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北美的共和主义与洛克哲学》是潘戈教授研究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建国问题、建国哲学和美国政体的力作，作者以经典文本为基础（包括《联邦党人文集》、洛克的《政府论》等），旨在以一种批判性方式追索现代共和主义的道德与哲学基础。正是在洛克的思想中，潘戈教授发现了那些支持建国者们的道德观原则最为充分的阐述。

1.原名为《现代共和主义的精神：美国建国之父们的道德观与洛克哲学》（The Spirit of Modern Republicanism: The Moral Vision of the American Founder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ocke），聚焦美国建国问题，探讨现代共和主义的精神。

2.作者潘戈为施特劳斯学派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是当代英语学界活跃的政治哲学家，颇富思想力度。

3.展示美国建国者们的自身意图和客观困境，并提供了看待洛克著作的犀利视角。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的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方面就是，在与洛克及其哲学思想的缠斗中，超越了他对美国及其建国问题的影响。”

作者潘戈教授本人为中文版新书致辞：

在这本书中，我认为美国建国者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对公民美德、宗教信仰和智识生活的新愿景，所有这些都植根于对私人自由和经济自由前所未有的承诺。这一承诺代表了对经典和圣经传统的深刻背离。
我提出了关于这一新的承诺所带来的基本问题包括：建国者们所建立的这一全新的、宽容的、商业化的共和国，在其对差异性的培育和对占有欲的解放中，能否维持使其运转所需的公共美德？新的政制是否公正地对待了更高维度的人类自由？
这些问题把我引向了约翰·洛克，在他的哲学思考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建国者事业中最激进视角的基础进行了最充分的阐述。我指出，洛克的思想代表了对传统共和与宗教思想的根本重组，洛克小心地掩饰、软化、打磨他思想中激进主义的部分以便公开展示。因此，他的美国追随者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传承洛克的观点的全部含义——他们所信奉的新的洛克式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仍然钦佩的古代共和国精神并不一致。他们所不能完全理解的内容包括，在其“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教诲中，宣称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和财产作为政府的主要目标，这些都与亚里士多德和古典理念提倡的让公民成为“高尚行动的践行者”的政府宗旨渐行渐远。
对洛克来说，作为一个哲学家，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建立在真正的自我认知基础之上，而这种知识获得的前提是在关于永恒原则的持续争论中获得各种对立的替代方案。而本书正是试图赋予这种真正的哲学精神以新的生命。


中文版序

这本书以及我在芝加哥大学所发表的系列讲座，都已是两代人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正值庆祝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而时至今日，我曾经做过的重新解释并带回的那些极具争议的主题、问题、作者和文本，仍然迫切需要我们予以批判性的研究和理解。
现代理性主义在美国建国问题及其随后的宪政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了决定性的成功政治的表达和成就。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或者最深刻地定义那个已经成为美国伟大实验的基础——即如果我们要理解美国最深层的力量与劣势、美德与邪恶、希望和对未来恐惧的根源——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书中所引用的文本进行如下视野的研究。
我的研究与美国建国问题的大多数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美国政治建国者们的哲学基础抱有一种强烈的严肃态度。我开始在建国者们自己的哲学和反思性作品中搜寻这些基础——不仅仅是他们的出版物，还有他们未发表的辩论和演讲记录、私人信件，甚至是他们留下的备忘录。这类文本证据表明，约翰·洛克绝不是唯一的，但却可以说是最有分量的一种哲学影响。
我发现洛克的启蒙观点并不多，因为他的思想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明确而自觉地加以应用的，因而在遵循洛克思想的严重复杂性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人所信奉之思想的重要潜在维度和含义，对此就连那些政治建国者们自己也不甚清楚。
事实上，我的研究成果最丰硕的方面就是，在与洛克及其哲学思想的缠斗中，超越了他对美国及其建国问题的影响。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试图提取洛克哲学中关于人类境遇的本质，以便让我的读者了解到，对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之意义的严谨思考和争论，这些都可以在洛克的著作中寻找到踪迹。
然而，洛克在他的著作中所传达的核心教义却很难获取，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当代自由民主中成长并接受教育的读者而言。洛克是在一种高度不自由的、传统上是基督教的市民文化背景下进行写作，他的目的在于引领一场文化上的革新。因此，他作为一名“将军”或者先锋领袖，在一场涉及最高利益的隐秘精神战争中，开展了一场战略意义的写作。他的作品必须以隐微或显白的方式解读：它被设计用来传达一个部分隐藏的、完全打破常规的(隐微的)信息，而在不经意的读者看来，却是一种墨守成规的、传统基督教的，甚至是古典亚里士多德式的外表(显白的)掩饰。
为了穿透显白的面纱，开始真正学习洛克隐微的大义，读者必须敏锐地意识到他的这种颠覆性的修辞策略。读者们将会非常受益，因为他们一直将圣经和古典希腊—罗马的传统和文本牢记于心，而洛克正在进行着他的革新，但是洛克需要假装紧随其后。通过对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实际发现的东西进行一种持续地、仔细地比较，这些洛克所引用，或者他提到的，或者他的核心教义所含蓄地(而且通常是叛逆地)指出的内容，将极大地帮助读者，理解洛克一直在进行的那一场精神战斗中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
这就意味着，人们如果要真正理解洛克想要传授的东西，或者他的教益所带来的深远哲学影响，就需要不断地将洛克的思想与伟大的古典理性主义者(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在某种程度上，还包括他们的基督教晚辈：托马斯·阿奎那和理查德·胡克)的文本进行比较和对照。
洛克的作品构成了“古今之争”的巅峰表现之一，这是现代自由文明及其不满的症结所在；要理解洛克的深奥哲学思想，对于真正充分理解自由共和主义的深层基础和最棘手的问题至关重要。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我试图给出一种对需要完成的注释工作的模板，以便收获精神上的解放或独立，这是洛克留下的作品所带来的丰厚回报和利益。

潘戈
2018年9月27日
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托马斯·杰斐逊古典文献研修中心



译 后 记

潘戈教授的《现代共和主义的精神》（中文书名意译为《18世纪北美的共和主义与洛克哲学》），这部30多年前的关于美国建国问题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他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哲学》这一早期作品的姊妹篇。这代表了他对“哲学，即政治哲学”的现代版本，或者独特的“美国版本”长期的学术传承与积淀。这种“启蒙，激发的是一种革命性的理性主义，一种史无前例的契约政治理论化的影响，一种令人惊叹并且叹为观止的哲学家们的政治雄心，以哲学规划开创并尝试引领这一世界—历史的变革”。因此，潘戈教授将这本书献给了他的其中一位引路者——斯托林，让我们重新回到了这个国家建国者们的智识与行动的源头。
作为本书的中译者，这一次翻译，也是一种在学术上的“迷途知返”和重新回忆“翻译技艺”的原初激情的过程。对潘戈教授作品的翻译，最初是我在博士期间的翻译练习，2008年的暑假，囫囵吞枣地将《〈法义〉释义》译完，后以《政制与美德》为题出版，这本书成为提交给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经典阅读”训练课程的一份作业，同时也代表了我与周尚君教授的同窗之谊。
而今十年荏苒，经历了在博士论文中寻求西方自由主义法学的德沃金替代方案；彷徨于法理学与人权研究的中国问题之中；游历于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聆听潘戈教授富有激情的讲授。在几经周折后，这部迟到的译本终于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这既是向我的博士后导师潘戈教授的致敬，同时也是对“美国建国问题及其司法应用”课题和中美关系的现代法理基础等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
2018年，在中美贸易摩擦日益紧张，中美关系又一次走向不平凡的转折点的时候，我们两国的人们，更应当穿过当下的迷雾，洞察各自建国的“初心”和“主张”，去发现我们的一致和差异。在这本书中，潘戈教授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示范：“现代理性主义在美国建国问题及其随后的宪政发展过程中，寻找到了决定性的成功政治的表达和成就。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或者最深刻地定义那个已经成为美国伟大实验的基础——即如果我们要理解美国最深层的力量与劣势、美德与邪恶、希望和对未来恐惧的根源”，那么以下几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18世纪北美的共和主义与洛克哲学》是一部以施特劳斯学派解读方法重现美国核心建国者们的政治道德基础的“大书”。虽然全书深刻地带有隐微或显白的“故弄玄虚”的印记，但是潘戈教授在施派中保有的原初的“开放性”，让这个作品中引介的文本活力四射。而本书作者的雄心早已经超越了本书的主标题“共和主义”，同时也超越了它的副标题“洛克哲学”。与其说这部作品是在讨论当时美国学界流行的各种建国理论、制宪美德或是建国之父的洛克式哲学基础，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哲学的贩卖”。它包括了三个层次：建国者的、洛克的和哲学本身的。
现代的“新卡图”们是我们这场“买卖”的介绍人，他们包括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等建国者，他们“很容易就从这种冷酷无情的马基雅维利心理学中，转换到对霍布斯和洛克政治原则的反复召唤中来”，这些新卡图们在模仿“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将“自然状态看作是一种战争状态”；这是由于“更多的是人类生存的必需，而不是他们的倾向，他们才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或者说创建了“互守的契约”。“走入政治社会的人，他们唯一目的就是相互保护和防御”，以及“无论何种权力，如果对这些目标没有贡献的话，那么就称不上统治，而是篡夺”。这些被保护的不仅仅是生命，还包括财产……竞争、野心、慷慨和对权力的热爱：所有这些因素，在恰当的规章制度下，都能为社会的幸福、财富和安全做出贡献……在自由国家，人们为了他们的开支、快乐和利润而拿出他们的钱来，并想出各种办法来获取利益和收益。新的项目日新月进，新的交易层出不穷，新的产业雨后春笋……“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就是人民的“最高目标”。
休谟和洛克成为了这一场交易的主要“叫卖人”，而托克维尔是这场买卖的见证人。也许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休谟的理性主义更胜一筹，但是在上述介绍人的道德观念上，显然是洛克占了上风。正如潘戈教授所言，


我的研究与美国建国问题的大多数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对美国政治建国者们的哲学基础抱有一种强烈的严肃态度……洛克的立场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这一传统延续着自己的传统(有些时候是在廊下派、新柏拉图主义或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外衣之下)，不仅在西塞罗的罗马共和国中，而且还在中世纪的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因此，洛克的作品构成了“古今之争”的巅峰表现之一，这是现代自由文明及其不满的症结所在。

洛克绝不是唯一的，但却可以说是对美国的建国者们最有分量的一种哲学影响。
潘戈教授在这本书中最终想做的，正是他在《〈法义〉释义》以及多部作品中反复强调的“一种哲学沉思生活”的推销。仔细阅读，无论是对韦伯、哈兹、波考克、阿伦特等人的批判中，还是在建国者们的智识与行动美德的重构中，尤其是在洛克向功利主义者们大张旗鼓地“兜售”哲学时，这个主题反复出现，提醒人们“哲学必须成为一种政治哲学，它必须对好公民的信仰、爱和道德承诺进行批判性的探究，以澄清其行为的理由，以证明它自己的行为。只有通过与道德和宗教权威的无休止的对话，尽管这样的对话带来了所有的危险，哲学才能清楚地知道以理性为导向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只有这样，理性的生活才能在道德的法庭上合理地证明自己，即神圣的法律。只有这样，哲学家才能证明，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它是恰当的，为什么它是正确的，为什么它是正当的，他正致力于一种毫不妥协的思想”。然而，潘戈教授在本书中的第三个目标，却给他的这部作品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其次，《18世纪北美的共和主义与洛克哲学》这部反对共和修正派的解释，不仅反对希腊—罗马古典共和的概念，而且反对传统的圣经解释为基础政治神学，虽然新普布利乌斯有着“崭新的真理”——人的自然平等和权利。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勇气去进行非常规的书写。潘戈教授便以诸多“题外话”的方式，以明显“诗性的修辞”来解读支配18世纪美国人的新理性主义和新共和主义。这就好比一个作者“精于这一技巧撰写这类论文的时候……在他针对别人论点的作品中，他就会首先坦承自己的错误”，精明的读者应该“不会认为……这是他的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相反，读者必须仔细地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像一个谨慎的医生，当他要让病人吞下一些烈性或腐蚀性药水时，他会把它和大量的其他东西混在一起，这就可能会稀释它；这样药物中的散乱成分可能会减少随之而来的痛苦感，同时引发更少的厌恶感”。因此，有人评价这部作品是关于共和主义主题中最好的一部，也有人评价说，这是有关这个主题最为“天马行空”的一部作品。孰是孰非，需要各位读者去判断，但我认为，这部作品的缺陷，或者被美国主流学派所诟病的问题，并不是它的解读方法，即使是采用了令人迷惑的修辞，甚至产生了微言大义的悖论，而潘戈教授的“哲人”书写情结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最后，鉴于作者的三个层次的目的，因而就会期盼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读者。就像我们在阅读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时所出现的：“一类是传统宗教、普通正派和古典共和主义的忠实信徒。流于马基雅维利的表面，这些读者形成了一种愤怒谴责的同声共气……他们无意间为马基雅维利的声名背书，并向不安分的年轻人传播了他的魅力。第二类读者是像斯宾诺莎这样的小众哲学家，他们深入研究了这一复杂的理论论证，至少在基本方向上，确信并开始扩展、修改或阐述马基雅维利的立场；第三类读者是那些具有爱国之心、聪明但不懂哲学的人，他们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在他们反对教阶统治、慵懒贵族，以及绝对或世袭的君主政制的爱国主义斗争中，发现了一种强大的灵感源泉。”
作为译者，希望能够在潘戈教授所期待的三种读者(“常识”的爱国者们、“虔诚”的洛克们，以及“哲人”苏格拉底们)中找寻到遣词造句的平衡，但更多期待对大众的一种“通识”教育。因而，我保留了《理想国》、《法律篇》、《联邦党人文集》、《与美国和解》等文本的通俗译法，我们“需要不断努力去面对我们的偏见和盲点……(这样才能)被我们邂逅的伟大政治思想家所唤醒、所惊异，并有所改变……否则，要么是这个思想家还不算真的伟大，要么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地见识他”。
这部作品的翻译，我首先要感谢的是潘戈教授的耐心指导，并为这本中译本重新作序。我在这里要特别致谢六点学术的倪为国老师和彭文曼老师，没有他们的宽容和耐心，就不可能有这个译本的面世；感谢赵雪纲教授的阅读和指正；感谢何永红教授对这部作品的割爱相让。同时，致谢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对我研究课题的资助，以及执行院长张永和教授在学术道路上对我本人的指引和帮助。
这部作品是关于洛克“教育”主题的示范解读，我第一时间就把译稿交给了我的学生们去阅读并进行校对，希望他们有所收获，但显然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仍然感谢他们的付出：汪慧慧(第1、2、3、5章)、宗政征(第4、6章)、杨建舒(第7、8、9章)、余铮炀(第10、11章)、王德洺(第12、13章)、胡娆(第14、15章)、陈燕妮(第17章)。还有两名已经毕业的学生——胡艾雄和陈晓丹，她们的毕业论文也是与这部作品主题密切相关的。
在“家庭的问题”一章中，潘戈教授开篇即谈的“人类家庭是任何试图将人设想成本质上是一个独立个体的哲学路径上最明显的绊脚石”，也就是说，“沉思的生活”与“家庭的生活”是永远都不可能水乳交融的。但这次在奥斯汀的三个月中，我的爱人杨化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庭事务，让我有机会发现和感激这两种生活的交汇益处。还有我的两个“可爱的小东西”——维桢和予桢，我的这部翻译作品几乎是在你们的嬉戏吵闹声中完成的，但每每回顾起洛克《教育漫话》中的启发，人性中的所有色彩都已经在你们的幼小心灵中埋下了种子，期待在这场洛克教育的结束之处，能把这两位年轻的绅士，交到各自的爱人手中。
哲学的生活是“那些最能反躬自省的人，往往会选择一种独立悠闲的私人生活。但是，什么样的日常事务可以让你的闲暇时光充满乐趣呢？答案本身就是对艺术的眷顾和对政治史的研究或写作。但是艺术和历史上最适宜和最令人着迷的主题，却是让灵魂回到对积极生活的渴望中去”。阅读可以趋向一种完满和乐趣，但译事总是伴随着差错和失望。望诸君阅读愉快，批评指正(zhuying@swupl.edu.cn)。
是为后记。

朱颖
2018年9月30日
初稿定于美国得州奥斯汀
马拉松路4412号

作者 托马斯·潘戈(Thomas L.Pangle，1944-)，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法哲学家。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学院乔·R·朗民主研究讲席教授、杰斐逊古典文献研修中心联合主任、施特劳斯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施特劳斯学派东岸领军人物、加拿大皇家学院终身成员、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学会海森堡纪念讲席客座教授。代表作品包括《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哲学》、《柏拉图<法义>译疏》、《国家间正义：力量与和平的道德基础》、《政治哲学与亚伯拉罕的上帝》、《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等，最近出版的是《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
译者 朱颖（1980-），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系访问学者，杰斐逊古典文献研修中心博士后，师从于潘戈教授，从事美国建国问题与司法实践研究。著有《“原则”的法理学》，译有《政制与美德：柏拉图<法义>疏解》等。

中文版序(潘戈) / 1

序言 / 1
导论 / 3

第一篇 关于建国问题主流政治学说的批判 / 9
第一章 古老的正统及其遗赠 / 11
第二章 马克思与韦伯 / 17
第三章 哈兹命题 / 38
第四章 “古典共和主义” / 43

第二篇 制宪者的公民美德概念及其引发的哲学竞赛 / 67
第五章 新“普布利乌斯” / 69
第六章 公民美德的古典分析 / 77
第七章 古典学的现代对手 / 100
第八章 智识美德的消逝 / 117
第九章 行动美德的新意 / 140
第十章 “合法政府”的新基础 / 177
第十一章 自由与人性 / 184
第十二章 未竟的难题 / 195

第三篇 洛克的人性观 / 201
第十三章 《政府论》的交际线 / 203
第十四章 财产权 / 222
第十五章 家庭的问题 / 268
第十六章 道德的理性基础 / 286
第十七章 神与人的正义 / 305
第十八章 理性家庭 / 348
第十九章 “自然状态” / 369
第二十章 理性共和国 / 379
第二十一章 理性自由与人类尊严 / 393

结语 / 413
参考文献 / 418

译后记 / 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