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史研究領域的乾嘉學風（代序）
薛龍春
在爲汪世清先生編著的《石濤詩録》所撰序言中，黄苗子先生稱汪先生爲‘京城第一讀書人’。偌大個京城，讀書人成千上萬，以黄先生的見識，能如此稱譽，當屬不易。然而，這位讀書人一生低調，圈外人對他鮮有瞭解。
汪世清先生一九一六年生於安徽歙縣，一九三五年高中畢業後，爲北師大和北大兩所名校録取。他嚮往北大，但考慮到經濟條件，遂選擇了北師大物理系，第二年又同時入北大哲學系。抗戰爆發後南歸，在家鄉從事教育工作十年。抗戰勝利後，他於一九四七年返回北師大完成學業。他的本行是物理學史，生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員。但青年時代的汪世清受鄉賢汪采白先生的薰陶與黄賓虹先生的影響，對徽州書畫文獻的搜集與整理發生濃厚的興趣，并由此拓展到整個明末清初書畫家的研究。
友人曾向我形容汪先生讀書的情景：離休前他每個週末到北京圖書館善本室看書，數十年不間斷。離休後他每天早晨都乘公交車去北京圖書館看書，有時看半天書，有時則直到閉館，再坐公交車回家，中午只吃簡單的速食。白天用鉛筆所抄録的資料，晚上再用毛筆恭楷重新謄録。日積月累，集腋成裘，至二〇〇三年汪先生逝世時，留下了他手抄善本古籍及整理輯録的文獻資料一百四十餘種。
二〇〇六年夏天，經白謙慎先生介紹，我去北京看望汪師母沈家英老人，并在她家中翻閲汪先生所輯録的史料。汪師母非常和藹，每次去，她只和我寒暄幾句，就留我一個人静静地翻閲。因爲天熱，她總是讓保姆給我切一盤西瓜。到了第四天，她忽然拿出汪先生寫的一幀小楷詩作送給我，并説汪先生若是還在，一定會和我這樣的年輕人成爲忘年交。這讓我在仰慕汪先生的同時，更增加一份傳承的責任感。
我從汪先生手抄的許士佐《野耕集》《汪右湘先生榮哀録》，輯録的《水香園觴詠集》等罕見的詩文集中獲得不少關於清初書法家鄭簠的資料，這些資料都運用到我次年出版的《鄭簠研究》一書之中。在翻閲的過程中，我注意到汪先生輯録有一册《黄山藝苑詩》，收入明末清初百餘位安徽籍詩人、書畫家的七百多首與黄山有關的詩作，每位作者汪先生都作了小傳，是研究安徽書畫很有用的資料，遂抽時間進行整理。二〇〇九年該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不過出版時編輯執意將書名改爲《明清黄山學人詩選》，現在看來，效果并不好。也就在這一年的夏天，我和白謙慎先生一起去看望汪師母，聊天時談起汪先生的遺著已經基本出版，我們有意繼續整理出版汪先生輯考的明清藝術家史料。這一提議得到汪師母的積極回應，她在很短時間内整理了尚存家中的手稿以及手稿影本（大部分原件已捐贈給汪先生故鄉的黄山學院）交給我們。這些資料有整整三大紙箱，運回南京之後，我和白謙慎先生很快進行遴選，其中與藝術史關係不大的、他處已經出版影印本或整理本的（如程邃《蕭然吟》、黄生《一木堂詩稿》等），都不再進行整理。目前這套《汪世清輯録明清珍稀藝術史料彙編》，大概只是汪先生手稿的一半。
本書分善本詩文集、詩文輯録、書畫輯録、未刊稿四個部分。以龔賢爲例，善本詩文集部分收入龔氏《草香堂集》《自書詩册》，詩文輯録部分收入《龔賢集外詩》《題畫詩》《各家贈答懷念龔賢詩詞》等。由於龔賢詩集從未出版，汪先生的抄録本可視爲善本，加上汪先生從他處輯得的其他詩詞，這些資料對於研究龔賢具有重要的價值。又如，詩文輯録部分收入鄭旼的《鄭旼詩文鈔》，書畫輯録中收入《鄭旼畫録》，未刊稿部分收入《鄭旼年譜》，這些材料的集中出版，對於研究鄭旼的生活與藝術，其作用不言而喻。再如，汪先生《程邃年譜》雖然已經出版，但他所輯有關程邃的資料，仍有許多材料爲年譜所未收，對於研究程邃大有裨益。此外，除了關注漸江、石濤等重要的藝術家，汪先生輯録的材料中也有不少與藝術家關係密切的人物，他們不以書畫見長，但在藝術家人脉網絡中卻頗有分量，如許楚、程守、許士佐、汪沅、湯燕生、王煒等，他們的相關詩文、書劄，也爲研究者提供了許多難得的資訊。
汪先生精於考證，這源於他系統讀書、讀畫，并不厭其煩地抄録善本，輯録與歸類各種材料。他對藝術家的周邊關係極爲熟悉，即使是一些名頭很小的人物，他也有相當的瞭解。這些材料看似竹頭木屑，但積累得多了，就能看出其中的關聯，并作出更大的推斷。他的專著《卷懷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藝苑查疑補證散考》（以下簡稱《查疑》）以明末清初徽州地區書畫家的生卒、行迹、交遊、作品研究爲重心，兼及當時其他有影響力的藝術家。雖没有宏大的框架和高深的理論，但所展現出的積學工夫令人敬佩。他實實在在地解决了明清藝術史上許多模棱兩可的問題，廓清了不少張冠李戴的錯誤，一些歷來被認爲無從稽考的人物、事件也有了明確的答案。這樣的工作費時費力，不少人視若畏途。不僅如此，人們甚或以其瑣碎零散而輕視之。但是，如果我們回顧一下至今仍爲人們稱道的乾嘉學術，就不難看出，對古代名物制度不厭其煩的細緻考證，正是乾嘉學術的一個重要特徵。那些看似瑣碎的精緻考證，爲更爲宏觀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乾嘉學者集體呈現的考證成果，後來學者莫不得其沾溉，其價值不容置疑。如果我們將汪先生的研究放到現代意義上的中國藝術史研究起步不久、尚顯粗疏這一學科背景中去評價，其意義就更顯得重要了。可以説，汪世清先生將乾嘉考證學的方法拓展到先賢不甚留意的藝術史領域，從而爲後學建立了一個重要的研究範式：擴大藝術史資料的範圍，系統搜集以詩文集爲中心的各種材料，經過細讀、勾連與考證，往往能夠取得學術上的真正突破。
汪先生的研究以討論書畫家生卒生平問題的爲多，輔之以家世、行迹與交遊研究。如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南昌青雲譜道院創立者朱道朗即是八大山人的觀點曾一度甚是流行。八大山人究竟是不是朱道朗，汪先生有三篇論文討論這一問題，在考察八大山人在國破家亡後的行蹤之後，他發現這一説法與八大山人的生平事實不符。在順治癸巳（一六五三）至康熙辛酉（一六八一）近三十年間，八大山人與朱道朗始終分居兩地，且相距百里以上，所以朱道朗不可能是八大山人。再如《董其昌的交遊》一文，詳考董氏與五個類别九十九位友人之間的交往活動，這些友人，從出生於一五〇九年的陸樹聲到出生於一六〇九年的吴偉業，時間跨度超過一個世紀。這可能是迄今爲止對於一位藝術家人脉網絡最爲細緻的研究範例。交遊與藝術家眼界、趣味之養成關係十分密切，在董其昌和歙縣收藏家吴廷交遊的個案研究中，汪先生指出吴廷收藏的法書名畫不僅供董觀賞，還比較長時期地置於董其昌身邊供他臨摹。那麽，餘清齋的收藏品與董其昌的藝術風格之間的關係就頗值得關注了。
當然，汪先生主要的學術興趣還是藝術家生卒年與生平的考證。生卒年考證看起來是個小問題，卻能引發藝術史研究中的其他重要問題。比如生卒年疑問中的蛛絲馬迹，有可能是解决風格、真僞等問題的切入點。在清初安徽畫家孫逸的研究中，論者常將《歙山二十四圖》作爲其作品進行風格闡釋，因爲在張庚《國朝畫徵録》‘孫逸’條下，明確記載著：‘歙令靳某所雕《歙山二十四圖》，是其筆也。’靳治荆修康熙《歙縣志》成書於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越二年刊刻行世。汪先生通過考證孫逸的卒年，發現其時孫逸已去世三十多年。《歙山二十四圖》的作者其實是另一位歙縣畫家吴逸。根據《歙山二十四圖》來分析孫逸的藝術風格，不免離題萬里。再如八大山人有兩幅《三友圖》傳世，作品畫面不同，題識的位置也不同，但所題内容除署年外完全相同。其中一幅署年‘己巳’（一六八九），另一幅署年‘丁丑’（一六九七）。畫是送給一位沈先生的，八大山人在題識中記沈自言‘麟今年六十有八’，可知此人爲沈麟。根據兩幅作品的不同署年推其生年有二，即天啓二年壬戌（一六二二）和崇禎三年庚午（一六三〇），故必有一僞。汪先生根據沈麟友人王原《東皋尚齒會記》的記載，考其生一六二二，卒一六九二。則署年‘己巳’的畫作正好相合，而署年‘丁丑’，沈麟已去世五年。
汪先生自言其從事生卒考證受到汪宗衍先生的影響，汪宗衍先生著《疑年偶録》，曾與陳援庵先生就疑年問題論學。疑年學的魅力在於，人只有一生一死，生卒時間只能有一、不可有二，對它的考證最能體現科學精神。汪世清先生的這些考證論文，單獨一篇似乎并不引人注目，但數十篇聚於一書，且每篇都有坐實的結論，相信讀者會爲之斂衽。汪宗衍嘗評價陳援庵《釋氏疑年録》‘考證精嚴，組織縝密，辭約而意賅’，而這正是汪世清先生所期望達到的境界。
考證離不開資料，在過去的美術史研究中，人們總是較爲關心畫史畫論著作，而很少留意藝術家同時人的詩文集。汪先生《查疑》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大量使用詩文集，其資料開掘工作具有文獻學意義與示範價值。就藝術家傳記而言，他并不十分信賴那些晚出的畫史載籍，因時代相隔，其中存在許多不實之處。而詩文集中常會有同時友人爲他們所作傳記，而且不止一篇。有些詩文集，作者既不著名，亦不能經見，但汪先生百般搜求，披沙揀金，往往有意外的收穫。如程邃生卒年，通常的説法是生一六〇五，卒一六九一，年八十七。但這明顯與程邃同時人陳鼎《垢區道人傳》‘卒年八十六’的説法不合。汪先生從李念慈《谷口山房詩集》、費冕《費燕峰先生年譜》、王撰《揖山集》中搜得三則材料，確定程邃生於一六〇七，卒於一六九二。又如，在考證石濤好友‘岱瞻’時，汪先生首先根據一件石濤爲岱瞻畫扇作品中‘江氏子孫世守’的收藏印，得出岱瞻江姓。從沈大成《學福齋集》卷十四《江氏先友尺牘跋》，又知其爲‘新安’人。再據江登雲《橙陽散志》，知‘江世棟，字右李，號岱瞻’。從閔華《澄秋閣集》卷二《題江右李表母舅楷書册子後》，考得江世棟爲歙縣江村人，以書法名於江淮間。‘岱瞻’這樣一個後世無聞的名字，汪先生卻通過文集考證出他的生平。雖説小人物的生平似乎無關宏旨，但石濤有四封寫給他的書信，若没有對其生平的考證，這些書信很難在研究中被充分利用。更有意義的是，汪先生考出了若干像岱瞻這樣的小人物，他們在討論石濤行迹時，發揮出不可或缺的作用。
汪先生博觀清初别集，許多别集中的史料都是由他首次使用的，這些材料我們不熟悉，也往往忽略。汪先生的搜集工作常常圍繞藝術家交遊圈展開，如程邃《蕭然吟》卷首《良友贈言》，收程氏五十歲以前知交三十七人的贈答詩五十首，見於詩題的人名又有一百七十多個，這無疑是程邃前半生社交活動的記録。根據《蕭然吟》所及人物，再去搜集文集，定然會有不少相關資料，汪先生《程邃年譜》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寫成的。
清人選集也被汪先生視爲美術史資料之淵藪。今人選今詩，在清初的百餘年中蔚爲風氣，僅面向全國的選集，就有數十種之多，如《詩觀三集》《國朝詩的》《扶輪廣集》《歲華紀勝二集》《國朝詩正》《名家詩永》《宛雅三編》《詩最》《國朝詩乘》等。這些選集中常收有作家集外詩，一些未有詩集傳世的詩人作品更是賴此以存鴻爪。在爲謝正光先生《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所作序言中，汪先生深有感觸：‘我很喜歡翻閲詩選集，特别是清初詩選集。因爲從那裏，我常常找到我所期望找到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實，而這往往又是别處所找不到的。’汪先生的考證確實從選集獲益殊多。如在倪匡世《詩最》中姚有綸《祝湯老師七旬壽》，題下注‘師字岩夫，乙丑九月初八日誕辰’，據此可確知湯燕生（字岩夫）的生年。在劉然《國朝詩乘初集》中又有沈思綸《哭湯岩夫師》，劉然評語云：‘岩夫爲余老友，壬申殁。’湯岩夫的卒年又有了下落。倘若汪先生没有從選集中發掘出這兩條資料，湯燕生的生卒也許至今還是懸案。
宗譜也是汪世清先生非常善於使用的資料。宗譜對於人物姓字、名號、世系、籍貫、輩行、事蹟等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其收藏一般較爲偏僻，不易羅致。如清初諸家曾爲一位叫爲‘中翁’的人作書畫册，在考證‘中翁’名姓時，汪先生不僅使用汪濟淳《脉望公集》等孤本文集，還使用《潛川金紫汪氏敦睦門支譜》，來確定‘中翁’家族世系與兄弟姓名。在《江韜不是江一鴻》一文中，他比較了萬曆《重修濟陽江氏宗譜》與乾隆《新安東關濟陽江氏宗譜》中的細微差别，否定了江一鴻祖父輩遷居杭州的陳説。一般情形下，宗譜較爲可信，但那些修纂時間較晚的，也會雜入不實的材料。如討論八大山人世系問題時，汪先生認爲《江西朱氏八支宗譜》乃入清八十餘年的雍正年間所修，而又重修於民國己巳（一九二九），輾轉傳抄，多有缺漏錯亂。他根據八大山人從侄朱堪注，直接友人朱觀、間接友人李驎的詩文，結合朱元璋子孫的命名特點，雄辯地推翻了《宗譜》的錯誤説法，指出其爲‘統’字輩，是寧藩朱權九世孫。
文字資料之外，傳世的書畫作品中亦藴藏了許多資訊，這些也是藝術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如石濤《丁秋花卉册》，其中有三開抄録‘格齋詩’。格齋何人?汪先生在李驎《虬峰文集》中發現了他的蹤影，其人卞姓，‘素負豔才’。但是遍查清初選集、志乘，并無其他消息。他偶然翻到《至樂樓書畫録》，在清代之部著録了禹之鼎《寫古于夫子于亭圖軸》，上有江都後學卞恒久敬題五古一首，鈐‘恒久’‘格齋’二朱文印，可知格齋乃卞恒久之號。又從王仲儒《西齋集》與朱觀《歲華紀勝三集》卷前選詩人與參閲人中，獲知卞恒久字夢齡。看起來，找到清禹之鼎《寫古于夫子于亭圖軸》這個關鍵性的證據具有相當的偶然性，但這正是汪先生長期關注書畫作品的結果。在談論石濤繪畫時，汪先生經常將之稱爲‘史畫’，他認爲石濤爲好友所作的畫，題跋均有故實，詳加考證，即可得知石濤與好友交往之迹。其實，不僅石濤，清初許多畫家作品中的紀年、上款、印章、題跋（詩與文）都具有史料價值，而過去，我們習慣於‘但以畫觀之’。
黄苗子與薛永年先生在《石濤詩録》與《查疑》二書的序言中，都不約而同談到汪先生考證工作的兩個學術傳統，一是乾嘉以來的樸學統緒，二是他治物理學史，有科學精神、科學態度與科學思維。秉承著這樣兩個學術傳統，汪先生搜集資料不嫌其多，不避其雜，而考證過程中又十分注重方法的科學性。他强調任何歷史事實的考證只有依靠直接而確鑿的證據和科學的論證方法。證據必須具有三個品質：一是直接，必須與論證的命題直接相關，汪先生打了一個比方，可以用作論證八大山人有没有道家思想的證據，即使有上百條，卻絕不是論證八大山人是否朱道朗的直接證據；二是可靠，盡可能使用第一手資料，他提醒讀者在引用第二手或晚出證據時尤其要慎重；三是準確，證據只能有惟一的解釋。準確的可靠論據才是確鑿的證據。只有根據直接而確鑿的證據，才能得出準確無誤、符合事實的結論。
在有關石濤生卒研究的力作中，汪先生具體而微地解析了他的證據觀，完全可視爲他爲讀者所作的示範。他舉出有關石濤生年的五條證據，前四條爲石濤手迹，後一條爲石濤友人李驎《清湘子六十賦贈》。五條證據都直接、可靠，但最準確的卻是李驎的詩歌。前四條材料都不能確定具體年份，都有一種、兩種甚至更多的可能性，無法從中得出單一的結論。而李驎的壽詩作于康熙辛巳（一七〇一），‘出腋知君歲在壬’句中的‘壬’，只能是崇禎十五年壬午（一六四二）。關於石濤的卒年，李驎《哭大滌子》第一首後注‘前年八大山人死’，第二首夾註‘交恰十年’，八大卒年與李、石訂交時間都是確切的，故其卒必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至於其餘文獻，如書畫録中著録的繪畫，其價值都不能與李氏挽詩相提并論。‘我們只能根據李驎挽詩來證明這些説法的不可信，而不能用這些説法的證據來證明李氏挽詩的可疑。因爲他們絲毫也不能證明八大山人不是卒於康熙乙酉，李與石濤訂交不是始於康熙戊寅’。由此可見汪先生在證據搜集、辨别、勾連與解釋中的科學精神與過人的思維能力。
汪先生用以論證的材料都是從詩文集、方志、選集、宗譜、書畫作品、書畫録中一條一條爬梳而得，遠非一般的索引書籍可以提供。即使是翻讀原書，如果僅僅瀏覽目録也不能一下子發現，許多看似無關卻十分緊要的材料必須逐字逐句閲讀才能辨别其價值。没有數十年如一日的讀書功夫，掌握如此豐富的材料幾乎是不可能的。而能夠這麽做，既需要作者學術上的定力，也需要時間保證。在數碼技術日益發達的今天，便捷的檢索節省了學者大量的時間，人文學科也確實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機遇，但如何設定檢索詞頗能考驗研究者的學力。最早提出‘E考據’這一概念的黄一農先生，也指出完整的‘知識地圖’對於E考據具有關鍵作用。E考據所獲得的資料通常是片段的、零碎的，脱離了文本的上下文，也脱離了當時社會的上下文，不盡力還原這些材料的歷史場景，對它們的利用就會出現問題。有研究者竟然將某作者文章中引述他人的一段話作爲該作者的見解大加闡釋（這個觀點恰恰是他所反對的），令人啼笑皆非。此外，E考據可以解决一些資訊類的問題，卻無法解决修辭類的問題，對修辭的準確把握與理解，仍需要大量完整的文獻細讀。因此，身處E考據時代，如汪先生這般地毯式閲讀、抄録與輯録各種史料的工作，就顯得格外重要。
在細緻分析了汪世清先生的研究路徑、搜集與使用文獻的習慣之後，再回到這套《汪世清輯録明清珍稀藝術史料彙編》，讀者們想必更能理解它的價值所在。作爲一位成就卓著的藝術史學者，汪世清先生在讀書過程中所做的文獻輯録及相關考證，不僅是他個人研究的堅實基礎，同樣也能爲本領域的學者提供大量經過整理的研究素材與具有提示性的思考方向。换句話説，汪先生在他一生的讀書生涯中，雖然準備了大量有組織的資料，但他并未有時間完成全部的研究與寫作，如今，這些史料經過整理出版，人人得而用之，汪先生倘若知道它們還能繼續發揮作用，一定也會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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