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收入了黄仁宇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作者用归纳法将史料高度压缩，用“大历史”观勾画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自先秦至元末，通过还原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因果以及现代型的经济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落脚。表彰了中国历史的自有特色，即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而前后连贯。
　　作者治史，每每从常人不经意的细节处入手，挖掘出极富启发性的新见，娓娓叙来，发人深省。此次出版的《黄仁宇全集》大字本系列，是在本社2012年出版的全集精装版基础上再行校订，为大十六开本、大字号的设计风格，提高了阅读舒适度。

　　★黄仁宇先生代表作之一。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
　　我住在纽普兹（New Paltz）的一个村庄里。这地方靠赫逊河（Hudson River）西岸不远，是纽约市及纽约州州会奥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点。这村庄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状起伏。地质的主要构成因素是页岩。页岩也称泥板岩，原来是由泥土经过高度压力而成，状似灰黑色石块，只是质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别恼人的地方是到处都有，即使是挖一个阴沟，或是整理一处地基，也都会碰到它。1973年中东战事爆发，原油价格陡涨。美国又在前一年将小麦及玉蜀黍大量廉价卖给苏联，所以这时候自己供应不及，物价直线上升，甚至影响到面包、肉类、蔬菜的价格。我们靠薪水收入的家庭无一不受其苦，于是很多主妇都自行种菜。一时间每个家庭后面原先用来栽花种草的空地，都成了菜圃。我们家也跟着照办。一年之内，我们吃了不少自己种的小白菜、丝瓜和西红柿。可是开掘泥土，要弯身用手铲，我和我太太的皮肤，都被这页岩割破，连种菜用的小刀、铁铲，也折损过半，花费时间不说，加上喷水除莠，及支付水费，还有种子、肥料、防虫剂的本钱，则所省也无几了。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场供应情形好转，我们这自动下放做农民的兴致又直线下降。过了不久，村里人人掘土家家种菜的风气也稍歇，一方面显示了一般美国人趋向时尚、见异思迁的习惯；另方面也确是经济力量的驱使。合于利则行，不合于利则止，无从勉强。
　　但是纽普兹虽不是种蔬菜的地方，却是种苹果的好地方。可能因为此地的阳光水分温度，都和苹果相宜吧！而苹果树根也有能力透过页岩层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养。所以这村庄十里内外到处都是苹果树，成为本地最重要的资源。苹果树不能持久，几年之后，就得砍去，另种新苗，不管是砍伐树干，或是喷射防虫剂，都是打电话找专人来解决。所以种植苹果虽属农业，但却无异于商业经营。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获的季节，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将摘苹果的劳工大批载来，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语，也只有工头才能带领他们。食宿问题，都自行解决，不惊动本地居民，并且来时即工作，苹果摘完装箱后全部员工即时离境，爽快利落。纽约的苹果，行销各州，也等于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样。因为交通便利，各超级市场又大批整买，统一倾销，所以各处价钱相差无几，我们就算近水楼台，也不一定能够廉买。
　　一个敏感的读者看到这里，就知道以上所说不仅是纽普兹和苹果树的情节，而是勾画着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样态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这村庄内外散步的时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国南方，纽普兹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开拓为水田。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来灌溉低洼地带的田地。这页岩也只好一块一片地用手清除。这样，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艰难？用我们自己种菜的经验，也可以想象到中国农村经济情形的一般了。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及早实行资本主义？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要用很多层次，才能解释得明白。
　　第一点，一个国家的历史，与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关系，加上很多事情时间上的汇合（timing）。中国因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统一，实行中央集权，政府扶植无数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所以人口密度大，农业的特征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张各地自给自足，视粮食生产为主业，其他都为末业。从战国到汉初，这些条件还可以当作一时之策，但是经过两千年接续不断的维持，上述诸条件，都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这些经济条件，就连科举制度和社会习尚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国发现一处像纽普兹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让它十里内外一体植苹果。即使种了也无人整批购买，无法集体采摘推销。我们还从各地方志上发现历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间种植栗子、烟叶、棉花等商品农作物，竟命令立时拔去，改种稻粟，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大问题，牵涉到技术及思想者各居其半。这里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国开国之前，为英国的殖民地，纽约州在英国势力尚未巩固之前，尤其赫逊河畔一带，尚是荷兰人开拓的地方。这地方地广人稀，它的历史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权集中，后来经过无数分割买卖，才有今日的形势，但是农场和园圃，仍是以两三百英亩为单位，不像中国一亩两亩支离破碎（中国一亩约等于六分之一英亩）。二、纽约及新泽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殖之地。纽普兹村庄则是十七世纪法国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ots）所草创，在政治经济的意义上讲，当日新教徒即已象征着一种反抗中央集权的趋向和运动，“休京拉”派尤其尽瘁于各种新兴企业。所以这些立场，都和中国传统相反。美国大规模的内部改进（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联邦以公款修筑公路发展交通通信事业，尚在19世纪初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展开并行，纽普兹的果园也在这时候创设，所以能利用这优势的环境。
　　但是以上是一个特殊例子。要整个检讨资本主义何以未能实行于中国，我们还要从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资本主义本身的特质。
　　严格言之，“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一名词，至今没有公认的定义。亚当·斯密仅仅提出在增进人民的财富时，“商业的系统”优胜于农业的系统。马克思虽在著书时称“资本家”及“资本家时代”，也没有引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我倒觉得英国历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所说，最近性理。他说：“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去概括现代经济制度，是19世纪中叶社会主义者所创行的办法。其所解说的一种社会形态，内中最有权威的乃是拥有资本的人。”
　　什么是现代经济制度？以纽普兹的情形为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资金广泛的活用，如果我们彼此有剩余资金，必存集于银行。银行即将之挪借投资，此来彼往，资金永无休歇之日，有时出进之间，尚产生虚数，形成信用膨胀。二是产业所有人雇用经理，他营业的范围，超过本人及其家属足以监视的程度。三是属于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交通、通信、保险等共通使用，用之商业活动之所及，又超过各企业自办自用的限度。这三个条件之所以能充分发挥，乃是商业信用（trust）业经展开；而信用则必须有法律在后面支持。倘不如此，谁敢把成千成万箱的苹果，凭一个电话的指示，运给几百里外的收货人？又有谁敢开银行，将存户的款项贷与果场的主人，让他去安心经营，等他收获之后才算账还债，况且这果场主人的地产有一半还典押在债权人身上？
　　因为这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以上三个条件所造成，它必然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西欧资本主义推行的时候，就需要由国家以商业性的法律，逐渐推行到全民。不仅遗传法、破产法需要符合商业社会习惯，甚且对监守自盗者的处置，虚枉欺骗者的惩罚，与强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实做到。因为这些法律同时也施行于商人集团之外，所以农业组织也要向商业作风看齐；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欧，因为这一套新制度与中世纪宗教思想和社会习惯大相径庭，所以也曾发生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也可以说，很多趋向现代化的战争和革命，都与此问题有关。如果我们不用意识形态的字眼，单从技术角度检讨这段历史，也就可以说资本主义如能推行，社会里的各种经济因素（包括动产、不动产、劳动和服务）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换，私人财产也要有绝对的保障，然后这社会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简洁言之，即全民生活，都听金钱制裁。国家订立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观念和社会习惯在内，在执行时，除非立法错误，不能临时在半途又撞出一个道德问题。这样才能符合韦伯（Max Weber）所说：“现代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要有技术上生产的能力，而且还要有能让人预为筹算的法制，以及经理上正式的规则。”
　　西欧资本主义的最先进者是威尼斯。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城市，处于一个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陆的影响轻微，中世纪后，当地贵族都变成了重要绅商，或者受政府津贴。全民十万口左右，壮龄男子，都有服海军兵役的义务，陆军倒以雇佣兵（condottieri）为之。重要商业又系国营，城中咸水又不便制造，于是尽力经商。虽匠役寡妇，也可以将蓄积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带货。这样一来，一个国家就是一座城市，这一座城市又等于一个大公司。民法与商法，也区别至微。《莎氏乐府》里面的《威尼斯商人》称两造合同预订借债不还则割肉一磅作抵偿，到时法庭就准备照约施行，虽说是夸大讥讽，暗中却已表示威城以商业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须竭力保障的背景，这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真髓。
　　16世纪之后，荷兰成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荷兰正式国名为“内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兰不过是当日七个省中之一省，只是占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负担全国经费四分之三，是商业财富的中心。内德兰经过几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独立之后，行联邦制，使经济发展前进的地区，照商业习惯管制，其他随现状改进，这样经过无数周折，而且荷兰的农业也重畜牧，不重谷物生产，与商业习惯接近，荷兰才能逐渐完成全国实行资本主义的体制。
　　继荷兰之后，英国成为杰出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国家农业基础强，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农业习惯为基础，凡是以前没有做过的事统统不能做，所以相当保守。一到17世纪，世界局势变化，英国也迭遭折磨，经过英王与议会冲突、内战弑君、改为民国、行独裁制、复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种事迹。今日看来，其症结在经济因素互相交换的程度不够，不能全国在数目字上管理，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王权与民权种种问题。1689年“光荣革命”成功以后，即无此趋向，因为几十年动乱之后，下层机构中的地产所有权，逐渐规律化，上层机构也承认“会议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原则。而上下之间，也有普通法逐渐容纳“公平法”（equity）的妥协方式，也就是一般与现代社会有关的问题，照商业习惯办理。这样一来，农业生产与商业交换并为一元，内地与滨海的距离缩短，一个国家可以像一个自由城市一样的简单紧凑，首尾相应；英国用这资本主义的组织做本钱，竟称雄于世界好几个世纪，进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照样仿行，正如克拉克所说，让资本主义在社会形态中享有威权者；或者渗入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的约束私人资本，成为社会主义。两者纵不相同，但在下述几点上是完全一样：法律须保障私人资产，鼓励资本流通，经理雇用、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换使得全国能在数目上管理。
　　1939年毛泽东说：“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种没有历史根据的见解。资本主义除非确实的控制司法权和立法权，使政府尽其功能，支持商业信用，不可能说是已经在某一个国家立足。商品经济缺乏这种组织能力，也不能成为一种运动，亦即是无法孕育资本主义。称之为“萌芽”，实无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的形成要透过国家体制，又要社会全民支持，还常常影响到宗教和信仰，绝非“缓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发育成长，前述三个例子以及其他尚没有提及的例子，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简单又特殊外，其他无一不经过内外煎逼苦斗改革成功。就是连威尼斯也因为它我行我素的与教皇冲突，多次被开出教籍，并不是完全没有遭受险阻艰辛。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几千年来重农抑商，所以改革尤难。
　　毛泽东称中国社会为“封建”，也待辨正。中国只有商周之间称得上是封建时期。明儒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所以秦后统“郡县制”亦即是中央集权。中国古代封建，与欧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迄今近代的“幕藩”虽然时代差异，组织结构不同，但基本也有若干相似之点。此即是地方分权，倚赖军事系统作它自身的体制，爵位世袭，掌管封邑的贵族，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既为地方首长，也是大地主。这与明清之中央集权，地方官由中枢派遣，重文轻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买卖，社会流动性大的情形可说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坚持中国近代仍为封建，一方面固然是便于因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历史公式，另方面是认为封建代表着落后，而中国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总是不合时代，所以用不着仔细计较。
　　殊不知中国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时髦得多，明清尤其是如此。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照各地“大名政权”（即分藩的各诸侯）的办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赋。新政府也发行钞票及公债，筹办实业，扶植私人资本，具有资本主义的色彩。但是维新后二十年，田赋所得仍占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说新政府能利用农产支持它的改革。中国的田赋，迄至清末，每年有三千三百万两的收入底账，但实际上收入零碎，人民摊派或有余，而入库则不足。即算是三千三百万两，以总数二千县计，平均每县不过一万六千五百两。县长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两，其他薪给赍付上级衙门公费等，也只能维持旧形式的官僚政治。民国成立以来，田赋始终未对中央财政发生作用，政府缺乏适当的收入，为政局不稳的最大主因。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农业国家，竟不能从农业上获得适当的收入，实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这种现象不能以“封建制度”这个名不副实的名词去冒充解答。况且依据各处方志所载土地分割使用，零星杂碎，历史家更不应以“膏腆万顷”、“田连郡县”等等土地集中的假历史资料去搪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这程度，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可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在1986年岁暮，上面所叙各种情节，大部分己像雨过天青般，随着过去的雷霆霹雳一扫而光了。读者只要闭着眼睛一想，中国在1980年代一定和1920年代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差别的重点，即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种方法来解释：中国全面与列强冲突，始自鸦片战争。战事始于1840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个半世纪。要是我们拿着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分成无数细微末节，凭着片面的见解去分析，读来一定令人切手蹙额，总离不开愚人蛮汉做坏事的观感。可是把这一百多年来的事迹前后连贯起来综合检讨，则所得的印象，又会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连三的失败，但是实际上失败之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却又成梯度式的前进。这一百四十七年来最大的一个进步，即是当初中国完全不能从数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国开战要用多少兵，人员如何调度，要用多少饷，钱粮如何筹措，到今日中国仍不能说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处置，但是至少已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
　　现代战事及群众运动，要动员很多的因素。这全面动员之后，当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会因事势上的需要，趋向平衡。很多以前被掩饰的弱点会因之暴露。被阻隔的地方，因之而疏通。其程序有时尚出领导人物意料之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可以说是大日耳曼主义和大斯拉夫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可是终战之日，德奥既败，沙俄也败，需要善后的时候，几乎与当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动员宣战的宗旨毫不相干。这主要是因为专制皇权（autocracy）跨地过广，组织不符时望，所以统被清算。第二次大战在欧洲爆发时，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种优秀说，他还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在东欧开辟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可是这运动一失败，不仅纳粹人种优秀说瓦解，而且全人类平等成为此后世界公认原则，连那些没有被战祸波及的地方，也一体通行，殖民地全要铲除，不仅为希特勒想象之不及，也非张伯伦、丘吉尔所能预料。
　　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超过单纯的国际战争。但是历史上的大问题几经波折之后，要在实际的条件下找到适当的解决，则彼此都是一样的。近数世纪以来，世界上一般的趋势，是交通发达，技术进步；这潮流强迫闭关自守的国家门户开放，以农业组织作基干的旧社会实行改组，开始商业化。随着资金流通，经理雇用，服务性质的机构共通使用的原则，每一个国家才能将它内部公私的利益融合为一元。这种商业化的组织，随着生产进步，越扩越大，也绝不是坚持农业习惯，以狭义的平等的原则，作一成不变的组织所能阻挡。纵是后者能使其国民衣食无缺，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术拙劣人文因素简单的条件下过日子。
　　我已经说过，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国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无意义。孙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书，就说及中国一方面固然要节制私人资本，一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资本。因为这六十多年来中外的距离越来越大，今日的中国尤其应该扶持私人资本。即使以国家资本开拓庞大的企业，也仍不能缺少民间企业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要加强其支持，则必须保障私人财产，使一切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程序已由事实证明，不容任何意识形态加以否定。这也就是前述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一部分。
　　针对以上的情形讲中国历史，应当重新订正。
　　历史上的真人实事，是不会变化的（除非过去传闻错误，可能因新证据发现而修改）。但是资料的取舍，因果关系的布置，随作史者及读史者的立场而转移。著名的经济学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rnpeter）说过，历史家铺陈往事，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今人的立场解释得合理化。现在中国既然是雨过天青，假使作史者和我们一样相信今后国家的策略是将全面组织商业化，以便一切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而所写历史却又离不开阶级斗争的立场，视资本主义为畏途，企图保持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纯洁”，那也就是自我作对了。
　　况且中国的历史，过去以传统官僚政治的目光进行编撰。我写的一本《万历十五年》已经揭载着这种立场的特征。总之，传统中国在技术尚未展开之前，因迫于环境，首先就实行了中央集权，因此下面的统计无法着实，各地区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盘检讨，只好先造成一个理想的公式，笼罩在这亿万军民和犬牙相错的疆域上，所以真理总是出自上端，皇帝的面目为“天颜”，他的指示即是“圣旨”，丝毫不容辩白。官僚集团只要能维持他们彼此间互相承认的逻辑，对实情不一定要认真负责。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礼仪也可以装饰行政。在这种情形之下，其所标榜的道德，也就浮泛而不着实际。用这种态度去修撰历史，我们今日无法全部因袭。
　　我认为，中国虽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触达百余年，直到最近才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自此中国历史，才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在这关头重订历史，首先就要把丛错的事迹，针对今日着眼，并且追根究底，回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统一的原因，加入中世纪以后国家愈注重于内向（introvertive）及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端倪，又牵引到鸦片战争后想要改造的艰难，最后才归结到今日。这样草拟的历史，属于“大历史”（macro history）的范畴。作者不斤斤计较于所述人物当时的贤愚得失，而只注意他们的作为，透过中国法制与社会，遗留给后代的影响。虽然叙述中尽量提及“负面因素”（negative elements），然而等全部叙述完毕后，我们如果再回顾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一定会叹赏中国人所创造的这一个政治经济系统之庞大。而且虽说改造艰难，却又在艰苦困难之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这在世界历史中算是首一无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或社会可以望其项背。我们根据全部事迹去赞扬中国文物的伟大，岂不要比掩错饰过、颠倒是非的赞扬要来得真切而畅快？写历史的人实应采取这种观点。
　　然而以我一人之力，会有能力修订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我现在说的修订并不是研磋考证，而是将现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做这样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华，而是视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国军当过下级军官十多年，切身经历内地乡村的情形，也知道“壮士军前半死生”，实际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又游历各地，凡本文提到的地方，或曾久居或曾暂住，总经耳闻目睹。最近几年，自己更亲临到被裁失业的危机，所以现在写历史，已经有了文题内外的生活作陪衬。凡所叙群众运动，饰过掩错，雨过天青，经济力量驱使等等情节无一托之空言。至于书面上的知识，却只占准备的一部分。
　　这段“开场白”就此停笔，下文不久即见分晓。
　　原载《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1989）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0）、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目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开场白

孔孟

秦始皇

李悝

司马迁和班固

文景之治

汉武帝

从霍光到王莽

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西汉与东汉

光武中兴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淝水之战

北魏拓跋氏

从分裂到统一

隋炀帝

贞观之治

武则天

渔阳鼙鼓动地来

九重城阙烟尘生

“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黄巢

五代十国

宋太祖赵匡胤

澶渊之盟

王安石变法

靖康耻

贾似道买公田

道学家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元顺帝

卷后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