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胡塞尔著作集第8卷）_[德] 胡塞尔著，李幼蒸译_9787300271286

　　《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胡塞尔著作集第8卷）》为胡塞尔现象学中有关时间研究的三部书稿中的第二部，完成于1917-1918年。该书是在其前“内时间意识讲稿”的基础上完成的，被视为三部时间研究书稿中较为成熟者。
　　胡塞尔称该书是其重要的作品之一。如果说其前的时间研究和意识研究属于现象学研究的静态分析阶段的话，该书所开启的新方向的时间研究则属于现象学的动态分析阶段。胡塞尔的内意识时间研究为其在奥古斯丁、布伦塔诺等时间分析方向上的新科学性发展，其分析的精细性可谓迄今无出其右者。但因内意识时间现象极其抽象和复杂，胡塞尔的时间思考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尝试性与艰困性，作为其思考轨迹的论述话语也就不免过于抽象与晦涩。中译本根据本著作集的统一词汇系统进行移译，以期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使中译本增加其可读性。

　　中国新时期三十多年来，胡塞尔学从初始绍介到今日发展到初具规模，其学术理论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人文科学理论未来发展的意义，在此已毋庸赘叙。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鼓励和支持下，在与出版社多年愉快合作、相互信任的背景下，译者欣然决定在个人余留时间及完成计划日益紧迫的迟暮之年，承担此“胡塞尔著作集”的编选和翻译的任务。“胡塞尔著作集”8卷包括：
　　卷1 《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
　　卷2 《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
　　卷3 《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
　　卷4 《现象学和科学基础》[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三卷]
　　卷5 《现象学心理学》
　　卷6 《经验与判断》
　　卷7 《第五、第六逻辑研究》
　　卷8 《贝尔瑙时间意识手稿》
　　第一批四部著作，收入了《观念1》、《观念2》、《观念3》以及《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其后的四部著作，也将逐年陆续推出。虽然著作集的部数是有限的，希望仍可较系统地展现胡塞尔理论中特别与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关系问题有关的思想方式和分析方法。在译者看来，广义的“逻辑心理学”及“心理逻辑学”，实乃未来新人文科学理论建设的基础工作之一，而在此领域，至今尚无任何西方哲学家或理论家的重要性能够与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理论相提并论。因此这一翻译计划的意义也就远不只是向中文地区读者再行提供一套哲学翻译资料了。
　　实际上，20世纪初胡塞尔哲学的出现，已可明确代表着康德、黑格尔古典哲学时代的结束。而胡塞尔与黑格尔的彻底切割，也与海德格尔和萨特与黑格尔的密切结合，形成了世纪性的认识论对比，也即是指现代西方哲学在理性和非理性方向上持续至今的对立。在某种限定的意义上，我们不妨提出一种更具深广度的理论思维大方向上的对比背景：康德一胡塞尔理性主义路线vs黑格尔一海德格尔非理性主义路线。而在理性派康德和胡塞尔之间的对比，则标志着在理性思维方式上古典形态（重“实体”）和现代形态（重“关系”）之间的分离。现代思维方式和古典思维方式之间的本质性差异还表现在：哲学思维的对象不在于人类精神的“关切”本身，而在于如何在“主题化”的方法论程序中有效地纳入所关切的对象。也就是，思维的效能将主要由“主题化方式”的程序之有效性来加以判断。胡塞尔之所以认为“人生观哲学”的主题已无须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野，正是切实地直觉到了“人生观关切”本身尚未能有效地被纳入可供有意义地分析的主题化程序之内。胡塞尔对“基础问题”比对“价值性问题”更为关注一事，也反映着人类理性能力尚未达到有效处理此“含混论域”的程度，因此胡塞尔的主题系列选择本身，就体现着哲学“现代化”的阶段性思维之方向和风格。遗憾的是，比胡塞尔年轻一代的后继者们，却大多欠缺此种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感觉”，结果竟然纷纷不解其“理路”何在，甚至因此而转向了相反的、本质上属于“人生观式的”思想方向。而“人生观问题本身”虽然直接代表着人生之关切，却并非相当于“处理人生观问题”的有效方法。
　　20世纪是人类文明、社会、科学发展中承前启后的现代化开端之世纪，其中学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就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哲学在内容和方法方面的急剧演变。与科技发展的清晰轨迹不同，“文科”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表现在正反两个方面：积极的学术成就表现和消极的学术危机暴露。当我们从21世纪审慎回顾20世纪“文科”现代化发展的后果时，必须全面、深刻地检视这两个方面。在“文科”世界中最值得并必须首先关注的就是哲学的演变，或者说西方哲学形态的演变。现代西方哲学演变的“剧情”，则主要相关于哲学和科学的互动关系。
　　我们看到，20世纪西方哲学史可以大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西方哲学达到了两千多年哲学史的知识论顶峰，也就是达到了哲学和科学互动的高峰，而所谓“现代西方哲学”的美称，应该专指二战之前这四五十年的哲学主流成就；后一阶段哲学，也就是二战之后的哲学潮流，则每况愈下，以至于21世纪的今日我们必须对于哲学的身份和功能重新加以评估。要想理解上述评语，必须从文化、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全局出发，在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错综复杂的互动互融中体察“哲学”的存在和作用。在此必须向中文读者申明，此“胡塞尔著作集”中译者的分析与今日西方学术主流的认知之间颇有差距。主要因为，今日西方人文学界的理论认知仍然拘于一种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职业化功利主义，以至于将一切历史上“业界成功者”均视为学术本身之“成绩”。学者个人尤其习惯于以业界之“共识”作为衡量学术“得失”的唯一标准，并用以作为个人在业界晋阶之渠道，因而自然会共同倾向于维护人文学术活动在社会与文化中的现有“资格”、功用和形象。按此功利主义的学术批判标准，时当全球商业市场化时代，当然不必期待他们会“自贬身价”地、不顾个人利害地朝向客观真理标准。这一今日世界人文学界的事实，要求我们中国学者能够更加独立地、批评地、非功利地探索人类人文科学和哲学的历史真实、现代真实和未来可能的真实。因为中华理性文明要想在日益狭窄的地球村时代实践“既独善又兼济”的文化大目标，就必须认真检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得失和勇于面对全人类的科学真理问题。人类社会不是只需要自然科学，它也需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实际上，在新世纪为了全面促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真正科学化发展，我们必须首先客观地观察和反省西方现代时期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得失，其中尤为重要者是客观地研究和批评现代西方哲学的得失。这是我们从事引介和翻译现代西方哲学工作中应有的整体观和独立的治学目标。读者应该明确辨析两种根本不同的治学态度：为促进人类知识提升而探索西方哲学的真相和为个人名利而趋炎附势地将西方哲学当作个人或集团的现成致功名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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