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父家书_邢福义著_9787100157360

本书收录邢福义教授自1955年至1991年寄给父亲的信件，时间跨度37年。其中也穿插进了作者妻子谭漱谷、儿子邢孔亮和女儿邢孔昭所写信件等相关材料。全书信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每年为一个部分。全书反映了作者及其家人37年间的人生历程和家庭变迁，展示了作者从语言学的入门迷茫，到研究试探，再到寻路前行的学术生涯，同时也折射了我们国家该时期的社会变革。

　　这本《寄父家书》，收录了1955年至1991年我寄给父亲的信件，时间跨度37年。开头的一封，写于1955年7月28日.之前肯定写过，只是丢失了，我也没印象了；结尾的一封，写于1991年12月6日，之后肯定接着写到他去世那年，只是从1992年起，他已没有精力一封封地整理信件了！
　　1997年，85岁的父亲把我给他的信件打包成捆，邮寄到华中师大。收到时，因为太厚，我事情又多，没时间看，所以一直没有打开。10多年之后，2014年1月，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的王泽龙教授打来电话，说他们华中师大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合写了一本《我的1977》，要我也写点什么，收入这本书。我没有日记。少年时代写过两三年，但从青年、中年时代起就不写了。怎么办？要写回忆文字，光凭脑子之所记，无法写得准确。正在感到为难，忽然想起父亲邮寄过来的那捆信也许有用。果不其然，我从中查找到了有关记载，写成了散文《1977漫忆》，收入了王泽龙、汪国胜主编《我的1977》一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叭5年出版）。
　　我是2014年1月5日上午8点半打开这捆信件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包裹里一叠一叠的信，分别装订，分别写了摘要，最上面放着父亲1997年10月3日写的一些话。全录如下。
　　义儿：
　　漱谷病现如何？（福义插说：漱谷指我的妻子谭漱谷）
　　9月份钱已收。
　　仁哥事已落实，但未知第一个月薪收到否，收多少。（福义插说：仁哥指我的哥哥邢福仁）
　　这里是你给我的信（1955年至1991年），编号是1-16号，是当时一份份订上，为了放置时的方便，顺手写上摘要，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很好，耳聋得快，尤其是左耳，但右耳还能听广播，电视还能视，其他部分还好。家中一切如常，请勿念。
　　祝健康进步！
　　又，漱谷理解能力怎样？比如你对她说我写信来问她的病情，她能理解么？
　　父亲1997.10.3
　　翻看这捆纸质很差、字迹模糊的信，我无限感慨，觉得也许可以留给子孙们、学生们、学生的学生们看看，于是决定梳理成为一本小书。作为背景材料，我先说几点情况。
　　第一，这本小书，主要收入我给父亲的信。也穿插了我的妻子谭漱谷、我的儿子邢孔亮和女儿邢孔昭写给他的几封，并且穿插了几封我请父亲代转的、写给叔父与哥哥等人的。凡是父亲写给我的信，一律未收。一来，是因为搬过几次家，他的信丢失得所剩甚少，剩下的又残缺不全，将其收入，反而不相照应；二来，是因为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没有余力整理信件并将其敲打到电脑上面。总之一句话，如果说我这一生有这样那样的压力，那么，“赶路”便是主流压力。我给父亲的信，主要述说的便是在这一主流压力下我之所思所写所为。
　　……
　　第六，讲讲我的老师高庆赐教授（1910-1978年）。高先生是河北遵化人，师从罗常培先生，学问渊博，古今贯通，讲课特别具有吸引力。1955年，他给我们班级讲了将近一年的现代汉语语法，对我来说是接受了启蒙。1956年9月，我留校当助教，领导规定他做我和几个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但没有机会接触，因为他当时是学校副教务长，事情很多，特别是，他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成了“右派”，被劳动改造去了。跟他接触较多，面对面地谈话，应从60年代中期算起。1972年，我和他合写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组编”；此书1976年由加贺美加富翻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再后来，由于我和他都住在华中村，来往就多了起来。“文革”期间，我经济状况不佳，常常向他借钱。1976年，我写成了论文《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他大加赞赏。他说：“福义啊，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我都不会写文章了！”我知道，先生这是在鼓励我，但是，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令人感慨的事实，这就是，若不是40多岁就开始了坎坷的人生，他会怎么样呢？1978年，他到北京治病，在病房里还时时念叨，答应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写作的《古代汉语知识六讲》还有两讲未写。病重之时，提出遗愿，希望让我代为续完。中文系总支杨书记，带着我赶到北京，先生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了。这本书于1979年7月出版，末尾出版社有个“出版后记”：“《古代汉语知识六讲》是高庆赐教授的遗著。其中‘第五讲虚词用法’‘第六讲特殊结构’，高先生因病重委托邢福义副教授协助整理。”我感到荣幸。做学生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听到古代汉语课（本科班才有这门课）。我把高先生的手写讲稿认真读了一遍，摘录并整理成了第五、第六讲。我后来提出“普方古”三角研究，并且写点靠近国学的文章，跟整理过高先生的讲稿不无关系。
　　这本《寄父家书》，主要记录一个学子从青年到中年的步履留痕。中华水土，养育了中华文化、中华科技、中华风骨。当今的中国人，重视外国理论的引进，但也懂得，再好的理论，都必须适应中华水土，才能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人有充分的冲劲和自信。“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毛泽东的诗句，果敢刚毅，气势磅礴，代表中国人的心声！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