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公民大会研究_周洪祥著_9787010207018

　　希腊民主政治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因此要了解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一定要了解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历史，了解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事实上，雅典民主政治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许多西方古典学者认为现代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传统源于古代希腊，并且必将在全人类范围取得胜利。因此，如何全面认识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制度，对于我们认清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及其现实意义就有着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20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为纪念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活动，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对当代的意义得到了充分认可。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是整个国家在体制上的直接民主。这种直接民主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公民大会作为城邦的立法机关，城邦的一切重要事务都由其决定。而公民大会更被一些学者视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动机。因此作为雅典直接民主制度权力机构的公民大会，就成为我们理解雅典民主乃至雅典政治制度的关键。斯塔尔说过，如果我们没有对公民大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清楚它的起源、发展、不了解它的作用，我们就无法全面地认识雅典民主。国外的学者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对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公民大会制度进行了研究，尤其是20世纪的学者汉森更是把公民大会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陆续出版一些有关公民大会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认识。中国学者在对雅典民主制度的研究过程中，也对公民大会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一般都浅尝辄止，只是在文章、教材或专著中稍有提及，而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作者在借鉴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系统阐述了雅典公民大会制度的演变过程，公民大会的运行机制及其职能作用及其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所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古代雅典公民大会对认清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关系的重要意义。　　《古代雅典公民大会研究》在古代雅典直接民主制度的研究方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这是一本论述古代雅典公民大会的专著。
　　雅典是人类自我管理的形式之一——民主政体的发祥地。如果从爱琴文明算起，在长约2000多年的时间里，古希腊人是唯一直接经历过人类社会各种政体的小民族。从个人独裁到极端民主政体的两级以及各种中间形态，他们不仅有过体验，而且还进行过认真的比较研究。所以古希腊就像是一座人类社会的政体实验室，验证过几乎所有治理方式的好坏优劣。
　　其中，大部分政体都不属于古希腊人的原创，如君主制、君主专制、寡头制、贵族共和制或这些制度的变种僭主制、勋阀制等，只有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人的发明，确切地说，是古代雅典人的发明，随后向其他城邦传布。但根据目前的史料，这一新颖的治理方式并未席卷所有城邦，只是一定时期的局部现象。古希腊人不得不在并存的多种政体中加以对比，分门别类地做出价值评估，并因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学科——政治学。
　　从历史长时段看，古代民主制是世界史上的一种非常短命的制度，存在的时间满打满算仅300多年，属于距今2500-2200多年前的一个短暂的时段，仅限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其周围是贵族制、寡头制，尤其是君主制的汪洋大海，而且它远比古代君主制短命得多。有鉴于此，古希腊民主制是世界史上的一种与众不同的、脱离常态的特殊事物。顺便说一句，现代代议制民主存在的时间更短，仍然在经受时间的考验。
　　古代民主的这种脱离常态的特殊性，表现为古希腊政体并未像古代东方早期国家或晚期马其顿王国那样，权力日益集中于君主个人手中，形成彻头彻尾的“家天下”；而是反方向运动，权力逐步下移，先贵族制，再民主制。这种异常的转变，需要有令人信服的解释。遗憾的是，目前这样的解释还没出现。
　　古希腊民主制的基本政治特征是人民（男性公民）集体主权与轮番而治。人民主权采取公民直接参与的方式，通过制度化的公民大会、公民法庭、议事会和各级民选政府行使直接选举、直接立法、司法、直接行政的公民权利。这与现代代议制民主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古希腊民主当然也有一些代议的成分，因为公民大会不能天天召开，必须有人数较少的议事会在公民大会休会期间执行管理国家的职能，议员由抽签选举产生。公民大会还抽签选举或举手表决委托部分公民担任日常行政和军事指挥人员，也就是执政官、财务官、公卖官、骑兵将军等。
　　但总体说来，古希腊民主是直接民主制，同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在性质上一致，因为两者都遵循同样的原则，确切地说，现代民主效仿古代民主的基本原则，这包括：
　　1.都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在平等的原则下，都强调政治上的公民直接参与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包括理论上的任人唯贤、机会均等、政治知情权、政策的公开讨论、比例代表制。
　　3.都实行文职政府控制军队、政教分离、对外开放的原则。
　　4.在经济上强调社会保障权，国家必须考虑全体公民的福利。
　　5.在社会结构上强调中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作用，这也是古希腊城邦的特点。
　　6.在社会生活方面承认个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里需要说明，以贡斯当等人为代表的近现代学者对古代民主剥夺个人自由的说法是缺乏历史根据的。他们以苏格拉底之死作为证据，但苏格拉底在雅典宣传自己思想几十年，如果不是培养出两个颠覆雅典民主的政敌，并且恰好处于非常态的战争期间以及寡头政变之后，是不会被判处极刑的。他的学生柏拉图一贯彻底否定民主制，却能在雅典办学教书，表明雅典民主的开放与宽容。
　　7.在承认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强调公民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个人奋斗精神，尊重他人的选择权利，也就是个人相对自由与宽容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民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一切都是古代民主的正面特征。现代民主基本继承了所有这些特征。这是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的相同之处。

　　《古代雅典公民大会研究》：
　　有些现代学者对克里斯提尼的自私动机加以指责，他们试图表明，克里斯提尼自己的家族有意要从他的改革中去大占便宜。但是，不管克里斯提尼的目的何在，他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改革家。克里斯提尼新设的部落，与以往纯粹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不同，它完全是人工的设计。十个部落分别为新的五百人议事会选派五十名议事员，进而议事员又依据各村的人口比例从各村选出。这就可以看出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关键：五百人议事会在形成决议的时候，就不会局限于出席政治会议最方便的城市居民，而把阿提卡的各个部分都包括在内。
　　关于克里斯提尼改革在亚里士多德和希罗多德著作中有所记载，而且很多地方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笔者认为，克里斯提尼在改革之前，由于贵族之间的斗争，克里斯提尼处于下风，所以他利用一些有利于民众的措施来争取下层的支持，但是改革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克里斯提尼首先可能提高了公民大会的地位，然后激起了民众的热情。随后在驱逐伊萨格拉斯之后才开始了其它方面的改革。
　　克里斯提尼对宪法作了彻底的改革，他创立了十个新的部落——每一个都有其祖先，每一个都有大致相等数目的德莫，彼此却不相连。克里斯提尼将阿提卡大致上分为三个区域：城市，内地、海岸，每一个新部落都由来自三个区域的分区所组成，因而每个部落的人口都是跨区域的，要商议事务时，自然就要来到雅典，这有助于城邦的统一。而且由于每一部落包括了农民、山地居民、城市的工匠和商人等，这样对地方和家庭的效忠在执政官的选举中就不大起作用了。他们必须在公民大会中表达自己的意见，才有可能得到承认。这一政治基础的转换带来了上层建筑的改变。梭伦改革虽然给了公民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但是贫穷公民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则真正使公民大会成为唯一与最终的立法机构，执政官对它负责，这就使雅典民主政体完全建立起来。新部落本身又是由一定数量的德莫村庄组成，这种德莫共有139个，新的五百人议事会的议事员就从这些德莫中产生。五百人议事会议员一生只能担任两次，一次为期一年。这样使大部分雅典公民都有可能参与其中。五百人议事会在某种意义上说起到了雅典政府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克里斯提尼为了政治目的而建立了十部落之后，并没有改变任何人的居住地，只是使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最初的四个部落仍然具有宗教意义，胞族、氏族和祭司仍存在。即使在古典时期，部落、胞族和氏族还选举自己的长官、通过规章，在公民生活和军事生活中仍起很大作用。
　　西蒙·霍恩布洛尔认为克里斯提尼对公民大会也作了规定，其人数定为3万。希罗多德就把这个数字作为雅典的估计总人口数。章程规定的法定出席人数为六千，恰好是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这表明克里斯提尼做的是某种一目了然的算术问题。这种暗合非常重要，因为与梭伦时期的公民大会相比，克里斯提尼可能规定了大会按月召开。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雅典民主制度中仍有许多方面还不能说纯粹是民主的。例如贵族议事会依然保留了一些重要的立法职能；陪审员、议事会、公民大会，都还没有付薪，这表明决策仍由有钱人所把持；梭伦的改革为执政官设定了资格限制，而且执政官是由选举而不是由抽签产生的，抽签直到公元前487年才实行。所以梭伦改革以后，虽然给每个公民提供了在城邦中发挥作用的机会，但是贫困阶层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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