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90年代，PRTM创始人迈克尔 · E. 麦格拉思在美国就提出了PACE（培思）方法论，借助这套理念，他帮助各大公司缩短产品投入市场的时间，减少不必要的开发浪费，并最终提升生产效率等。
随后，在20世纪末，PRTM为IBM公司提供培思转型的咨询服务，其后华为通过向IBM寻求研发产品咨询，将集成产品开发模式（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 IPD）带入中国。从最开始的水土不服到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开发框架，IPD经历了20年风雨的洗礼，最终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过去多年的相关咨询经验也告诉我，如果一家公司的效益想要持续性地增长，一个能够支撑产品开发与创新的管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且该体系最好是一个被本土证明过且有架构性的方法论。
IPD显然是被证明过的了，但殊不知它的根源就是培思。这也是我要写这本书的最根本的原因。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近80%的企业都将培思应用于产品开发、产品创新、产品周期管理等各个方面，究其缘由，是因为培思是一套全方位的管理体系，而非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拼凑而成。因此，它可以从大的框架下来诠释一个产品或者服务从“生”到“死”应该如何管理，也能帮助企业补充那些目前缺乏的管理模块。其次，从运营维度来看，它是全方位覆盖的。
很多人以为培思不过是一套流程，可事实上，不论是决策机制、团队构建机制、治理架构搭建、特定时间节点的工具支持、IT系统还是特定技术都被囊括在培思整套方法论内，只有这样完整、体系化的运营指南才足以支撑任何规模的公司在运营层面实现卓越。当然，可量化、可视化的价值也是很多企业使用培思的重要原因。他们能够看到产品上市周期缩短、产品利润率上升、项目延误率下降等最终结果，其方法论也更能让人信服。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总会有人问我，培思这一套方法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毫无疑问，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培思作为一套管理体系，对任何一个拥有产品的公司而言，它就好比是“圣经”。随着时代的改变，每个行业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来满足新经济形势，但无论如何变化，管理体系永远是“根”。“根”结合行业经验、经济形势以及特定条件，便可以开花结果，以不变应万变，提高最终的管理效率，打造最符合自身的管理体系。
另外，培思的方法论是不断演变的，所以即便进入21世纪后，不论在哪个行业，都能发现培思里很多核心的管理思想与80%以上的企业都是契合的。比如在新经济形势下，大部分企业一直在强调敏捷型以及迭代型这些看似新的产品开发体系，但近两年，我在帮助客户进行相应优化时，发现很多做云产品的互联网公司也在使用整套或者部分培思（如产品规划、需求管理、产品运营等模块）作为指导思想，最终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因此，培思这一套管理哲学，是可以配合新经济或者新技术下的任何方式协同开发的，无论是云计算，抑或是传统行业产品。
那么培思是否只能应用在高科技行业？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无可否认，培思最开始只应用于半导体行业，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及完善，只要企业有需要销售的产品，无论是汽车行业、制药行业、医疗设备行业、消费者行业，还是通信行业，培思的整个或者部分方法论都能被合理应用。
可能还会有人提出疑问，这些外来的方法论真的适用于中国吗？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以华为为例，有些国内企业观察到它的成功后，便开始学习并效仿其成长轨迹，其中便包括IPD管理体系，但大部分企业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此，很多人就认为IPD跟中国特色的企业水土不服。然而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出在这里：IPD大致可以等于培思+华为特色，也就是说IPD可被认为是一套专属于华为的产品创新、开发乃至企业管理的体系。华为既吸收了IPD理念的精华，又结合自身企业的特色，一味东施效颦怎么可能使管理体系在自身公司落地呢？
如若企业渴望寻求一套适合自己的管理圣经，应当从“根”——培思出发，根据公司特定环境、行业、文化等情况，搭建真正属于自己的“IPD”。
而且随着这么多年的摸索，除了华为，中国特色的培思体系已经搭建成功。
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最开始培思在欧美企业的应用并没有太多规范化工具，但是在今天，中国企业很大程度上都是遵循绩效、指标驱动的管理模式，而培思恰恰通过应用一个全新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体系，才有效地在企业内部发挥作用。另一个是培思非常强调跨职能合作，可现实是，跨职能性合作在大部分中国企业落地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在最早的培思方法论中，这个问题是得不到重视的，可能仅仅被描述为“要把不同的职能放在一个团队里面加强合作”。但，说来容易，如果需要各部门真正无缝对接，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套流程或者团队的定义，还需有相应的工具及活动作为支撑，定义关键时间节点等各方面的实施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够最终在企业内部达成真正的落地。
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的培思。
本书可以看作是《培思的力量——产品及周期优化法在产品开发中的应用》一书的最新中国版，里面包含了最新的培思模型、案例分享、专题讨论等内容，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培思这一方法论的最新进展，使其在新经济形势下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此外，我注意到，目前市场上介绍培思或者IPD相关的方法论的材料很多，内容良莠不齐。作为培思这一方法论的多年实践者，我希望能综合我在PRTM及普华永道中国的经验，为大家提供一个最新的标准化培思框架模型，为大家开拓一条新思路。我希望读者在阅读完本书后，能深刻意识到培思绝不仅仅是一套产品开发的工具，它是从产品出发，进而影响整个企业管理发展的管理体系。相信有需要的企业也能从书中获取有一定帮助的内容，而这正是本书想要达成的最终目标。
许伟基
202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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