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理（增订版）》从一个国文老师的作文课开始，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层层推进，给出议论文写作的关键步骤：建立是非论断的骨架——为论断找到有力的证据——配合启发思想的小故事、诗句，必要的时候使用描写、比喻，偶尔用反问和感叹的语气等，使议论文写作有章可循，不啻为研习者的路标，而书中丰富的事例，也是台湾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那些年，我常常怀念我的中学生活，一心想为正在读中学的年轻人写点什么，我写的时候觉得与他们同在。我陆续写了五本书跟他们讨论作文，也涉及如何超越作文进入文学写作，这五本书在出版家眼中成为一个系列。现在，我重新检视这一套书，该修正的地方修正了，该补充的地方加以补充，推出崭新的版本，为新版本写一篇新序。
　　《作文七巧》
　　先从《作文七巧》说起。我当初写这本书有个缘起，有人对我说，他本来对文学有兴趣，学校里面的作文课把这个兴趣磨损了、毁坏了！我听了大吃一惊。
　　想当初台北有个中国语文学会，创会的诸位先进有个理念，认为文学写作和文学欣赏的能力要从小学、中学时代的作文开始培养，作文好比是正餐前的开胃菜，升学前的先修班。我是这个学会创会的会员，追随诸贤之后，为这个理念做过许多事情。早期的作文和后来的文学该有灵犀相通，怎么会大大不然？
　　我想，作文这堂课固然可以培养文学兴趣，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帮助学生通过考试，顺利升学，这两个目标并不一致，当年考试领导教学，在课堂上，老师可能太注重升学的需要，把学生的文学兴趣牺牲了。
　　那时候，沧海桑田，我已经距离中国语文学会非常遥远，不过旧愿仍在。我想，作文课的两个目标固然是同中有异，但是也异中有同，文学兴趣是什么？它是中国的文字可爱，中国的语言可爱，用中国语文表现思想感情，它的成品也很可爱，这种可爱的能力可以使作文写得更好，更好的作文能增加考场的胜算。
　　于是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写成这本《作文七巧》。记录、描绘、判断，是语文的三大功能，这三大功能用于作文，就是直叙、倒叙、抒情、描写、归纳、演绎，各项基本功夫。我从文学的高度演示七巧，又把实用的效果归于作文考试，谋求相应相求，相辅相成。我少谈理论，多谈故事，也是为了保持趣味，也为了容易记住。
　　有人劝我像编教材一样写《七巧》，但我宁愿像写散文一样写《七巧》，希望这本讨论如何作文的书，本身就是作文的模板。新版的《作文七巧》有二十五处修正，十九处补充，还增加了三章附录。
　　《作文十九问》
　　《七巧》谈的是最基本的作文方法，也希望学习的人层楼更上，对什么地方可以提高，什么地方可以扩大，作了暗示和埋伏。出版以后，几位教书的朋友为我搜集了许多问题，希望我答复，我一看，太高兴了，有些问题正是要发掘我的埋伏。我立刻伏案疾书，夜以继日，写出《作文十九问》，作为《作文七巧》的补述。
　　我追求文体的变化，这本书我采用了问答体。我在广播电台工作二十年，写“对话稿”有丰富的经验，若论行云流水，自然延伸，或者切磋琢磨，教学相长，或曲折婉转，别开生面，都适合使用这种体裁。问答之间，抑扬顿挫，可以欣赏口才，观摩措辞。当年同学们受教材习题拘束，很喜欢这种信马由缰的方式，出版以后，销路比《七巧》还好。如果《七巧》可以帮助学习者走出一步，《十九问》可以帮他向前再走一步。当然，他还需要再向前走，我在《十九问》中也存一些埋伏，留给下一本《文学种子》发挥。
　　为什么是十九问呢？因为写到十九，手边的、心中的问题都答复了，篇幅也可以告一段落了。那时还偶然想到，古诗有十九首，“十九”这个数字跟文学的缘分很深。有人说，你这十九问，每一问都可以再衍生十九问。我对他一揖到地，对他说：够了，咱们最要紧的是劝人家独自坐下来写写写，从人生取材，纳入文学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求其次，希望咱们的读者对文学觉得亲切，看得见门径，成为高水平的欣赏者。学游泳总得下水，游泳指南，适可而止吧。
　　《文学种子》
　　这一本，我正式标出“文学”二字，进“写作”的天地。那时候，写作和作文是两个观念，我尝试把作文的观念注入文学写作的观念，前者为初试啼声，后者为水到渠成。在《文学种子》里面，我正式使用文学术语，提出意象、体裁、题材、人生等项目，以通俗语言展示它的内涵。我重新阐释当年学来的写作六要：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指出这是一切作家都要修习的基本功夫，我对这一部分极有信心。必须附注，这本书只是撒下种子，每一个项目都还要继续生长茎叶，开花结果。
　　那时候，文艺界犹在争辩文学创作可教不可教、能学不能学。我说“创作”是无中生有，没有范文样本，创作者独辟蹊径，“写作”是有中生有，以范文样本为教材，可以教也可以学。当然，学习者也不能止于范文样本，他往往通过学习到达创作，教育的结果往往超出施教者的预期，这就是教育的奥秘。
　　我强调写作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写作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夸夸其谈误写作，知而不行误写作，食而不化也误写作。一个学习者，如果他对《作文七巧》和《作文十九问》里的那些建议，像学提琴那样照着琴谱反复拉过，像学画那样照着静物一再画过，应该可以顺利进入《文学种子》所设的轨道，至于能走多远，能登多高，那要看天分、环境、机遇，主要的还是要看他的心志。
　　本来《作文七巧》《作文十九问》《文学种子》这三本书是一个小系列，当时的说法是“由教室到文坛”。但是后来出现一个议题，即现代和古典如何贯通，于是这个小系列又有延伸。
　　《<古文观止>化读》
　　那些小弟弟小妹妹，先读小学，后读中学，小学的课本叫“国语”，全是白话，中学的课本叫国文，出现文言。他们从“桃花谢了，还有再开的时候”，突然碰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条沟太宽，他们一步跨不过去，只有把文言当作另一种语言来学。白话文是白话文，文言文是文言文，双轨教学，殊途不能同归。
　　当然，由中学到大学，也有一些人打通了任督二脉，但是从未读到他们的秘籍，好吧，那就由我来探索一番吧。恰巧有个读书会要我讲《古文观止》，我当然要对他们讲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讲生字、僻词、典故、成语，以及文言经典的特殊句法，我也当众朗读先驱者把整篇古文译成的白话。大家读了白话的《赤壁赋》《兰亭序》，当场有人反映：这些文章号称中国文学的精金美玉，怎会这样索然无味？它对我们的白话文学有何帮助？是了，是了，于是我推出进一步的读法。
　　我们读文言文，目的不止一个，现在谈的是写作，我们对《古文观止》的要求自有重点。现在我们读《赤壁赋》，不从东坡先生已经写成的《赤壁赋》进入，要从东坡先生未写《赤壁赋》的时候参与：他游江，我们也游江；他作文，我们也作文；他用文言，我们用白话。文言有单音词、复音词，看他在一句之中相间使用，我们白话也有单音词、复音词啊！文言有长句，有短句，看他在一段之中交替互换，我们白话也有长句有短句啊！看他文章开头单刀直入，切入正题；看他结尾急转直下，戛然而止；中间一大片腹地供他加入明月，加入音乐，加入忧郁，加入通达，奔腾驰骤，淋漓尽致。这也正是我们白话文学常有的布局啊！他是在写文言文吗，我几乎以为他写的是白话呢！我写的是白话文吗，我几乎以为是文言呢！
　　我说，这叫“化读”，大而化之，食而化之，化而合之，合而得之。出版后，得到一句肯定：古典文学和现代散文之间的桥梁。
　　《讲理》
　　这本书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只因为那时候升学考试爱出论说题，那些小弟弟小妹妹急急忙忙寻找论说文的作法，全家跟着患得患失。那些补习班推出考前猜题，预先拟定三个五个题目，写成文章，要你背诵默写，踏进考场以后碰运气，有人还真的猜中了，考试也高中了。每年暑期，那些考试委员和补习班展开猜题游戏，花边新闻不少。
　　为什么同学们见了论说题作不出文章来呢？也许因为家庭和学校都不喜欢孩子们提出意见，只鼓励他们接受大人的意见，也许论断的能力要随着年龄增长，而他们还小。我站出来告诉那些小弟弟小妹妹，你们的生活中有感动，所以可以写抒情文；你们的生活中有经历，所以可以写记叙文；你们的生活中也产生意见，一定可以写论说文。
　　为此我写了《讲理》，为了写这本书，我去做了一年中学教员，专教国文。教人写作一向主张自然流露，有些故事说作家是在半自动状态下手不停挥，我想那是指感性的文章。至于理性的文章，如论说文，并没有那样神秘：它像盖房子一样，可以事先设计；它像数学一样，可以步步推演。你可以先有一个核，让它变成水果。
　　这本书完全为了应付考试，出版后风行多年，直到升学考试的作文题不再独尊论说。倒也没有人因此轻看了这本书，因为我在书中埋伏了一个主题，希望培养社会的理性。现在重新排版，我又把很多章节改写了，把一些范文更换了，使它的内容更靠近生活，除了进入考场，也能进入茶余饭后。它仍然有自己的生命，因此和《七巧》《十九问》等书并列。，
　　这本书的体例，模仿叶绍钧和夏丐尊两位先生合著的《文心》，在我的幼年，他们深深影响了我，许多年后我以此书回报。感谢他们！也感谢一切教育过我的先进。

　　王鼎钧，山东省兰陵人，1925年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1949年到台湾，服务于（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台湾）中国电视公司，还曾担任过多家报社副刊主编；11979年应聘至美国的大学主编双语教材，之后定居纽约至今、
　　王鼎钧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著作近四十种。从六十年代早期的作品到1975年《开放的人生》，再到八十年代初期《作文七巧》，其“人生四书”“作文四书”等作品在台湾销行极广，至今不衰.
　　自七十年代末期起，王鼎钧开始了《碎琉璃》等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1988年《左心房漩涡》出版之后，更被誉为“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师”
　　从1992年至2009年，王鼎钧历时十七年陆续发表“回忆录四部曲”。这四卷书融人生经历、审美观照与深刻哲思于一体，显示一代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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