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春秋公羊经传解诂_(汉)何休撰_9787501364862

本书为汉代何休解诂，唐代陆德明音义，全书共十二卷。何休《解诂》重视《春秋》文遣辞用“文字凡”之归纳，这种经文文字条之整，随着“注经体”的版本体式而传，被视为《春秋》书法之研究，而成为后世春秋学者研治《公羊春秋》的主要途径和方法。今据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熙余仁仲万卷堂刊本影印。

“春秋”一名，既是春秋時期各國史書之通稱，又專指魯國史書。《春秋》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由於《春秋》記言紀事頗爲簡賅意晦，自戰國時期起便出現對《春秋》進行講解傳授之書，稱爲“傳”。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春秋》曾有五家經解傳承。其中《鄒氏傳》《夾氏傳》早已失傳，班固亦未曾見過，惟有《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流傳至今，史稱“《春秋》三傳”。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認爲《公羊傳》作者是“公羊子，齊人”，顔師古注曰“名高”。徐彦《春秋公羊傳疏》引戴宏序曰《公羊傳》是“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故《四庫全書總目》題作公羊壽撰。然而，戴宏所記述《公羊傳》的師承關係或許有脱略，因爲自子夏至漢景帝僅僅五六代似乎不通。在西漢的典籍中，未見《公羊傳》之稱謂。《春秋繁露》中稱引《公羊傳》處但稱“傳曰”，《史記》中稱引《公羊傳》的觀點或原文，徑稱《春秋》。在東漢時期，三傳并稱《春秋傳》，如班固整理編撰的《白虎通義》和鄭玄爲毛詩、三禮作注所引《春秋》三傳，一律稱爲《春秋傳》。甚至到了宋代，在朱熹《詩集傳》中仍稱《公羊傳》爲《春秋傳》。據近代經學家崔適研究，《公羊傳》之名是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早期鬥争的産物，《公羊傳》之名與公羊氏之籍都出自劉歆的《七略》，其後班固《漢書·藝文志》以《七略》爲藍本編修，《公羊傳》之名遂定矣。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又《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司馬遷明確指出，孔子藉《春秋》褒貶是非以定制立法，然其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直書於册，隱而難明，衹好將不得明言者，通過“口授”傳其旨意於“七十子之徒”。顯然，《春秋》經之外還有孔子口授之言。公羊家認爲孔子口授的内容則是由子夏以後代代口耳相傳，及傳至漢景帝時“著於竹帛”的《春秋傳》，即後來稱作《公羊傳》者。

今從形式上看，《公羊傳》以設問作答、層層推進的方式闡發《春秋》微言大義，先一步步地講解經文是如何“設褒貶”“制意法”“别嫌疑”“明是非”的，又一層層解剖《春秋》是如何在“褒貶”“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中將《春秋》治世理想揭示出來的。皮錫瑞《經學通論》説：“《春秋》爲後世立法，唯《公羊》能發明斯義。”依公羊學家的觀點，《公羊傳》爲孔子親傳。從内容上看，《公羊傳》没有爲《春秋》充實更多的史實，對個别歷史事件經過的補充都與“説法”有關，是以史實解説孔子對該事件的態度，從而立治世之法。

《公羊傳》及由此而衍生的公羊學是政治哲學，重在實踐。後代的公羊學家大多遵循并延伸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解詁》的路徑研治《公羊傳》，深入開掘《春秋經》《公羊傳》中藴涵的隱微内容及深奥意旨，不斷發明和推進《春秋經》的微言大義。公羊學家善於抓住《春秋經》《公羊傳》政治歷史哲學的核心問題，精心取證、歸納。在闡釋經義中，針對自己面臨的社會現實加以大膽發揮，不僅具有富含變革意義的史學理論，而且有豐富的例證。公羊學的重要學説有“大一統”説、“三世”説、“通三統”説、以《春秋》當新王説、《春秋》改制説、寓褒貶説、素王説等等，漢儒將其概括爲“三科九旨”。何休作《春秋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异辭，所聞异辭，所傳聞异辭”，二科六旨也；“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何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個科段之内，有此九種之意”。

何休（一二九—一八二），字邵公，任城樊（今山東兖州西南）人。董仲舒四傳弟子，漢代通儒，號爲學海。何休與漢代名儒陳藩爲友，《後漢書·儒林列傳》載“太傅陳藩辟之，與參政事。藩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是今文經學的代表作。何休的研究除了必要的文字訓詁、章句、史實説明，重點在於對經義的解釋，系統闡發《春秋》微言大義。何休不僅使《公羊傳》的社會哲理、孔子治國安邦的政治主張明朗化，而且融入了戰國秦漢時期的儒家思想，在闡發《公羊傳》歷史變易、進化的學説中有不少發明。在東漢晚期古文經學派漸盛的情况下，他勇於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對公羊學做出了卓越貢獻。另外，在《公羊傳》基礎上何休又總結歸納了一些《春秋》書例，而且依據書例發明了許多《公羊傳》未揭示的微言。比如魯成公十年四月，數卜郊不從，成公怨懟，没有依例免牲。五月成公出會諸侯伐鄭，《春秋》不書至，《公羊》未發傳解釋。何休揭示了孔子筆削的微言：“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脱危而至。今不書至，似若不得脱危然，成誅文。”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爲祭祀社稷所用的生肉。祭畢，將脤餽贈兄弟之國，以示親善。天王此舉似合於禮。然而，何休《解詁》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而譏之。”此又是《春秋》隱微之言甚爲深奥之證，没有何休《解詁》，難以發掘出來。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漢何休撰，唐陸德明音義，宋紹熙二年（一一九一）余仁仲萬卷堂刻本。每半葉十一行，行十八至十九字，小字雙行行二十七字，細黑口，左右雙邊。經傳有句讀，桓、慎等字缺筆避諱。卷首有何休序，序末有余仁仲刊書識語，云：“《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厘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晗’，‘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廋’。若此者衆，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各卷末鎸經傳、注、音義的字數及“余氏刊於萬卷堂”“余仁仲刊於家塾”“仁仲比校訖”等刊記。此本今存世兩部，一藏國家圖書館，一藏臺北故宫博物院。國圖藏本卷六末葉、卷十二末葉爲抄配，有黄彭年、袁克文、李盛鐸跋。書中鈐印有“虚中印”“季振宜印”“季振宜讀書”“滄葦”“乾學”“徐健庵”“汪喜孫孟慈氏”“伯雄秘籍”“寒雲鑒賞之珍”“寒雲小印”等。入清後《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先後爲季振宜、徐乾學、汪喜孫所藏，道光四年（一八二四）汪氏問禮堂曾將此本翻刻行世，影響頗廣。民國間，此本爲袁克文所得，旋歸潘宗周寶禮堂，見録於《寶禮堂宋本書録》。二〇〇三年，該書又被收入《中華再造善本》。此次將原書彩色掃描，灰度平装影印，以饗廣大讀者。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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