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日本建构史_萧西之水著_9787224132601

很多人一直把明治维新当成一面镜子，借此反复质问与激励国人：既然日本人行，中国人怎么可能不行？明治维新时代，皇族、旧公卿阶层组成宫内势力，明治元勋形成藩阀，高层军人组成军部，高级政治家组建政党，激进活动家构建右翼团体，各大势力之间开始反复分裂、融合，成为左右国家政治风向的重要力量。纷繁复杂的治国理念与政治派别缠在一起，共同推动明治日本在各种矛盾的组合作用之下一步步前进。若只从中国角度来看明治维新，则很难看到这些沉寂在水面下的基本逻辑，也很难了解各政治派别的理念与组织如何发展

本书讲述了明治维新背后的深层因素。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在推动，而本书就抽丝剥茧般剖析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必然性。

《易经》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诗经》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明治维新”四字，均来源于汉语经典。同用汉字，同属儒家文化圈，也同样在近代被迫结束闭关锁国、开放西化，结果中国无论怎么改都难有起色，日本却步步成功，先后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击败体量数倍于己的对手，进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黄种人身份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这种强烈反差让当时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也让“明治维新”四个字牢牢钉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此后一段时期，很多人一直把明治维新当成一面镜子，借此反复质问与激励国人：既然日本人行，中国人怎么可能不行？

既然要借他山之石，那么就一定得能攻玉：需要阐述明治维新的简要过程，提炼要点，找到可借鉴的有益经验或教训，阐明为什么洋务运动会失败，而明治维新却能成功。

从清末开始，晚清改革与明治维新的对比就是中国知识圈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们总是试图从其中找到日本成功的因素，借为己用。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借伊藤博文之口说日本胜利是因为制度，“制度”一说也被当作主张立宪政治者的重要论据，这种叙事方式一直深入人心。但要真说起军事生产与动员制度，清末中国的中央集权能力其实远远小于同时期的日本，清廷仅以北洋一派之力对抗日本全国，或许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最主要因素。

而且，对中日近代改革的比较研究中还隐藏着一个基本逻辑：清末中国原本强于日本，正是由于洋务运动逊色于明治维新，清朝才会败于日本。然而如果追溯至清末改革与明治维新的起点，即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一边是需要“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清朝，一边是刚刚购置数艘西洋军舰、拥有西式陆军的江户幕府，彼时的中国也不一定就能胜过日本，甚至可能输得更惨。换言之，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原因，同时明治维新的成功也不能完全归因于甲午战争的胜利。

从内政发展角度来看也是如此，虽然各种数字指标显示出明治时代的“光辉”业绩，但随着历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发现，明治时代的成功并不仅是日本自身努力造就的，很可能与美国试图在东太平洋找到贸易中转站的战略有关，与英国意图在远东对抗沙皇俄国的思路有关，更受同时代日本与中国、俄国决战时，各种军事上、政治上的偶然因素影响。换言之，无论明治时代的成就从数字上看多么辉煌，也无法据此必然得出明治维新就有多么成功这一结论。

更何况，明治维新的内涵边界究竟在何处，恐怕也无人能说清。举例来说，明治维新究竟终结于哪一年、哪一个事件就没有定论，选取废藩置县（1872）、西南战争（1877）、创设内阁制度（1885）、帝国宪法颁布（1889）、帝国议会开设（1890）、与英国废除不平等条约（1894）、赢得甲午战争（1895）、缔结日英同盟（1902）、赢得日俄战争（1905）、与美国废除不平等条约（1912）等任何时间点都可以自圆其说，不过这些事件几乎也涵盖了明治时代所有的大事件。

如果评价对象是明治时代，则可以时间为限，评价这段时间内的成败，但如果给明治维新做了限定，如定义其为“1868—1890 年之间日本为建立宪法与开设国会而进行的改革”“1868—1912 年之间日本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进行的改革”或“日本为了争霸亚洲而进行的改革”，这些理解必然会被斥为“狭隘”“挂一漏万”“不能真正理解明治维新”。斥其“狭隘”，并不是因为真的“挂一漏万”，而是明治维新本身就更类似于一个以多种叙事手法打造的宣传口号，而不是具有严格定义与边界的历史学概念。日本国会图书馆电子版资料中，带有“维新”二字的文书资料在明治最初十年（1868—1878）只有 14 份，19 世纪 80 年代有 54 份，之后每一个十年都会增加 100 余份。一部部总结陈词让“维新”成为改革神话，也把各方面的成功一点点都累积到“明治维新”四个字上。

说来，明治初年的“维新”之意也并不完全固定。如明治三年（1870）一月发布的《大教宣布诏》提到“今也，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宜明治教，以宣扬惟神大道也。”此处“百度维新”是指“各方民众重新信仰神道”，“维新”之意反而是“恢复旧有传统”。木户孝允在明治五年（1872）五月的书信里提到“回顾维新回天之业，一新之后，世事推移与愿相违……”这里是把倒幕运动称为“维新回天”，而把明治前后的改革称为“一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象征明治维新开启的《王政复古大号令》用了“御一新”一说来表明

与幕府时代割裂的决心。

问题在于，“王政复古”本身与革新没什么关系，号令内容也只是废黜幕府将军，重建天皇亲政体系，这是倒幕派为了反击幕府而找的政治借口，借助“复古”旗号大行其道；然而倒幕派又不可能真像千年前那样回归天皇集权统治，只能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点点加入革新内容，“借尸还魂”。东京大学教授三谷博《思考明治维新》（岩波书店，2000 年）也提到明治维新的一大重要谜题，就是王政“复古”与体制“革新”之间的矛盾。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依旧如此。当时民间右翼与中下层军人喊出“昭和维新”口号，对社会名流发动多次刺杀与袭击活动，其口号依旧是以“尊皇讨奸”为名，以“国家改造”为核。可见“维新”二字本质上已经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建设新王朝”之意，转化为复古与革新的矛盾统一体。

无独有偶，英语世界也以“Meiji Restoration”（明治复古）来定义明治维新。甚至于现代保守系政党日本维新会起名时，为了不让外人认为他们复古，特地用“Japan Innovation Party”（直译：日本创新党）作为英文译名。

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西化上。历来的观点都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欧洲化”运动，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理论也让历史学家们找到某种倚仗。但从实际来看，让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倒幕先驱有了改革冲动的原生动力，并不是西方书籍，而是以“实学”“制度”为讨论对象的儒家朱子学经典《近思录》，而另一儒家派别阳明学提倡的“知行合一”也在幕末广为流传，并促进了民间自由化思潮发展；至于对天皇的尊崇与对国家传统的保护，便更与西化无关，“尊王攘夷”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7世纪诞生的“水户学”。进入 21 世纪，日本学者平山洋推翻了福泽谕吉与《脱亚论》之间的联系，日本人也逐渐发现“脱亚入欧”这个词语在明治历史乃至整个日

本近代历史中从未出现过，这些新思想促使日本人开始反思：明治维新到底算不算“西化”？

日本帝国虽然参考英国、德国经验而制定出宪法体系，然而西方样式的政党制度、男女平等、三权分立一直拖到二战后美国改造期才得以实现。时至今日，日本社会仍存在大量现实问题，如单一政党长期执政、男性地位显著高于女性、政治家与高盈利行业（如医生、艺人）世袭化、法院在刑事案件上几乎全盘认可检察院与警察的意见，这些现象无不显示出日本社会仍然有一条无形的规则，而这一规则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甚至更早。

从实际统治角度看，明治时期日本以政府信用为民间资本加上“红顶”，以面向全社会的中高等教育机构为政权直接培养人才，在维护中央集权的前提下保留地方自治，对新占领地区与民族实施半军事化管理，以压榨底层农民、低价掠夺土地的形式投入国家建设项目，严厉防控农村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动——整体上与海岸对面的清代中国没有显著区别。当然，如果说明治日本是照搬清代中国的制度似乎也很偏颇，因为历史上幅员辽阔的帝国（包括陆地与海疆）都有着相似属性。

随着帝国扩张，日本的海运地位随之提升，整个帝国获得更坚实的经济基础；而随着改革逐渐深入，“大日本帝国”的理念也不断深化，乃至于1889 年宪法居然以“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为第一条，文化与历史界也流行“皇国史观”，将历史上的幕府将军都斥为“逆贼”。

正是由于复古、革新并进，日本就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或两种政治势力，而是多个政治派别共存。在明治维新时代，皇族、旧公卿阶层组成宫内势力，明治元勋形成藩阀，高层军人组成军部，高级政治家组建政党，激进活动家构建右翼团体，各大势力之间开始反复分裂、融合，成为左右国家政治风向的重要力量。

纷繁复杂的治国理念与政治派别缠在一起，共同推动明治日本在各种矛盾的组合作用之下一步步前进。若只从中国角度来看明治维新，则很难看到这些沉寂在水面下的基本逻辑，也很难了解各政治派别的理念与组织如何发展，因而很容易对某一具体流派或理念产生片面化理解。比如学界一向批判近代天皇制给日本埋下隐患，但如果没有天皇制这一招牌，近代日本恐怕连国家体系都建立不起来，改革更不必多论；比如赞颂自由民权运动是进步运动，然而推动日本打响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强硬派政党也诞生于民权派之中；

再比如明治中叶开始流行的“亚细亚主义”旨在“援助”中国、朝鲜，看似很有人情味，却也成为二战“大东亚共荣圈”口号的滥觞。

要弄清楚这些，就要有更长远的大历史思维。明治维新既与后来的大正民主浪潮、以侵略为目的的“大东亚战争”密不可分，也与日本江户幕府中期以来的各项改革有着明确的承继关系。明治时代各大政策早在江户中期的田沼改革（1767—1786）就已初见端倪（重商主义、开拓北部领土），为了应对鸦片战争危机的天保改革（1841—1843）更是加以继承（充实海防、容许外国船只驻留），幕末的文久改革（1862）废除幕府对大名的诸多限制，庆应改革（1866—1867）改革幕府议事规则，引入横须贺制铁厂，发展殖产兴业，可见即便日本依旧停留在幕府统治下，相关改革依然会继续。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如果省去维新志士替代幕府高官成为国家精英的过程（至少到明治第一个十年结束），改革可能会以更为和平而无害的方式完成。

当然，维新志士的出现让“四民平等”成为可能，封建制度的名义衰亡与众议院的诞生让很多平民有了跻身高位的机会。但在整个近代日本，封建制度的遗老遗少一直留存在皇族华族制度之中，这些贵族在封建时代对一城一地百姓的生死存亡负责，但到了明治时代却再无此必要。整体而言，封建制度的名亡实存或许让平民获得了一丝希望，却实际上给了旧贵族以更大利益。

从以下的角度看，明治维新又不那么成功：明治日本确实让整个国家的军力财力更强大，但如果说明治政府更好，那可能在戊辰战争（1868）中阵亡的幕府将士会很不满意，西南战争（1877）前后负担加重的日本普通农民也不会高兴，更遑论一场场战争中死难的普通日本人。毕竟从个体角度而言，一边是在东京饱受各级官吏与资本家剥削的产业工人，一边是在江户幕府“天领”自由务农、几乎没有差役烦扰的普通农民，很难讲清到底哪一边更幸福。

2012 年，日本学者与那霸润创作《中国化的日本》，认为近代日本总体上走了一条“中国化=帝国化”路径，而追求个体自由的“江户”路径却遭到忽视。

虽然该书的论证过程有待商榷，但这种提法本身也象征着日本人也并不一定同意明治维新是绝对成功的。

判断明治维新是否成功之前，应先了解贯穿幕末与明治时代的基本逻辑，这便是本书的创作初衷。在幕末到明治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思潮与运动中，本书尽可能找到几条有迹可循的主线，从思想理念入手阐述各大政治派别的诞生与演化，它们为何、如何在不同时点介入国际政治之中，又在明治维新中起到何种作用。

最后，本书并不试图解读清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之间的政策异同，也无意评判双方的改革措施孰是孰非，只为添上一些笔墨材料而努力，如能有所裨益，便已不胜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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