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认技不如人,再到自认文化落后、人不如人,中国人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煎熬?1948年3月,朱自清(1898~1948)撰文反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缮文物之请,理由包括:“不同意过分地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地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言语之中,还透着《天演论》的逻辑啊。
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碰撞,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投影——求富自强,总是伴随着对祖宅的摧毁、共同记忆的灭失,儿孙们顾不得思量其中的曲直,先是要把它荡平了再说。甚至,这才叫爱国。
这样的线索渐次演绎,便被掺杂太多的利益。一套逻辑哪怕持续一时,也会衍生既得利益,久而久之,逻辑也就是名义上的存在,但它还被立在那儿,因为可以掩护另一种逻辑。
写下“拾年”二字,心中滋味万千。此刻,距离《城记》搁笔已整整十载。
还记得2001年疯狂度过的日日夜夜。那时,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职,是跑新闻的记者,那一年大事小事不断——一北京申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一项项报道任务令我无比兴奋,又是应接不暇,心中还惦记着家里的书桌,那上面有我未写完的《城记》。
经常是夜里才回到这张书桌前。一抬头,天色已亮。
那一年的7月13日,北京时间22时08分,新华社赴莫斯科记者发来急电:2008年奥林匹克盛会选择了北京。
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这一刻,来得如此艰辛,为了这一扇门的打开,近代以来,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
中国,这个从公元6世纪开始,在一千多年时间里领跑世界文明的国度,自1840年以来,在列强的枪炮之下,经历了沉沉的失落。
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之邦,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废1日书、废古物、废汉字的呼声日隆,虽然另一股力量在与之抗衡,期望“整理国故”以“再造文明”,但一次又一次,被集体的情绪湮没。
严复(1854~1921)把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译成了《天演论》,竟是以改编原著的方式,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植入中国人的心灵。
在赫胥黎看来,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进化、适者生存,但人类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能够互助互敬、相亲相爱,不同于物种之间的关系。但严复不以为然,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便略去赫氏著作之伦理学部分,只保留进化论部分,并在书中借题发挥。
《天演论》风靡一时,影响了好几代人——你竞争不过别人,被人家欺负,就是劣败啊!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庚子之战……你不就是劣败吗?你再要去搞什么民族的东西,不就是要亡国吗?
有一天,我读到1955年梁思成(1901一1972)承受的责难——“如果要用机器的就都不要民族形式,用民族形式就成为卖国主义”,心中想到的,还是那一部《天演论》。
严复为什么把赫胥黎幻想的仁爱家园,变成了尚武社会?是他太想着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下一剂猛药吧?
从自认技不如人,再到自认文化落后、人不如人,中国人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煎熬?1948年3月,朱自清(1898~1948)撰文反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缮文物之请,理由包括:“不同意过分地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地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言语之中,还透着《天演论》的逻辑啊。
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碰撞,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投影——求富自强,总是伴随着对祖宅的摧毁、共同记忆的灭失,儿孙们顾不得思量其中的曲直,先是要把它荡平了再说。甚至,这才叫爱国。
这样的线索渐次演绎,便被掺杂太多的利益。一套逻辑哪怕持续一时,也会衍生既得利益,久而久之,逻辑也就是名义上的存在,但它还被立在那儿,因为可以掩护另一种逻辑。
北京如此伟大,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在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那一天深夜,我目睹长安街上欢腾的人流,心中充满对和平的祈愿,还有对这个城市的忧虑。
我又回到那一张书桌前,继续写那一部《城记》。回家路上,我看到元大都的土儿胡同、香饵胡同……被夷为了平地。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已把它建成了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我们付出了如此之代价,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现实。难道北京举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带来的空前发展机遇,只会更加剧这样的不堪?
我疯狂地敲打着键盘,完成了《城记》的写作,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城市改造历程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末了,做了一梦,梦见北京的总体规划要修编了,不再在老城里面大拆大建了。
怀着这一个梦,我投入另一项工作,与同事刘江合作,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展开调研,试图回答:北京既有的城市结构能否适应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大发展的需要?
这组调研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工程浩大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随后启动。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
王军,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91-2016年供职于新华通讯社,2016年至今供职于故宫博物院。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等。
前言 这一个十年
壹 守望古都
对宣南士乡的最后拆除
寻找失踪的北京城市史
中国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决裂
守不住的天际线
保存最后的老北京
贰 再绘蓝图
北京名城保护的法律政策环境
改变“单中心”发展模式
贝聿铭呼吁“向巴黎学习
期待二〇〇八
首都规划修编的台前幕后
中央行政区与城市结构调整
奥运会的城市遗产
叁 十字路口
北京的“人口失控”
拽不住的人口规模
北京式治堵
行政区划调整之疑
旧城保护的最后机会
民生靠保不靠拆
肆 重建契约
鼓楼前的镐锹
黄金宝地上的萧条
南池子“吃了螃蟹”之后
四合院存废的讨论
文保区之惑
私有四合院的土地财产权
拆迁条例的“盈利模式”
《清明上河图》与不动产税
价值观是如此有用
城市化,从革命走向契约
伍 营城纪事
《城记》的缘起
从“东方广场”说起
白颐路忆旧
下水道的记忆与启示
元大都与曼哈顿
……
陆 岁月留痕
柒 梁林故居
捌 此心安处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