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说话人的朦胧但执着的精神、生命的狂热激情和不懈努力、需求的潜在能量，所有这些都从表现的存在模式中挣脱出来……表现话语的统治和表现（它说明自身并以其语词的顺序说出沉睡于事物内部的秩序）的王朝也随之崩溃。”
——福柯：《词与物》
“我们能认识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希望什么？”康德通过对知识之为可能的先天认知结构的批判来为理性划定界限，康德的三大问题要带出的是理性的自律与人的自由。在福柯看来，对理性的批判固然重要，但福柯最感兴趣的不是对理性的先天形式的批判，而是对理性生成条件做历史系谱的实践维度的批判，福柯在与康德互文的《何为启蒙》的文章中，把“批判”界定为是“不被如此治理的艺术”，康德那里的“先验的”“普遍的”“人”，在福柯这里成为“经验的”“具体的”，置身于“现时（present）”去探问历史的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于是，福柯把康德“是什么”的问题转化为“为什么”，福柯追问的是：“人如何可能不是其所不是？”“人如何成为生命？”“人如何化作劳动？”“人如何成为语言的主体？”——福柯的追问是对“我们自身是什么？”这个总问题的具体展开，它内置了对“我们的身份如何可能”的强烈质询，“我们”对自我之“边界”的反思意味着勇敢的“僭越”成为可能。
福柯是一座迷宫。“主体”被拉下形而上学的高台，成为在巨大历史空间中由静默的、却又在永恒涌动中的“话语（discourse）”的链条所裹挟、纠缠的对象，而主体的“秘密”又恰恰隐藏在最容易被遗忘的边缘：疯癫、疾病、犯罪和性话语的黑暗处。这样的福柯的确是一座迷宫，它幽暗、迂回又深邃，但这座迷宫并不会让人迷失方向；相反，它要把人带往“自由”。“自由”于福柯而言，不是康德在实践理性维度上的那个“道德的”自我，而是在对自我的大胆“越界”中成就自身的“自由”，它是批判的、激进的和积极的。
这样的福柯，被传播学研究所遇见，又是怎样的际遇？
从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看，传播学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与哲学的关联较为疏落的。但福柯这位哲学家的名字却在传播学研究中被不断提及。福柯有关权力、话语和规训等问题的相关论述在传播学研究中被广泛讨论和应用。其中原因并不难理解，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权力论与传播学研究有着天然的亲和性：“语言”，可谓传播学的关键词，而“语言”与“话语”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传播学批判研究对权力问题的关注，也使得福柯的权力观具有强大的理论吸引力；另外，从研究方法上看，福柯不是纯思辨型的哲学家，他的问题总是在经验的、系谱的、实践的维度去展开。这种“亲和性”，使得传播学能“遇见”福柯，但这样的“遇见”，如何能给予传播学研究更多的意义？
在传播学已有的研究中，对福柯的讨论是碎片式的，“权力观”几乎是所有关于福柯的论文都会谈论到的，但“权力”往往被从福柯的体系中割裂开来，并与“大众媒体”“媒介”“数据库”等直接挂钩。福柯的考古学的方法，也被普遍的误读误用，更有甚者，文献梳理和内容分析法被混用为是对福柯考古学方法的应用。在福柯那里，权力与知识、主体、话语间有着内在的有机关联，割裂后的“取用”显然是单薄的，不充分的理论应用甚至误读，都是对思想资源的巨大浪费。
传播学遇见福柯，带来的是什么？福柯并不关心也从不试图回答“我们应该是怎样的”，他要探问的是“今天的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在马克思那里，自我异化（self-alienation）的原因是来自于外部的劳动关系，那么在福柯这里，“我们”被“如此治理”根本上还是源自我们对于权力心甘情愿的“臣服”。因此，福柯要质询治理的技艺，即权力关系如何运作？臣服何以可能？同样，这样的质询也在传播学研究的上空回响：讯息之网中的我们是怎样的？媒介技术与权力运作的策略是怎样结盟的？福柯为传播学带来了全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思考“我们之为我们”与“媒介”的内在勾连，以及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是否会把“我们”带入主体的困境？
全书一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传播学迈向福柯：话语理论与传播学研究”，是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切入，迈进福柯的思想宫殿。在福柯这里，“话语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个“视角”，福柯对权力机制和主体面貌的质询，是通过对永恒运动的“陈述（statement）”群所构筑的、不断变化着的话语链条的考察来完成的；同时，“话语”与“语言”的天然亲和性，使得“话语”成为传播学迈向福柯的最佳入口；事实上，在传播学关于福柯的研究中，话语理论已然是重地所在，福柯的话语方法也通过批评语言学被转化为更易操作的研究方法在传播学研究中得以应用，但在对话语方法的理解上仍有乱象，不同的话语方法之间的差异被混淆，由此也模糊了内置于福柯话语方法中的批判的向度。本章从语言哲学的源头处出发，厘清福柯与其他话语理论的内在差异，梳理和比较传播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几种话语方法。
第二章“方法论的尝试：福柯话语理论的经验研究方法转化”，对癫狂话语的运作轨迹做深描，剖析福柯话语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动方式，接而从方法论的层面尝试对福柯的话语方法进行不同于批判语言学向度的方法转换。
第三章“福柯的质询：疯癫美学之光的陨落”，从福柯癫狂史的著作出发，对理性与非理性间的纠缠、压制和捕捉的进程一探究竟，当癫狂的美学之光逐渐陨落，并坠入彻底的黑暗，福柯告诉我们的远不只是从“道出真理的癫狂”到“精神疾病”的疯癫的史歌，而是每一个向“真理”臣服的现代人的“我们”的境遇。
第四章“传播学视域中的福柯”，打破当下传播学领域的福柯研究的碎片化现状，从话语理论出发寻找传播学与福柯思想的交汇点；在思想史的层面探析福柯的主体哲学与意识主体哲学之间的差异，把传播学热衷于讨论的福柯的“权力观”，置于福柯的“知识”“权力”和“主体”的思想体系中，去看福柯给传播学研究带来了怎样的新的问题。
第五章“‘现时代’中的传播学”，如果说前面的章节是从“内部”去看福柯思想对传播学的理论给养，那么第五章则是从“外部”去考察福柯哲学的内在精神对整个当代的传播学研究的意义。所谓“现时代”，内置了这样的提问：传播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从大众媒体到新媒体、从“受众”到“用户”的变迁，它是否意味着一种断裂？换言之，从“过去”进入到“现在”，是否有其内在连续性？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内在规定性，对深嵌于这个时代的传播学学科来说，又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对“现时代”的考察，追溯至“启蒙”。从康德到福柯，“启蒙”获得了一种超越了“事件”的“精神”的意义。尤其在福柯这里，“启蒙”和“现代性”之内在的、批判的质询勾连起来，福柯回答“何谓启蒙”，更是回答“今天的我们是谁”的提问，而福柯所赋予的“现时代”的独特的视角，促使传播学更好地反观自身，即不同研究路径的问题框架及其有限性。此外，在这一章中我们也把福柯放置于批判学派的理论脉络中去考察内在的差异和交集。
传播学遇见福柯，带来的是什么？一种新的质询。一种全新的提问的可能。如果我们问福柯，什么是“传播”？福柯也许会这样回答：它是关于“讯息”的“撒播”，是复杂的、永恒运动的、裹挟了权力策略的、指向对象性“主体—个体”的话语运动的进程。“我们是谁？”当福柯的质询再一次在耳畔响起，传播学打开新的研究路径成为可能。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