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重构_宋鹭，刘元春著_9787520369664

　　《“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重构》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与重构作为研究主题，试图回答“新常态”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为什么要转型和重构，并且如何进行转型和重构的问题。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货币政策框架包含了政策定位、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等内容。“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一般的货币政策调整不同，前者指的是“政策目标一政策工具一传导机制”的整体性重构，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工具的调整。

　　作者简介
　　宋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金融科技50人论坛青年学术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金融、货币政策、金融科技等。发表文章数十篇，承担和参与多项省部级以上重大课题，向中央有关部门报送内参多篇并获采纳。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北京市经济学总会会长。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世界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四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余部。常规性出席国家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其中包括四次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
　　
　　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但经济增速从2012年开始结束了近20年10%的高增长阶段，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期，表现出“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性新特征。新阶段面临新困境，一方面，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同时结构调整阵痛不断；另一方面，微观主体经营困难的同时局部经济风险开始显现。新阶段也产生新特征，在消费、投资、进出口、国际收支、生产能力、产业组织、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累积、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总体上讲，这种新阶段、新问题和新特征被总结为中国经济“新常态”，这种“新常态”不是局部的、短期的现象，而是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和将要面临的全方位的、长期的发展状态。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趋势性变化，对中国货币政策框架形成一系列冲击。货币政策实施基础和环境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面临从“速度”到“质量”的根本性变化，而货币政策总体定位也显示出从“短期”到“长期”的前瞻性转变，基础货币供给更是由于外汇占款的变化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的趋势性逆转。
　　因此，货币政策框架体系面临整体化的调整。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多重目标”体系发生变化，目标之间的冲突加剧，加之目标的优先级不明确，造成货币政策定位更加困难。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过程中也在发生变化，数量型模式向价格型调控转变牵一发而动全身，流动性和价格传导受到压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面临持续困境，传导渠道不畅造成资产价格增长过快，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持续存在。由于传统的数量型调控手段有效性持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非常规和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但是过于复杂的工具箱也带来操作上的协调问题。总体上看，在中国经济“新常态”阶段，货币政策调整和改革过于分散化和碎片化，系统化和整体化不足。货币政策实施面临双重困境：总量问题依然存在、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
　　在此背景下，本书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与重构作为研究主题，试图回答“新常态”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为什么要转型和重构，并且如何进行转型和重构的问题。从货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完整的货币政策框架包含了政策定位、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等内容。“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一般的货币政策调整不同，前者指的是“政策目标一政策工具一传导机制”的整体性重构，而不是某一项政策工具的调整。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重构问题同时具有历史性、国际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特点。
　　历史性体现在，从中国货币政策发展历史来看，中国经历了两次主要的货币政策框架大转型。第一次是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限制，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型；第二次是2005年汇率改革背景下利率市场化改革，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型。这两次转型都与经济结构转型阶段密切相关。
　　国际性体现在，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都经历了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与重构的不同阶段。无论是美联储、欧洲央行，还是日本央行，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历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货币政策框架都在不断改进和调整，并经过多次各具特点的大转型与重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理论性体现在，从主流货币政策理论发展来看，标志性的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转向“新共识”，政策含义上表现为“多目标一多工具”体系转变为应对通货膨胀的“单一目标-单一工具”体系，以泰勒规则为主要代表。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对“新共识”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传统货币政策理论框架的缺陷在“后危机”时代越发突出，“单一目标一单一工具”体系又面临新的转型调整，货币政策在“非常规”和“正常化”之间反复。
　　现实性体现在，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货币政策有效性持续下降，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而从货币政策改革内在逻辑上看，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要完成两次转型的叠加，分别是美联储在20世纪80年代“新共识”框架下“单一目标、单一工具”政策体系的转型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多目标、多工具”体系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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