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文字通释（全2册·精装·繁体横排）_王立军著_9787101146837

《汉碑文字通释》是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汉碑文字通释”（14JJD740005）的最终成果。书稿全面搜集、整理了293种汉代碑刻及527块汉石经拓片，在对汉碑文本进行认真校勘的基础上，提取文本中所包含的全部用字 2729个，以及每个单字所出现的全部例句，据以归纳各单字的全部意义和用法，然后从形、音、义、用等方面对每个单字进行通释。在字形方面，力求全面收录汉碑字形，包括异写字和异构字，分析汉碑字形的形体特征，揭示“篆隶之变”过程中汉字形体的演化规律；在字音方面，注明各字的上古音、中古音和今音，与形声字声符的音韵属性相互照应，为理解古今音变与汉字形体变异的关系提供支持；在字义方面，尽可能系统地整理归纳汉碑文字的义项，标明典型例句，全面反映各字在汉碑中的实际职用状况。此外，释词部分还对汉碑文献中的重点词语进行解释，并与释义部分沟通呼应。

序

王　宁

2000年，北师大古代汉语学科点与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启功先生的古代典籍研究，共同建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三个学科的关联在于：以底层文化与上层文化的结合使中华传统文化的全貌得到体现，使书面典籍文献与口头传承文化的结合更加紧密，也使语言文字与文化的关系更加明确。这个结合使三个本来不该远离的学科回归到相互靠近。当有些人还在议论研究基地是否杂糅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钟、启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地思考三者结合的重大意义。在申报基地最开始的重大课题时，我们认真探讨如何凝聚一个三个学科紧密结合的重大课题，进一步推动学科的交叉，那时我们想到了碑刻。钟敬文先生在研究民俗史的时候，提出了“民间传承文化”的概念，老师注意到古代文献与民俗史的关系，其中也提到碑刻。后来北师大民俗学和法国远东学院合作的水利碑研究，的确说明了碑刻是民俗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资源。启功先生是我国字画文物鉴定的泰斗级人物，对碑铭、碑拓、碑字都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他的几篇关于碑的文章，给我们很多启发。而碑刻文字的研究，对我们专业意义更为重大。宋代金石文字兴盛起来后，金文的研究在80年代新出土文物的带动下，已经又上了一个台阶，但石刻文字的整理和研究，却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为此，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连续10年设计了“近世碑刻数字化典藏及碑刻文献研究”的系列课题，三个学科共同完成。当时所说的“近世”，指的是唐宋以后民国以前这个阶段，也就是以楷体为主用字体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碑刻在内容上文化内涵比较丰富，与现代的关系比较密切，在汉字研究对后世今文字有所忽略的时潮下，引入碑刻这个载体，意义更为重大。在碑刻典藏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和碑刻文字的研究中，我们总结了碑刻具有的自然属性、文化属性、文献属性和文字属性，深入了解了碑刻的研究价值。这一番话对立军的这本书来说，似乎远了一些；但是，唯有了解这个背景，才会知道他的研究与多学科发展的关系，也才会了解这个研究到了今天，有哪些学术上的突破。

对文字学来说，碑刻文字时代确定，易于进行断代研究；字形存真，构形与字体风格都可坐实；就汉字书写规则来说，刻与写虽有不同，运笔难以全面观察，但结字是完全能够评判的。这是它在文字研究上比传世文献优越的地方，这个优越性与地下出土的甲金文字与简帛文字是共同的。但是，它又具有出土古文字所没有的特殊价值，那就是时代、地域可以确考，真伪辨析更易准确。语料丰富，体裁多样，文本内容广阔，因而词汇涉及诸多领域，自然也具有数量较多的常用词，因此，有足够的语境可以考察语义。汉字是表意文字，语境和意义对字形的解释是至关紧要的。加上碑文出自不同人之手，字的重复率高，字样众多，文字现象大量存在，发现和归纳汉字规律也就有更充足的条件。这就决定了碑刻文字的研究不是纯粹的字形研究，必须与文献、文化、历史结合，才可以有所成就。

“近世碑刻数字化典藏及碑刻文献研究”系列课题中的民国碑刻部分是立军主持完成的，后来他的研究又进展到汉碑，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在碑刻文字的整理和研究中，汉代碑刻比之我们之前确定的时段，大约早800年左右，不论从国家文化的发展还是汉字的发展来说，这个时代都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两汉是一个政治大一统、思想教育独尊儒术的时代，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是适应政治的发展和经学的正统地位，汉字的传播范围扩大，使用频率提高，书写快捷促使字体由古文字阶段迈向今文字阶段，于是隶书通行，成为当时的主用字体。这在《说文解字》序里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汉碑中西汉碑刻为数极少，大量是东汉碑刻，只要稍作浏览就可看出，作为一种字体，不仅秦代古隶带有明显的篆意，汉代的隶书虽然已经看出向风格固定的独立字体发展的趋势，但仍然存留着篆体的部件，可以看出汉隶在汉字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石刻是准备永存的，具有较大的典型性，用形音义结合的方法，整理和描写出汉隶的构形系统，梳理出它的总体面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立军这本书名曰“通释”，就是对汉碑中每一个字都进行形音义的全面解释。

立军此前还整理研究过雕版印刷文字，那是汉字印刷楷体字的开端，意义也很重大。之后，又参加了《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工作，又一次面向实用汉字的整理和优选的艰巨任务。通过这两项实践，他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整理汉字的经验。从这项研究精细、严密的体例看，他是用汉字构形学的系统理念和操作程序来完成，但是由于面对的是真实的文本材料，文字现象极为丰富，遇到的问题远非既有理论所能涵盖，他的这本书不论在理论的建构还是操作的规程上，都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汉字构形的系统性是建立在表意文字形义统一的基础上的，但汉字到了隶书阶段，由于书写渐趋便捷，图画性骤减，笔势冲击笔意，部件的省减和粘合现象大量产生，而东汉以后汉语词汇双音化加速，单音语素的职能也因此分化加速，这使得隶书形体变异不论是数量还是程度都很剧烈，形义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汉字构形学在共时认同方面所设置的字际关系大类别仅有异构和异写两个方面，在处理实际的汉字文本时，须要细化规则应付上述这些复杂的问题。本书在处理认同关系时采取了有分寸的从宽原则，既保持了大原则，又实事求是地列出了许多补充条例，既使纷繁杂乱的字形逐渐规整，又不使有用信息遗漏，在梳理字与字之间的相关关系上，做得很到位。

汉碑文字属于文献文字的范围，整理汉碑文字属于共时的描写。这本书不论是解读字形还是处理关系，遵循了文献文字学的重要原则，就是承认共时平面上具有历时的积淀。文字发展与词汇一样，遵循累积律的规则，汉碑文字这一点更为突出、明显。由于碑文涉及的历史事件相当广泛，典故众多，旧闻抄引丰富，隶书又处在汉字由古文字走向今文字的转折点上，在吸收前代词语的同时，用字采用古文字隶定或前代文字局部仿写必然成为习惯。汉碑文字虽然刻写于两汉，但不同时代、不同体制的汉字构形，错落地积淀在同一个平面上，就汉隶说汉隶的絶对共时研究，不顾历史，往往会误解字形，字际关系也会关联错误。立军很早就注意出土文字的学习、积累，对已经在字体上隶变而字形并未随汉隶系统转化的单字，都找出来源加以关注。这种承认泛时现象的做法，可以成为一种理论原则，使描写、认同和解释工作更为符合实际，也更为准确。

本书的释词部分，也是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文献文字不是只研究字形，同时关注语境中的意义，与训诂结合，这是表意文字研究重要的理论原理，也是多次整理汉字文本积累的宝贵经验。前辈文字学家和当代古文字学家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本书在整理汉字时，正确处理了字与词的关系，关注了意义，正是贯彻了这个原则。本书的创新部分，是对双音词和多音词语的处理。本书关于释词的体例说：“两汉时期汉语词汇处于从单音词向复音词演化的重要阶段，有些复音词的组合还不够稳定。本书采用宽泛的复音词概念，也包括部分词组、典故、缩略语等。”汉碑与先秦古文字不同，是因为词汇发展也在这里有一个转折点。汉语构词方式由单音孳生造词转变为双音合成造词，是从东汉开始的，至魏晋为烈。这以后，单音词与双音词共同构成了统一的词汇系统。过去的词汇研究受西方语法的影响，一直在纠缠双音词与词组的区别。在取消汉字实行拼音文字的主张占上风的时候，面对“词的连写”问题，词和词组不得不划分出一个清晰的界限。之后进入数字化时代，汉语自然语言处理的第一个课题是词的自动切分，同样须要面对词与词组的划分界限。只是汉语词汇没有形态变化，词与词组的纠葛用西方语言学的方法是分不开的。两次讨论可以说是清者自清，混者仍混。要想在整理碑刻文字的同时也将词汇整理出来，必然又要遇到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所以，体例所说的“两汉时期汉语词汇处于从单音词向复音词演化的重要阶段，有些复音词的组合还不够稳定”，并非问题的本质。其本质是，汉语的双音词和词组在书面语的情况下，本来就难以分清。不管这个问题怎么看，“体例”说“本书采用宽泛的复音词概念，也包括部分词组、典故、缩略语等”，确实是一个回避矛盾的好办法。在汉字字头下列双音词和多音词语，在文献书面语的语境中，使字与词语相互印证，是非常必要的。这与词典以字为字头是不一样的。词典使字词脱离了一切语境，是一种概括和拟构。而在整理一批文本的情况下建立字词关系，是一种语言事实的再现。我们可以把这批汉碑的全部文本看成一种话语体系。其中单独的字义和词语意义，只是属于这个话语体系的意义真值。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新的现象，在辞书里是看不到的。

立军采用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汉碑全集》作为主要基础材料。这是一部收録汉碑比较全面的资料总汇，基本上囊括了存世的两汉时期石刻拓本，共收录阙铭墓表、坟坛题记、祠庙碑、功德碑、画像石、黄肠石等石刻拓本285种、360件，著录也比较完整。2006年，河南美术出版社将这套刚刚出版的全集赠送给我们，出版社在北京碑刻博物馆开座谈会时，知道我们正在做碑刻典藏和研究的大项目，曾对我表示，希望我们根据全集的资源整理出汉碑文字。我曾用两年的时间，断断续续阅读了其中熟悉的名碑和近三十年来有印象的新出土汉代石刻。通过阅读我深知这批文字的可贵，也深知由于碑拓原始材料文体纷杂，不少文本语言也与我们熟悉的经、史、字书不尽相同，字形亦有漫漶，整理的难度已经很大，解释起来更为不易，何况“通释”就意味着必须通读，确实是要下苦功夫的。看到这本成型的书稿，我很有感触。立军完成这项研究大致有12年的时间，虽有学生协助做些基础性工作，但全书的形音义需要系统的关联，意义的归纳需要细细的打磨，疑难之处须要考证，体例须要一改再改，整理和解释都需要理论的思考……这种研究要面对很多问题，与那些堆砌材料的短平快是完全不同的。这10年来，立军担任着较重的管理工作，牵头完成了《历代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平台开发与应用》《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辞源〉（第三版）字形整理》等好几个大型项目，现在又完成了这部上百万字的书稿，其中的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汉碑文字中还有更多现象可以挖掘，这些现象中藴藏着文字和词汇的规律值得探求，有了这批通释材料，可以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就这个意义来说，本书的完成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今后看到更多的研究成果。汉碑的时代也是许慎作《说文解字》的时代，本书的成果对进一步探究《说文》学，也是有启发的。

2020年3月7日于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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