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方儒学_刘宗贤，蔡德贵编_9787010039992

《当代东方儒学》所研究的当代东方儒学，主要指中国和朝鲜、日本、越南等儒家文化圈国家的儒学；新加坡等以华裔为主要构成民族国家的儒学；以及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阿拉伯地区等其他东方国家所受儒学的传播和影响。历史上，东亚等国家曾受孔子和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儒家文化圈国家共同的文化意识；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冲击，这些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调整传统思想，重新进行文化整合的过程，因而儒学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它们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一、东亚经济腾飞与东方儒学的复苏
儒学本是东方的一种古老的学术文化，其成为当代的话题并引起世人的关注，乃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70年代东亚经济腾飞，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现代化的推进，显示出一种有别于欧洲的“集团主义人文类型”的现代化模式。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的斐然成绩，不仅令西方经济界瞠目，而且使得许多西方人士意识到：亚洲今天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的历史背景。不少人惊呼，东方的传统文化已经觉醒，并且在建设新生活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学界加紧了对东方及东方传统的研究，继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的比较社会学研究之后，东西方关于儒学的许多新提法，如亚洲价值、亚洲传统、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以及“儒教资本主义”、“新儒教文化”、“儒教文化圈”等纷纷出台。同时东亚各国也意识到需要重新对东亚进行再认识，因而更加重视起对自身传统的研究和评价。例如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lbrahim）不仅“站在亚洲复兴运动的前沿”，主张亚洲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主张“要以更积极的态度审视我们的传统，对其他亚洲同胞的传统保持真正的兴趣。我们将开始一次自我发掘之旅，穿越无数的亚洲传统，以加深彼此的了解。”而面对西方的民主、人权和个人主义概念，亚洲人已敢于提出，西方的价值观并不完全适合于亚洲。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我认为，国家的发展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李光耀充分肯定儒学价值观对于治理新加坡的积极作用，他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o”新加坡无任所大使许通美在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的文章中，列举了在东亚行之有效的十项政策，包括人民和国家间的社会契约，即国家对人民保障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法律和秩序，与此相应的，人民尊重权威和自力更生，建设道德伦理上的清洁环境和自由负责的舆论等。今天，亚洲各国人民正在经历一种心理上的转变，从认为“西方最好”到重新发现自己文化遗产的价值，儒学思想的精华和价值观也因而受到重视。即使是作为典型的伊斯兰文化之一的印尼文化，他们所提倡的“三大原则”，即吾为社稷之主、保家卫国义不容辞、常思过而知不足，其所包含的奉献社会、具有道德的责任感及加强自我修养的精神也与儒家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
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自80年代以来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日益在东亚及世界上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学术界及政府也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儒学的问题。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儒学研究在海内外、东亚诸国、港台儒学研究的影响和互动的背景下，从起步到90年代的长足发展，经历了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健康的发展历程。目前，国内除了最有实力的民间社团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等，相关的地方性学术团体，也有几十个之多o从1984年中国在曲阜召开第一次影响较大的全国孔子学术讨论会，1989年为了纪念孔子诞辰2540年分别由中华孔子学会及孔子基金会主办在北京、曲阜召开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以各种内容为主题的大型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每五年即在中国举办一次。而在全国各地围绕儒学所召开的学术会议之多、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富，更是百年来所罕见。据有的学者统计，仅1993—1997年五年之中，大陆举办的有影响有成果的儒学会议就有三十余次。如今，在中国内地不仅学者能够日益以平等的心态与先儒作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就是政府官员和高层领导者也往往从积极的方面估价孔子和儒家学说在未来新世纪的活力与贡献。种种迹象表明，儒学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衰微之后重又复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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