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学术四十年集_江晓原著_9787108068620

本书收录了江晓原1978～2018年间的重要文章，绝大部分为学术文本，基本为每年一篇，每个年份系以“纪事”，讲述了这一年学术事业乃至个人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读书时代至今，江氏的研究领域包括了天文学、天文学史、性学、天文历史年代学、科学文化、科幻作品的科学史研究、西方D级科学杂志的社会学研究等等，发表了大量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他对历史上天狼星颜色的考证解决了天体物理学中遗留百年的一个疑问，对武王伐纣年代及日程的考证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的一环，对孔子诞辰的考证引发热议，提出“性张力”概念有力阐释了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文化，对科学文化领域的宣言引领了知识分子的反思，对科幻电影的评论被誉为拍片指南，近年来对Nature杂志以及影响因子的系统分析和评判，更是振聋发聩针砭时弊之作。

在古代中国星占学文献中……天狼星始终是白色的。不仅没有红色之说，而且千百年来一直将天狼星视为白色标准星。这在本文考察的早期文献中是如此，此后更无改变。因此可以说，现行恒星演化理论将不会在天狼星颜色问题上再受到任何威胁了。

《国语·周语下》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伐殷时天象，……实际上是武王伐纣过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天象实录，它们可以与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逐一对应吻合。这一发现，对于确定武王伐纣之年代，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是天文历史年代学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之一。由此我们重现了武王伐纣之役的日程表，并确定牧野之战的日期为公元前1044年1月9日。

笔者冷眼旁观，稍可告慰加菲尔德老帮主的是：也许反抗“影响因子暴政”的时刻是来临了，但是推翻影响因子的时刻还未来临。更重要的是，如果推翻影响因子之后，只是由三大叛军中某一家取而代之，那只是以暴易暴；如果最终形成几家平分秋色之局，那更是群魔乱舞，都只会使这个江湖更加混乱无序，铜臭薰天。

出版学者的“三十年集”，原是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的创意，非常有趣。今逢再版，三联徐国强先生推而广之，遂有“40年集”之议，欣然从之。

四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念天体物理专业，整天做着无穷无尽的物理和数学习题，还没有开始通常意义上的“写文章”呢。编这个集子，倒是好好地回顾了一番自己四十年来的心路历程，感慨良多。那些有点儿意思的具体事情，大都写在各年的“纪事”中了，但从长时段来看自己的成长过程，亦稍有可得而言者。

大体上说，直到1990年前后，我才开始有“思想”，此前则是一个泥瓦匠——只知道埋头为那座名为“科学技术史”的大厦添砖加瓦，自己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和想法。虽然我比较快就成为科学史界一个熟练的工匠（我原是工匠出身——17岁就进工厂当电工了），但我的性格

中一直潜藏着向往“创造性工作”的冲动，所以添砖加瓦之余，经常在思考一些问题。也曾被前辈告诫，认为我当时思考某些问题“为时过早”。

这些思考大多是无果而有益的。无果是指它们没有产生直接的成果，有益是指它们毕竟让我保持着思想活跃的状态，而且最终还是间接带来了成果。

到1990年，我放开手脚一气呵成写了《天学真原》一书，第一次尝试将自己的一些思考化为成果。如果继续沿用大厦和工匠的比喻，则《天学真原》之作，好比一个泥瓦匠在埋头添砖加瓦数年之后，停下手中的活儿，开始对这座大厦发表评论了，甚至还认为这座大厦中有许多地方的设计、结构是错误的……这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是一个转折。

《天学真原》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于1991年，1992年第二次印刷，此后多次再版或重印，有1995年新版、台湾繁体字版（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2004年新版、2007年中国文库版、2011年修订版（译林出版社）、2018年新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此书1992年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算是某种“半官方”的荣誉，但二十年来更大的荣誉来自学术界的评价。例如，多年来《天学真原》一直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关专业研究生“科学史经典选读”课程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著作。

而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台湾师范大学洪万生教授，在他为淡江大学开设的“中国科技史课程”中，专为《天学真原》安排了一讲，题为“推介《天学真原》兼论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与展望”；称《天学真原》一书“开了天文学史研究的新纪元”。

《天学真原》之所以在学术界略邀虚誉，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在其名著《科学的历程》第二版中的评价，或许道出了部分原因：“中国科学史家写作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分科史、断代史著作不胜枚举，这里只提到江晓原的《天学真原》和《天学外史》，因为它们可能是社会史纲领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中少有的成功范例。”而中国当代科学史界泰斗、已故席泽宗院士则在《中国科学史通讯》上发表评价称：“《天学真原》才真正是‘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者运用和分析资料的能力，尤其令人叹服；由分析资料所得的结论，又是独具慧眼，自成一家言。一改过去的考证分析方法，使人耳目一新。出版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并波及其他学科领域。”

在我后来的价值标准中，“有思想”当然是比较高的境界。不过“思想”这件事情，很多情况下只能操练，经常没有具体结果。适合表现思想成果的题目和机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在《天学真原》之后，我仍然干了不少工匠性质的活儿。例如，那个给我带来不少社会知名度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武王伐纣”课题——最后的总结性成果是《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一书，其实也没有太多思想，只是体现了工匠的严谨和一些技巧。

1999年，我从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这是我学术生涯中的又一重要转折，是年新华社三次播发了和我有关的全球通稿（参见本书1999年纪事）。

进入21世纪之后，学术上的“体力活儿”我渐渐干得少了，因为我身边那些优秀的青年学者和我密切合作，更多地承担了“体力活儿”。我开始更多地思考一些问题。在反对唯科学主义、提倡科学文化、倡导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等方面，我发表了大量非学术文本——学术文本当然也发表了一些。在这些文本中，最有价值的不再是添砖加瓦，而在于呈现、表达思想探索的过程和结果。

我自幼胸无大志，更没有什么对自己的“人生设计”，浑浑噩噩许多年，过着基本上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后来虽然做成了一些事情，但基本上都是随缘而行、见机而作。自从我开始学术生涯之后，人生的大方向当然是治学——无非读书、思考、写作、讲课、培养学生；但具体到每件事（比如创建科学史系），每本书，甚至每篇文章，又都是随缘而作的。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如果要说有什么与通常的学者稍稍不同之处，我想有一点儿大概可以算：即我比较早就开始进行大众阅读文本的写作，这些年我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文化评论等等，并在京沪等地的报纸杂志上长期撰写个人专栏。事实上，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定期为杂志写专栏文章了。不少人以为我写作甚勤，其实，我常常感谢媒体朋友帮助我克服惰性——没有这些约稿、组稿、催稿甚至逼稿，我的许多文章就不会写出来。所以这类写作中，实际上更加随缘。文章编入此集时，凡发现当初发表时未及校正的误植等，此次都作了修订。

各文发表时，格式不尽相同，比如参考文献有的是脚注，有的是尾注，以及标题的设置等等，基本上俱仍其旧，以存其真。本书中共收入文章46篇，署名根据如下原则：绝大部分是当初我个人单独署名发表的文章，在本书中就不再署名；当初和他人共同署名发表的文章，在本书中保持原来的署名不变；有两篇集体商议执笔、最后由我定稿的文章，当初用了集体的笔名发表，在本书中也保持原来的署名不变。

江晓原

2019年3月20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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