电影，还可以和当地人一起射飞镖、打板球。


麦克因多尔的康复计划需要小镇居民的全力配合。为了把整个小镇打造成一个康复社区，他不遗余力地走访当地民众，教育他们要学会接受伤员，把他们看成社区的一分子。同时他告诉当地居民，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他鼓励居民们不要害怕这些受伤的飞行员，不要嘲笑他们，不要盯着他们看，但也不要回避目光——应该大胆地正视他们的模样，欢迎这些“二战”英雄的到来。在那个年代，对毁容者的歧视是普遍现象，人们往往认为毁容的人精神也不正常。因此，在东格林斯特德，居民们对伤员的接受与肯定对他们的康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伤员们自发组织起一个团体，叫作“小白鼠俱乐部”，因为他们就像是麦克因多尔手术刀下的一只只“小白鼠”。这个戏称被保留了下来，今天在东格林斯特德，人们依然这样称呼他们。
当然，一个5岁的小孩子很难理解这些。“小白鼠”在镇上出没、游荡，这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尽管他们并没有任何恶意。他们会冲着我笑，递糖果给我吃，或者友善地和我聊天。但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见到他们，我就吓得不敢动弹。随着年岁的增长，我逐渐懂得他们的容貌为何如此。于是，一忆起孩童时自己是怎样回避他们的，我就感到深深的内疚和不安。即便这样，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可怕的面庞总是萦绕在我的梦魇中，直到我又回到这个老地方。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阿奇博尔德·麦克因多尔爵士已经在整形外科，尤其是面部重建领域建立了赫赫功勋，他的大名也频频出现在医学文献中，他发明的治疗方法和手术仪器直到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然而，“小白鼠”和这座小镇的传奇故事却鲜有人知。2007年，我已经63岁了，也出版了几本小说和散文作品。这一年，我决定回到东格林斯特德，去寻访那些还健在的“小白鼠”和他们的妻子，讲述他们的故事。另外，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当时医院的许多情况，包括护士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于是我也想讲述她们的故事。


寻访过去的人和事，触摸岁月的痕迹，这是感性的一程，这一点我是有所准备的。但我没料到，这次久别重逢竟生出这些情感的枝蔓。我得以再一次面对长大成人的地方，重新去理解这里的许多事情。从今天的视角去看，昔日的英格兰也有了别样的色彩。当然我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这包括当年的那个孩子，那个年轻人，以及现在已年逾七旬的自己。这本书讲的就是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路上，我拜访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勇敢且慷慨地和我分享自己的故事，这种分享本身就很鼓舞人。当然，这本书讲述的也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感谢所有帮助我、支持我完成这段旅程的人。我很感激他们能向我口述历史，为这本书贡献出自己的记忆和想法。在本书后面的致谢部分，我对他们分别表示了感谢。自本书于2012年在英国初版以来，我一直收到许许多多的来信和无以计数的邮件，有从英国和澳大利亚来的，也有来自新西兰、美国和加拿大，以及来自中国、日本、法国和德国的关注。在这里，我对关注这段历史、关注此书的所有人表示感谢。


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的同事——谈峥教授和包慧怡博士。在他们的热情推荐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唐云松先生也关注了此书，并且愿意将它的中文版带给中国的读者，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也感谢刘田细致且周到的翻译。


能够以这种方式纪念那段历史是我莫大的荣幸：这包括“二战”英雄的勇气和坚忍、护士的奉献经历、东格林斯特德居民在战后的付出，以及已故的阿奇博尔德·麦克因多尔爵士对医疗事业的开拓和贡献。我也非常荣幸能向中国的读者讲述他们的故事。
莉兹·博斯基
西澳大利亚，珀斯
2018年1月

澳大利亚知名作家莉兹·博斯基博士（Dr. Liz Byrski）是八部畅销小说和十二部非虚构类书籍（包括《记住我》）的作者，曾任新闻记者、西澳政府部长顾问，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广播员与执行制片人。

中文版序
回忆
开始
备战
烧伤问题
面对面
在酒吧里
“小白鼠”和他们的俱乐部
恐惧与沉默
三号病房的生活
文化危机
心有灵犀
为战争做好分内的事
驻足深思
无理要求
东格林斯特德的老大
局外人
摘掉面具
情感劳动和战时工作
回归工作
不会盯着你看的小镇
再见
连点成线
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致谢
译后记

回 忆
东格林斯特德，萨塞克斯
那是1950年。那一年，6岁的我在祈祷着和平，因为沃尔博特修女告诉全班同学，尽管战争在几年前就已经结束，但我们还要继续虔诚地祈祷，这样就不会有下一场战争。那时的我对“二战”还一无所知。如果有人提起那场战争，父母便会向我投来焦虑的目光，摇摇头然后转移话题。但是我知道，我的祷告并没有奏效，因为我看到了从战场上回来的人，还有他们可怕的面孔。他们在小镇的车站登上巴士，在医院下车。我敢肯定，他们在布莱克威尔谷地那儿一定有一个秘密基地。铺满苔藓的陡峭石壁将那里与外界隔开，茂密的枝叶悬在上空，将其永久地遮蔽在一片潮湿且神秘的黑暗之中。当某天，妈妈带着我等候巴士的时候，那些人会从背后的石墙里跳出来抓住我们。我皱起眉头，祈求上帝不要有下一场战争。最重要的是，我求他把他们带走，或者以一种万不得已的做法，我希望沃尔博特修女和爸爸能够向警察举报他们。我每天都这样祈求上帝，但他却对我置之不理。某些日子里，当我对自己无声的祷告失去信心、感到绝望的时候，我会走到屋后的那片空地，大声地向上帝呼喊，祈求他能听到我的声音。


每周三的课后时间，母亲会送我去上珀金斯小姐的舞蹈课。我们穿着缎面的束腰练功服，做着屈膝和阿拉贝斯克舞姿；珀金斯小姐的一头乌发打着卷儿，嫣红的唇膏将上唇完美勾勒，活像爱神丘比特的那张小弓，她用手杖轻轻地敲打着节拍。她穿着一双红色高跟鞋，脚踝上的鞋带还缀着红色的缎面蝴蝶结。我看过电影《红舞鞋》，见过莫伊拉·希勒在火车道上舞蹈至死，于是担心同样可怕的命运也会降临在珀金斯小姐的身上。好在妈妈告诉我，由于骨质疏松，她已经放弃舞蹈家的事业了。舞蹈课结束以后，妈妈会带我去克拉伦登咖啡馆，在那里喝下午茶、吃巧克力手指泡芙。顾客们都轻声细语的。女招待穿着褪色的黑裙子，围着上过浆的白围裙，头上还戴着一顶小小的白帽子，它们硬铮铮的，倒像是一些小小的王冠。我们的座位靠着菱形格子窗。空气中混杂着茶叶、科蒂牌香粉和4711号古龙水的味道。我喜欢克拉伦登咖啡馆里那种老式的氛围：人们都在低声絮语，帽子上的羽毛和假花在顾客头上微微晃动，在他们的悄声交谈中有一种互换心事的真诚。


“你今天跳得很不错，”妈妈说，“尤其是手臂的动作。上星期僵硬得像个风车，但今天表现得非常优雅。”
我的母亲曾经是一名舞蹈老师，所以她对我的舞蹈表现要求很高。对我来说，这个下午简直是天堂般的享受：吃着巧克力手指泡芙，听着妈妈的表扬。这是我每周最开心的时刻——直到搭车回家的时候。


车站旁边，那些人骑坐在围墙上，他们的皮肤是一种发乌的紫红色，嘴唇像球一样挂在脸上，没有耳朵，鼻子不成形状，有手却没有指头。他们就在那儿，喘息着，像一场无声的示威：他们藏在我卧室门外的楼梯上，躲在我的床底下，潜入我的梦里。他们是战场上的英雄。我当时对“英雄”两个字还很懵懂，但我知道，他们把战争带到了东格林斯特德小镇上。看到他们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搭乘巴士，甚至在车站和妈妈搭讪，我是如此的害怕和震惊。


“不，傻孩子！”我的母亲笑着回应我。她听见我说，希望爸爸能喊警察来抓他们。“那些人是从战场上回来的英雄啊，而且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不信。那些人会礼让我们，让我们先上车。他们的嗓门很大，而且经常会放声大笑。有一个穿着一件皮质的飞行服，上面有一圈毛毛领；有一个穿着奶油色的棱纹板球毛衣；还有一个肩上搭着一件闪着银光的蓝色皇家空军大氅。


“不要盯着别人看。”妈妈小声说，那些人正要在医院这一站下车，“这样很没礼貌。你也不希望别人盯着你看，对吗？”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介意被别人盯着看，但是我既不想看见他们，又忍不住想看。他们的脸令我感到害怕，然而我的目光却像磁石上的钉子一样被吸引了过去。他们中有一个人没有鼻子，那里只有一个奇形怪状的突起；还有一个人拿着一根白色手杖，他一只眼睛的地方是一个空空的洞。他们下了车，自由散漫地走向医院门前的空地，其中一个转过头来，咧开红脸上那条扭曲的裂缝，他在试着微笑；这笑容时常萦绕在我的梦里。他抬起那只缠满绷带的手，向我挥了挥。我紧闭双眼，无声地向上帝呼救，祈求他别让这些英雄再靠近我。但上帝终究没有听见我的声音，当时没有，之后也没有，因为很多年间那些人和他们可怕的面孔一直都出现在小镇上。正当我掉以轻心的时候，突然会发现一个就站在我旁边，瞥见几个站在玫瑰皇冠酒店的台阶上，或者看到几个正在和圣百利超市里切培根的店员闲聊。
东格林斯特德，萨塞克斯
这是2007年的5月下旬。这一年我63岁。当年的克拉伦登咖啡馆早已被改建为写字楼，于是我坐在镇上一家书店的咖啡区向窗外望去。我能看到商业主街、“二战”纪念碑、当年舞蹈课后我们乘坐的434路巴士，还有那些面目可怖的人经常出没的围墙——他们会坐在上面伺机绑架我和妈妈。当然那只是我的想象，而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也在等候巴士，以便回到维多利亚女王医院。他们在那里接受长期的烧伤治疗。今天，“二战”英雄的踪影早已不见，但他们的影响仍在。尽管我小时候曾深深地惧怕他们，但英国皇家空军和轰炸机机组的战士们已经和这座小镇建立起了长久而深厚的情谊。在战场上，他们的脸被炸得面目全非，双手没了指头、失去功能，自尊心也支离破碎、危在旦夕。就是在这里，皇家空军的伤员们得到了医学整形外科先驱——阿奇博尔德·麦克因多尔爵士的治疗。他们是麦克因多尔的“小白鼠”。这些伤员还成立了全世界入会条件最为苛刻的俱乐部。要成为“小白鼠俱乐部”的一员，必须在空军战场上被“砸过、烧过或者煮过”。因为相似的遭遇，这些空军伤员来到我的故乡，在这里接受康复治疗。


到“二战”结束时为止，俱乐部里一共有649名成员。每年，大部分成员都会回到这里，参加他们一年一度的聚会。今天，由于年龄、身体以及距离上的障碍，俱乐部的规模在逐渐缩小。在世的97名成员如今分散在世界各地：9名在澳大利亚，其他成员有的在加拿大、新西兰，还有的在欧洲的几个国家。在英国居住的57名成员中，有一些住在东格林斯特德镇上或附近，但一些住得更远的成员却因为健康原因很难再回到这里。今年，也就是2007年的10月，仍然在世的少部分成员会相聚在这里，庆祝他们的第65个也是最后一次聚会。俱乐部在战时及战后的日子里一直支撑着他们的生活。今后，俱乐部也将继续为在世的成员和记录在册的56名“小白鼠”遗孀提供帮助和支持。


这家书店的名字就叫作“书店”（“The Bookshop”），它位于一幢年代久远的木架构都铎式建筑内，旁边的房子也是类似的风格，它们都坐落在小镇的商业主街上。我看着窗外的街景，感叹这个萨塞克斯郡的小镇看上去竟如此寻常。东格林斯特德颇有一些历史气息： 一幢詹姆士一世时期风格的救济院、一座16世纪的砂岩教堂、一座可以追溯到工艺美术运动时期的建筑——现由国民托管组织掌管，还有临近的亚士顿森林，那里是维尼熊和克里斯朵夫·罗宾的诞生地。1913年7月23日的晚上，夜幕刚刚降临，十名东格林斯特德妇女选举权协会的成员举着条幅走上街头。六个星期前在德比市，妇女选举权活动家艾米丽·威尔丁·戴维森葬身于乔治五世国王的马车之下。争取权利的妇女队伍刚刚走上主街，就遭遇了反女权者的袭击。1500多名狂暴的反女权者将熟透的番茄、鸡蛋和草皮狠狠地砸向女权运动者们。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家书店的位置原本是一家文具店。文具店的窗子下面有三座坟墓，埋葬着三位16世纪的新教殉道者，他们的墓碑就立在人行道上。后来文具店变成了银行。几年前银行搬走，这里成了一家咖啡馆。为了将人行道开发成咖啡馆的户外区域，这块墓地被转移到了教堂院落。看来，即便是殉道者也要屈从于商业利益。


东格林斯特德的宗教背景也颇为有趣。除了英国国教、天主教、主业会以外，镇上还有包括蔷薇十字会、摩门教等其他宗派的存在。1994年，英国第四电视台在一档名为《见证》的节目中用一整集报道了这个可以称作英格兰“宗教首府”的小镇。节目对上述的几个教派都有所涵盖，还包括了异教联盟、占卜杖探水源者，甚至文不对题地对小白鼠俱乐部也有所描述。
圣山庄园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宅邸，普遍认为它是萨塞克斯地区首屈一指的18世纪砂岩建筑。它历来的拥有者也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最为众人所熟知的要数科学论派的创立者，已故的拉·罗·哈巴德先生。他于1959年从斋普尔王公手里买下了这座庄园。今天，这座庄园已经成为基督教科学组织派总部的所在地。然而，在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租住它的主人伊莲和纳威·布兰德作为阿奇博尔德·麦克因多尔的朋友，曾敞开庄园的大门为他的病人提供康复治疗的场所。


但东格林斯特德的主要成就还在于它与“二战”英雄的关系。在这里，空军伤员的烧伤严重程度超乎人们的想象。在这儿的医院里，他们接受了医疗新技术的彻底改造。从战争爆发到战后的十余年间，他们陆陆续续地回到这里完成少则三次、多则五十次以上的整形手术。维多利亚女王医院的前身是东格林斯特德乡村诊疗所，始建于1863年。在这里，现代整形手术得到了开创和发展。今天的维多利亚女王医院在皮肤创伤修复、重建外科和头颈外科等领域皆占据全国领先地位。除此之外，作为独立机构的布兰德—麦克因多尔研究基金会也在创伤修复领域与医院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阿奇博尔德·麦克因多尔并不满足于仅仅完成患者身体的修复与重建。他决意要帮助那些年轻的伤员重拾信心，让他们看到，人们是可以忽略他们身体的伤残，并且真正地认识他们、理解他们的。他以一种非凡的魄力在小镇进行了一场实验性的康复运动，让全镇的居民都贡献出力量，帮助伤员恢复身心健康。他呼吁当地居民直面患者的身体状况，不要盯着他们毁容的身体看，也不要回避目光——要直视他们的眼睛，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和他们在酒吧里社交。他把东格林斯特德变成了“小白鼠们”安全的港湾，他的努力让他们重新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我坐在这里呷着咖啡。以前，我的母亲会来这儿购买巴斯尔登·邦德牌信纸以及我上学要用的练习册。我想要回到过去，从中找寻着手的方向。我想要拨开那些英雄主义、禁欲主义的面纱，绕过引人注目的整形手术，去挖掘被“二战”英雄的神话所掩藏的东西。我想知道，对于英姿飒爽的飞行员来说，转眼间变得面目全非、仅剩残肢、孤立无援，成了即将被社会抛弃的怪物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还想知道，这一切对于今天已迈入耄耋之年的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我想更多地了解麦克因多尔这个人：在他高超的医术之外藏着怎样的动机，以及他是怎样做到举全镇之力来重建这些即将倾颓的生命的。我还想了解更多关于那些护士的细节，她们一定有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我相信，很多护士都是怀着饱满的激情参与到整形手术这类新的医学工作中去的。她们中的一些有丈夫或爱人在前线打仗，有的可能还很年轻，二十岁上下就被招来为紧张的战时工作效力。尽管被招募时还缺乏经验，她们满怀热情地进入这个开拓性的医学环境当中。在这里，职业操守和社会规范可能会被颠覆。然而女性的故事常会遭遇历史的冲刷，以突显、纪念那些英雄。被遗忘在角落里的这些女性的历史令我着迷。作为小说家，年迈女性的那些被尘封的往事也曾是我创作的主题。现在我想要知道的是在麦克因多尔的诊疗前线，护理这些伤员的经历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许多年以来，“小白鼠们”一直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口述历史，纪念那段集体记忆，使它具体、可感。但是那些未曾启齿的故事呢——那些多半已被遗忘的记忆，那些或许不合时宜的段落呢？


从我的幼年时期起，这个地方、这些人和他们的面孔就在我的脑海里阴魂不散。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魇中。在梦里，墙壁和屋顶都摇摇欲坠，要把我压在砾石之下不得喘息，坏事将要降临。几十年以来，即使我很清楚“小白鼠们”是“二战”英雄，并不是坏人，这仍无法驱散萦绕在我潜意识里的恐惧感，以及那些让人汗毛直立的惊悚画面。
一个夏日的夜晚，时钟早已敲过小孩子应该睡觉的钟点，我听见父亲在外面说话，便悄悄地爬到敞开的卧室窗户前。借着余晖，我能看到两个身着深色西装的身影穿过花园。于是我抓紧我的小熊，踮着脚尖走到楼梯口，从那里我可以向下一路看到大门。如果父亲进来看到我，他一定会上前给我一个晚安吻的。我屏住气，等待着钥匙转动的响声。父亲先进来，后面跟着一位客人，客人抬起头，看见了我。


“你一定是伊丽莎白。”他说道。他的脸是一团可怕的东西，布满了紫红色的伤疤，抻平了的皮肤泛着光，他的嘴唇又肥又大；他的眼睛一只高一只低，好像要去往不同的方向；他的额头布满了伤痕，但是没有眉毛。“你爸爸正和我说起你，”他一只手搭在栏杆上，手光秃秃的没有指头，一只脚立在底层台阶上，“你要下来吗？”
我向上帝祈祷过，求上帝别让那些人靠近，但是上帝没有听见。我难以承受这一切，又受了惊吓，于是向前跌倒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父亲和母亲焦急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
“你晕倒了，小傻瓜，”妈妈说，“你径直摔下楼梯了，头磕在门上，划了一个大口子。”
那块伤疤还在，尽管它现在已经很小了，却仍然提醒着我对于毁容的过度反应可能会给那个人带来怎样的打击。如果有一种比凝视毁容的脸更深重的罪，那一定是凝视过后晕倒在地。我还能找到那个人吗？我能否在照片里找到他的脸，和他谈谈，告诉他我时常想起他并对自己感到羞愧呢？


我伸长脖子向战争纪念碑的方向眺望。我看到母亲很多年前的样子：39岁，高挑的身材，穿着一件方肩的蓝色西装配一条窄裙，一顶俏皮的小帽用一根亮闪闪的发卡斜别在头上。她手上拉着的小孩怯生生的，像只小老鼠，齐刷刷的头发用发卡拢住，头戴一条红白格子的丝带。她紧紧握住母亲的手，一点点把自己藏在母亲身后，因为那些有着可怕的脸的人们正散漫地走向巴士车站。其中一个停下来向她鞠了一躬，说话间伸出一只残手。但那个小孩向后退，把脸藏进母亲的裙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