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法国：18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为列国汉学史书系之一。主要围绕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戏剧、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国现代诗人、新时期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介绍了中国文学在法国的流布。国外的中国形象有美有丑，中国对外国的影响时强时弱，在世界文化对话中，中国的声音或抑或扬。研究这一切，探索其规律，对于客观、清醒地认识“自我”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同时，这种研究又是很好地了解他国文化的途径，对于理解文化汇合的规律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钱林森教授的《中国文学在法国-18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成书于20世纪的80年代末。算起来，那时我还是个才踏入法国文学大门——甚或还未见得跨进去——的年轻学子，对于做学问之类的事情一窍不通，只是凭着自己的兴趣，读了几本当时市面上能够找来的法国文学作品而已。待到90年代初，出了大学的门，读到了钱教授的《中国文学在法国》，感受只能够用“浩瀚”两个字来形容：从17、18世纪的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发现，到20世纪法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介绍和思考，三四百年间中国文学“西渐”法国的历史，将近100位法国汉学家，都被容纳在这部《中国文学在法国》里。在一个网络尚不普及的年代，这样一部基于中法文学交流史史料、中国文学法译本，以及法国汉学界、文学界评论文章之上的学术专著得以问世，说到底，始终如一的热情与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是真正的支撑吧。
　　时光流转，距离《中国文学在法国》初版已经过去了30年的时间。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法文学研究，无论是平行的，或者历史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种种探索，也有因为进入新世纪，文学流通、消费、研究的技术相较于上个世纪，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从两个具体的语言文学之间的交流来说，在这30年发生的事件，恐怕比起前面的一百年，甚或两三百年来，并不少。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他已有9部小说被译成法文出版，其中，就有《中国文学在法国》中提到的汉学家的努力。
　　我们当然可能会产生疑问，今天再版《中国文学在法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当今时代，如果这段历史中所记述的时间点、事件甚至文本都以最小单位的方式散落在网络上，只要我们需要，并且获取了一定的途径，就可以随时用“大数据”将它们搜寻出来重新组合。而且，所谓的“大数据”甚至早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更是比我们的记忆准确，能够为我们随时提供需要的信息。
　　但是我想，再版《中国文学在法国》的意义就在于：它远远不是仅仅记录一个虚拟空间里的时间点、事件甚至文本，它所做的，不是简单地将这些东西聚拢来，而是要找到其中的逻辑。这个逻辑，不只是中国文学之于法国的逻辑，也同样适用于法国文学之于中国，适用于比文学更大的文化。
　　这个逻辑，在乐黛云教授为《中国文学在外国》丛书所写的序言里已经说清楚了：“两种文化的‘认同’绝不是靠一方的完全失去原有特色来实现，绝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同化’和淹没。如果两方完全相同，就会失去‘交流’意义，无法产生新的因素。‘认同’，应是歧义在同一层面的‘共存’。这种‘共存’形成张力和对抗，正是这种张力和对抗推动事物前进”，因而，在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中，“必然存在着大量‘误解’、改造（或日歪曲）和变形。一种文化受益于另一种文化，正是通过这种‘误解’、改造和变形，亦即本民族文化的折射来完成的”。
　　《中国文学在法国》分为两编，横跨4个世纪，所有的笔墨都在“误解”“改造”和“变形”上，或者说，在对中国文学进行解读的“他者”的目光上。正是这样的他者，也在不短的时间里，阅读了包括《诗经》，汉魏六朝的诗歌，唐诗在内的古典诗歌，阅读了包括《赵氏孤儿》在内的古典戏剧，尤其是元杂剧，阅读了包括《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在内的古典小说；同样，在20世纪里，也是这样的他者，阅读了鲁迅、巴金、茅盾和老舍，还有丁玲，阅读了诗人艾青，甚至也阅读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中国文学——要知道，《中国文学在法国》停在80年代末，书中所谓的新时期中国文学也不过发展了10年的时间。
　　诚然，也正是这样的他者，在很早就译介了《赵氏孤儿》的同时，还把它改写成了对于启蒙时代影响深远的《中国孤儿》。的确，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在欧洲的翻译、重新阐释乃至再创造一直是东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特殊案例。它既是东西文化彼此呼应的起点，是西方发现东方，并依据对东方的理解和想象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的开始，但同时，它也是在今天后殖民的理论框架中，“歪曲”和“改造”他者文化，为自己所用的典型范例。

钱林森生于1955年3月，籍贯浙江临安。现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系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比较文学方面有较深研究，著作有《中国文学在法国》《法国作家与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