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册系“话语研究论丛”第七辑,全书文章包含以下主题:语言与全球化、作为社会科学文本分析工具的分析话语、能源话语的社会实践网络分析、新闻话语及地方形象建构、危机事件中的美国官方话语意识形态建构特征、新闻语篇价值的耦合理论视角分析、翻译研究的批评话语视阈分析、高校条幅语言使用的批评话语分析、论文答辩者身份的语言动态特征分析、再情景化过程中的话语策略研究、新闻机构的新闻价值创造话语分析、2019年国内话语分析研究百篇论文题目等。
《语言与全球化》中文版译者前言
《语言与全球化》中文版序言
《分析话语一社会科学的文本分析》中文版序言
能源话语的社会实践网络分析
报纸环境新闻话语与河北省形象建构
重大突发危机事件中美国官方话语的国家战略与意识形态建构特征
翻译与天津城市形象建构
——《今晚报》英译版的话语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视阈下的翻译研究新思考
“女生节”高校条幅语言使用的批评话语分析与思考
论文答辩中答辩者身份的动态特征
自下而上再情景化过程中的话语策略探究
——以《百姓问政》电视节目的一则报道为例
2018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综述
《“中国梦”的话语建构与传播》评介
《新闻价值的话语——新闻机构是如何创造新闻价值的》评介
2019年国内期刊发表的话语研究方面的100篇论文题目
《话语研究论丛(第七辑)》:
(3)了解中介体的差异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通过中介所构建的,同样,我们看到翻译与社会的关系也并非是直接联系,也是通过中介产生作用,从而我们关注到起中介作用的译者及其翻译过程。从上一点我们已经知晓,处于不同时期的译者所构建的相关语境和译者模型会有所差异,那么,处于同一时期甚至同一环境之下,面对同一文本时,为什么不同译者还会产生不同的译文呢?
一方面,我们确实要承认,面对同一文本,即使译者都在认识相关语境,建立译者模型,但不同译者还是会构建出不同的译者模型;另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产生结果的差异应归于译者个人认知过程的差异。换句话说,存在差异就解释了原文与译文的联系并非是直接的语码转换,而是经历了中介体的连接,但由于中介体的认知过程不同,就导致了翻译结果必然有所差异。这种认知,不仅仅是指对文本的认知,更多地指对翻译过程的认知。诚然,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认识这种个体化差异明显的原因已经是老生常谈,作为中介的译者,在翻译中会涉及原作者、赞助人或出版社、读者等多方主体,涉及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翻译呈现方式、翻译类型等多方因素。许钧就讨论了无论是“译什么”还是“怎么译‘:都涉及译者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绝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和内部的因素限制(许钧,2002)。孙志礼也提出译者要符合目的语社会文化的规范,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孙志礼,2007)。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来看翻译,不仅承认了翻译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探究这个影响过程,做出解释。不同译者对于这些因素的认知差异就会导致他们所构建的译者模型不同,因而导致不同译文的产生。所谓认知不同,也就是译者所重点关注的因素,或是相关因素重要度的排序,或是对相关因素的考虑范围是不同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出,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我们了解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中介体的意义不仅在于影响翻译产品,更在于能够解释不同翻译产品产生的原因。
(4)翻译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
批评话语分析强调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力量反映社会,是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强调使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明朗化,从而推动社会变革,由此建立起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联系。从这一点来思考翻译,就是要联系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也是之前二者结合研究的重点。翻译行为既是人为主动创建的,就不可避免地夹杂人的态度与立场,因而翻译无法保持中立。意识形态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王东风,2003),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产物,既是个体的思想观念,也是特定的政治文化,以特定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相叠加,共同操纵着翻译活动(朵宸颉,2014)。译者在面临不同的语言材料时也面临着文化差异甚至意识形态的冲突,译本的产生过程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转码过程,更是经历了译者的理解和解释,因而无论是原文本的选择还是对文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都渗透着特定的意识形态。
在翻译文本的选择上,在将国外作品译入国内时首先要考虑其是否和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相冲突,或是该用怎样的策略或者方法使其顺应主流的意识形态,又或者挑选其意识形态中的某一点进行大量的解释和传播;同样,将国内作品译向海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其是否准确表现了本国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用怎样的翻译策略可以明显或强烈地使读者准确感知到,以起到期待的传播效果,同时也要考虑这与他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否冲突,但这更多涉及的是读者的接受度问题。可以看出,无论是宽泛的翻译文本的选择还是具体的翻译策略的实施,都联系着意识形态因素,在涉及跨语言甚至跨意识形态的翻译行为中,意识形态影响着语言,语言又表现着意识形态。因而,译者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就不仅仅只关注语言层面的对等,更会将翻译行为的意义扩大到对社会、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5)描写和解释并重
描写是对翻译产品、翻译过程和译作功能进行全方位的记录(Toury,2001),解释则是针对所描写的现象和规律,揭示制约这些现象和规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描写是微观层面的操作,是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解释是对宏观对象的考察,观察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语境。话语作为社会的构成要素,既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的方式,又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从具体的语言现象出发,联系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从而解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描写是揭示的立足点,解释是描写的归宿(胡开宝、孟令子,2017)。我们从而可以看出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对翻译现象进行解释的目的在于对翻译这一社会文化行为进行批评和反思,从批评话语分析角度研究翻译,不仅仅只探讨描写到的现象和规律,而是更进~步地对这些现象和规律进行解释,将描写和解释结合起来,拓宽了翻译研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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