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与人地关系研究_孟祥晓著_9787564568108

　　卫河即隋唐大运河中的永济渠、宋元时期的御河，明清时称为卫河，历史时期曾是漕运和南北交流的重要通道。《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与人地关系研究》选取学界关注较少而又极其重要的卫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以水灾为切入点，在历史地理学理论指导下，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从灾害史、环境史、社会史的契合点入手，在比较完整的区域、时段内建立了水灾与人类活动和社会变迁即人地关系变化的一个模式，综合研究了水灾对自然及社会诸方面的影响，以及人类对水灾的能动应对。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与人地关系研究》，原本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论文现经作者修改后即将正式出版成书，这对学术界及相关部门更便利地了解、评论、借鉴论文的研究成果更加有助益。说到今天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我觉得在空间、时间以及涉及的学科领域，都有了新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过去不太受关注的区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向近现代延伸；研究的领域不再单一，而是呈跨学科态势。这三个变化趋势，在这本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先看研究涉及的区域。卫河流域与黄河、长江、淮河等大流域相比，在等级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因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卫河流域不大被人重视。但是作者却看重了卫河流域开发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聚落密集、区域相对自成体系、以往研究成果较少等特点，决心选择卫河流域为研究区域，用心用力，长年积累，终于发前人所未发，取得了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高水平成果。
　　再看研究涉及的时间。作者将研究的时间段放在了清朝至民国初年，除去考虑时段距离今天较近，各类史料比较丰富，环境变迁不太过剧烈，可供研究比照的样本较多之外，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统计证明，近500年来我国中原地区气候变迁特点是：16-17世纪旱灾多于涝灾；18-19世纪涝灾多于旱灾。由此看来，清朝至民国初年，正是处于旱涝交替的“多事之秋”。如果再从社会角度考虑，此时社会发展也正值大变动时期。截取这样一个时间段进行研究，对于充分揭示各个矛盾点的内部结构及运动规律，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后看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作者以卫河流域水灾为切入点，下功夫收集了大量史料，考订了不少史实。但是作者决不是把研究领域仅仅局限在河流水灾史实的罗列上，而是将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社会地理两个领域结合起来，以人地关系、人地互动为基础，着力把握水灾所引发的人地关系危机的各个矛盾点。详细分析诸如卫河流域水灾□主要的社会原因、社会应对水灾的措施、水灾对聚落的影响、水灾引起的社会矛盾、水灾对流域内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这种跨学科领域的研究，对于复原当时卫河流域自然与社会的整体面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此项研究的学术价值。
　　总之，作者在选题及对课题研究进行整体设计时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在充分继承中国历史地理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作者更注重了现代科学研究思维的运用，力求使研究成果学术价值更高，实际借鉴意义更大。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已经生动地证明了作者达到了他追求的目标。
　　除了上述这些宏观上的创新之外，本书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下面举三例为证。
　　其一，善于收集驾驭史料。考证史实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者的基本功。考证史实的前提，是要掌握和鉴别浩如烟海的史料。我注意到，作者收集史料的眼光十分广阔，举凡正史、档案、地方志、前人论著、文集、报刊及碑刻资料，均在作者掌握之中。非但如此，作者驾驭史料的功力也很深厚。比如说，本书对地方志资料的运用就是明显例证。搞历史地理研究的同仁都知道，运用明清地方志资料要十分小心，它既是一座各类资料的富矿，又有诸如追述前代史实多有舛误、张冠李戴、修纂失例等许多通病。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运用方志资料是十分得当的，并且总结出了三种方法，即：尽可能使用相对来说时间较早的方志；高度关注方志中的杂记；利用正史和其他史籍与方志中的记载互证等，从而既大量挖掘使用了地方志中的宝贵史料，又避免了被地方志中不实史料带入歧途的误区。
　　其二，研究问题的技术路线设计得当。这一点关系到研究的结论是否科学，进而影响整项研究课题的质量。作者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这里仅举其中一例。本书的研究内容决定了，搞清楚漳河南路河道的变迁（此河道汇入卫河），对于梳理卫河流域水灾发生的规律是很重要的。但恰恰是这一点，由于漳河南路河道变迁频繁，彻底搞清楚是很难做到的。面对这个难题，作者设计了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技术路线。漳河南路河道不论怎样变化摆动，其入卫的河口变化是清晰的。从这一点人手，再由此上溯，找出合理的河道就比较容易了。按照这个思路，作者居然在纷乱矛盾的史料中成功考订出漳河南路的4条主要河道，并总结出漳河南路变迁的规律和特点，从而为完成整个课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研究问题运用辩证思维。也举两个例子予以说明。比如，作者在描述灾情及其社会反映时，运用了综合统计和个案举证相结合的方法。综合统计为的是说明概貌，个案举例则不同，个案举证需要研究者认真选择□典型的事例，对自己的观点予以说明。在这本书中，个案举证□精彩之处，莫过于水灾对魏县县城影响的论述。清代魏县城位于当时大名府的西境，地处漳、卫二水所形成的三角区域内，每至夏秋汛期洪水暴发，县城经常受到洪水威胁。在清乾隆二十年（1755）、二十一年（1756）、二十二年（1757）连续三年洪水冲城之后，清廷无奈，只得将魏县撤销，将其地省人大名、元城两县。这种结果给当地的行政运作和民众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当地社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作者点面结合的辩证思维及研究方法，使读者既获取了面上的信息，又得到了典型事例的强烈印象，从而大大加深了读者对本书所揭示的人地关系的理解。
　　又比如，水灾对当地农业的影响，本书也不是一概而论。在历数了水灾毁坏农田、冲毁城镇、造成土地沙化和人口锐减等恶果的同时，作者注意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指出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地方，水灾过后淤积的泥土反而具有改良当地土壤的功效。其中的临漳县，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这一段漳河被当地人称为“富漳”，漳河决口之后，人们往往不愿去堵塞，因为洪水过后第二年，淤积的泥土肥力很高，往往可致小麦丰收。故当地有“一水一麦”，“一麦抵三秋”之说。作者经过认真分析，得出了洪水既有对大部分地区沿岸土壤沙化、盐碱化的负面作用，也有对个别地方农田淤肥增产的正面作用的结论。当然，作者也指出，正面作用只是少数现象，不能因小利而忽视了河流水灾的大患。
　　总而言之，《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与人地关系研究》是一本选题新颖，学术价值和实际借鉴价值都很高的好书。作者能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除去“乡梓情怀”之外，恐怕与多年持续的学术追求有关。作者还很年轻，学术研究的道路还很长，真心希望作者能以这本书的研究成果为节点，再接再厉，向着新的学术目标迈进。

　　《清至民初卫河流域水灾与人地关系研究》：
　　（二）以邻为壑与遏水病邻
　　发源于山西省的小丹河是卫河上游的一条支流，每当夏秋洪水暴发之际，获嘉一带的洪水就会顺小丹河建瓴而下，由新乡到汲县人卫。但因河道狭窄，时有淤浅，故在卫河上游沿岸的获嘉、新乡、汲县各地，为了宣泄本地洪水，以县为单位的沿河各地会在本辖区内疏沟浚渠，以增加排水量或下泄水道，减少洪水对本地的冲击和淹浸。但是，上游之水依次向下游宣泄，而位于下游的汲县则因地处由丹入卫的河口处，上游来水较大而卫河一时难以迅速下泄，加以汲县地势较低，所以往往发生洪水四溢，淹浸县城的惨剧。于是就会出现一方要求疏浚河道泄水、一方坚决反对的争执。
　　地处卫河上游地区的卫辉府汲县，因“地极洼下，境内绝无沟渠，惟恃卫河一道以为宣泄，而卫河又极浅隘，每当伏秋霖潦，西北太行诸山坡水，奔注辄有漫溢之虞。故前人屡议改沁丹人卫以济漕运，卒惧其不能容纳而止”。雍正乙卯，“新乡土民呈请开浚孟姜女河，导其地白水坡、关家庄等处，二十余里之积水直达郡城西的小石桥人卫河。水势汹涌，卫不能容，溃决四出，以致汲邑坏堤防、圮城郭、漂庐舍、没田禾，屡告灾荒，频繁赈恤，汲之士民蒿目怵心”，所以，汲县民人呈请不让再行挖挑。有反对者指出：“新乏请近于以邻为壑，汲之请同于遏水病邻”，无论新乡还是汲县的做法都是不妥的。
　　支持汲县者则提出不同意挑挖孟姜女河，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卫辉郡地势西高东低，汲县低于新乡，而新乡又低于辉县和获嘉。以前“辉县人挖境上残堤使山水注新，新则控之。获嘉人请开段岩河使积水入新，新则阻之，皆以水无去路，恐被淹没之害为辞”，难道新乡的水注于汲县就可以吗？二是提出汲县并非不让上游之水归注该县境，而是因下游宣泄不畅，如果洪水归汲，就会导致汲县的水灾。治水应当从河道的下游开始，下游通畅，疏导上游的积水才不会造成下游地方的漫溢淹浸。三是卫河经行较远，功难卒就。即使下游治理，也因浚县境内有“一十八里山根石底，断不能疏凿，是下流之不可治彰彰可睹”。所以，如果下游无法畅通，而上游之水全行注汲，则汲县怎能承受？四是既然下游无法通畅，若开孟姜女河使全水归汲则害大。反之，虽然新乡、汲县都会被灾，但水分而害小，“汲之请特择祸莫若轻之意也”①。
　　鉴于以上原因，汲县民人认为不能疏挖孟姜女河河道，使新乡之水归汲而入卫。“古来善治水者必自下流始，盖惟下流深辟，水有所容蓄，斯上流可疏通以贯注之，若下流不治而徒从事上流，则水行益迅激而无所归，其横决也必甚。”①
　　（三）扒堤放水与护堤挡水引起的械斗
　　洪水能否顺畅下泄关系到发水之地一方的安全，如果下游筑堤拦截来水，就会使上游洪水无处下泄而遭水淹之苦，是以处在同一河流上下游的相邻县之间，常常为此发生纠纷，有时甚至引发械斗。
　　临清州城西北乡后冯庄、常家庄等处与直境清河县洪河村、潘庄二哥营一带壤地相接，两境民人屡因筑埝争控。早在光绪十九年时，清河潘庄与临清常家庄就曾因水问题发生纠纷，事隔十余年又起争竞，而究其原因，皆因水道未疏所致，“土埝以外系临清民地，均被水淹。土埝以内系清河民地，并未被水”，所以被水一方要求扒堤泄水，而另一方则反对扒堤，以保护本境田地，“盖水在上游，临民受害。水在下游，清民受害，利害切已，争端即生”。□后经过直督鲁抚双方协定，“上游临民永不准挑沟顺水，下游清民永不准筑埝截流，任水自行，并勒石以垂久远而杜争执”。②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以“顺其自然”的方式双方妥协解决。
　　广平与魏县的械斗亦是因魏县筑堤阻挡了上游广平洪水的下泄而引发。清初顺治年间的漳河流经北路，对魏县影响不大，“由临漳北流，过邯郸河沙堡，又东北由永年曲周合于滏，十年复还故道”。到了康熙初，漳河向南发生迁徙，魏县境内漳河水患日益严重，“由成安入广平县界，数决田户悉没，民不能稼者数载。三十八年巡抚都御史李光地议开支河以杀水势，由广平入魏北境，过义井村西寺堡（堡之北半亦名后屯或称后屯河即此）寺庄，复由广平及元城、馆陶境入御河，魏之再患漳自此始。”为了保护魏县境漳河流经附近的村落，魏县知县相继在广平与魏县的边界修堤。康熙三十九年魏县知县王廷栋重修长堤以护城东南西诸村，因“欲筑堤防为邻邑中挠”，可能并未修成。四十三年，魏县知县蒋芾筑支河堤，复筑斜堤障西来漫水，以护城北诸村，从而引发了广平民众的不满，“从逾千人”③的“广平民争之，持械器与魏民相斗伤。芾躬率民役逻守，身当其锋，未几，芾去，余堤亦废。而漳且南徙入支河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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