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案件中的证据理论与证据实践_祁亚平著_9787562092957

　　《毒品案件中的证据理论与证据实践》包括六章：第一章毒品问题概述，论述了毒品案件的地域性与全局性；外源性与内发性；毒品案件的法律规范及评价。第二章毒品案件证据的难点，论述了毒品案件证据难点列举；毒品案件证据难点说明；毒品案件证据难点解决。第三章人身搜查与取证，论述了搜查与搜查的分类；毒品案件的人身搜查；搜查中的罪过推定；搜查中的权利保护。第四章毒品案件技术侦查证据审查，论述了技术侦查的证据审查；技术侦查的司法审查；网络贩毒证据审查。第五章毒品案件中的言词证据，论述了交叉询问；被告人作证；侦查员作证；鉴定人作证。第六章毒品案件中的证据裁判，论述了毒品案件的证据判断；毒品案件的证据排除；陪审员与毒品案件；认罪认罚与毒品案件。

　　毒品、毒品组织、毒品黑金对于社会具有极大的威胁，被现代各国所禁止，毒品的制造、运输、贩卖等行为被各国刑事法律所明文禁止。毒品破坏人们的生理和心理机能，危害国家社会的良好秩序；毒品黑金破坏国家金融秩序，危害经济健康发展；毒品组织自向封闭并具有暴力性，侵犯普通人的合法利益；毒品贩卖行为侵蚀国家掌控力，诱发反社会文化，破坏国家统治秩序，危害社会利益。但是在法律层面上，毒品犯罪问题一直存在某些具体而现实的理论争议，也存在一些比较棘手的司法实践问题。例如，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刑事法律进行毒品认定的范围应该是具体的、明确的，但是现实的毒品种类却一直在发生变化；按照刑事法律的谦抑性原则，毒品犯罪的范围只能针对最严重的毒品使用行为，但是各国法律所规定的毒品犯罪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按照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证据适用应该在各种案件中基本统一，但是，现实中毒品案件明显存在一些特有的证据适用现象。
　　针对吸毒行为的刑罚处罚，欧美各国的政策实际上在一定时间内曾发生动摇，总体呈现从入罪到出罪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以前，欧美国家均将吸毒视为犯罪行为并普遍进行刑罚处罚；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吸毒逐渐被视为个人问题，各国不再进行刑罚处罚。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日益严重的毒品滥用，欧美国家吸毒行为入罪议题被再次提起，但并未被国家采纳。至21世纪后，一些国家开始对于某些“软毒品”小剂量合法化。至此，吸毒问题成功完成除罪化，毒品犯罪被局限于毒品制造、贩卖、运输、洗钱等环节。刚开始，“吸毒非刑罚化”使用吸毒问题的“合法化（legaliza-tion）”术语，后来为防止人们的误解，改为使用“（吸毒）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术语。欧美各国一般从经济犯罪角度进行毒品犯罪研究，所以很自然地提出着重进行对毒品集团犯罪的严厉打击，适度放开吸毒禁令以打击毒品市场垄断，因此对于吸毒问题的政策稍微宽松了一些。基于特定的历史经历和民族感情，我国对于毒品相关犯罪惩处较为严厉，对所有毒品犯罪人员和吸毒人员均持坚决否定态度。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虽然也认为吸毒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是与欧美国家不同，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吸毒行为存在较小的界定范围：第一，诸如“非法持有毒品”“强迫、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行为，即使目的是自己吸食毒品的，仍旧构成毒品犯罪。第二，自己吸食毒品即使没有构成犯罪，依旧必须接受治安管理处罚以及强制戒毒。《禁毒法》第62条明文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或者接受戒毒治疗的除外。
　　在毒品犯罪中，有组织毒品犯罪是各国主要针对的毒品犯罪形式。其原因在于：第一，受毒品的高额利润刺激，毒品犯罪组织最终会形成暴力犯罪团伙。毒品的生产成本低廉，毒品利润来自于“反秩序利润”。毒品的流通渠道决定了毒品的巨额利润，而这种利润最终决定于国家权力的受侵蚀程度。由于个体毒贩，对国家权力的侵蚀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而团伙型犯罪，却能够在较长时间内，持续保持这种影响力、侵蚀力，所以团伙相对更容易垄断毒品流通和利润。毒品在社会中流通，反向也标志着毒品有组织犯罪已经开始抬头，国家的社会现实掌控能力开始出现缺口。一定规模的毒品（地下）市场的出现和流通，就可以视为国家掌控力失控的开端。有组织毒品犯罪致力于对国家掌控力进行侵蚀、腐化、沾染，并通过种种手段谋取毒品售卖机会。毒品（地下）市场和毒品（地下）流通，对于国家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第二，有组织毒品犯罪导致暴力犯罪增加。毒品对于国家掌控力的侵蚀，不仅增加毒品犯罪机会，往往也同时伴随着其他暴力犯罪的增加。国家掌控力遭到破坏后，对于社会秩序的掌控力下降，就会导致各种犯罪激增。毒品犯罪与国家对毒品案件的缉查力度相对抗，毒品案件的犯罪团伙通过与国家缉查力量的争斗获取毒品利润，毒品犯罪带有鲜明的反国家、反社会的色彩。这些团伙对于毒品、毒品市场的争夺、贩毒集团内部倾轧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往往也是采用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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