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日，特朗普解雇了时任FBI局长詹姆斯?科米，掀起了美国政界的滔天巨浪。然而，处于旋涡中心的科米事后未发一言。一年后，科米带着自传《至高忠诚》重回公众视线，荣登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一时间，科米的名字再一次被推至风口浪尖。
前言
联邦调查局总部和国会山之间隔着10个街区，宾夕法尼亚大道贯穿其中。我曾经无数次沿着这条大道往返于两地之间，执行过数不清的任务，沿途的每条街道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走过国家档案馆，看到游客正排着队等待参观那些对美国来说举足轻重的文件；经过新闻博物馆，看到门前的石头上刻着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途中还会看到卖T恤的小贩和流动的餐车。这一切已然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17年2月的一天，我正在去参加一场机密会议的路上。我坐在一辆全副武装的黑色雪佛兰萨博班的后排—因为中间一排的座椅被移除了。从狭小的防弹窗望向车外，随处可见的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在这场机密会议中，国会将会对2016年美国大选中俄罗斯势力是否进行过干预的问题进行简要通报。
一想到要跟国会成员一起开会，我的心情就十分低落，因为平日里跟这些人一起开会实在是太艰难了。似乎每个人都选定了一个立场，然后就只能听进去与自己利益相符的陈述。他们一直争论不休，却非要通过我传话：“局长先生，如果某人提出了这个观点，那这个人是不是智商有点儿问题？”然后就会有人反驳：“局长先生，如果某人说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智商有问题，那您觉得这样的人是否才是智商有问题的那位？”
当会议的主题涉及人们记忆中争议最大的那场总统大选时，最激烈的一场争论就开始了。大家不愿、也不能将自己的政治立场放在一边，专心聚焦在事实真相上。共和党人都希望确保俄罗斯势力没有帮助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而民主党人，虽然仍被大选结果搞得晕头转向，却坚定地站在共和党的对立面。两党之间毫无共识。这就好像一场感恩节家宴，原本都是兄弟，但非得在感恩节的餐桌上争得面红耳赤。
那时，我作为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成为众矢之的。联邦调查局就是两党相争下的炮灰，这并不是什么新闻。从2015 年7 月开始，我们就陷入了这场竞选泥淖之中。那时，联邦调查局经验丰富的调查员正在对希拉里?克林顿通过私人邮件系统处理高级机密一案展开刑事调查。那时候，即便只是使用“刑事”和“调查”等字眼，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一年之后，在2016 年7 月，我们又开始调查是否有俄罗斯势力严重影响大选结果，从而导致希拉里落败，帮助特朗普成功当选。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灾难。尽管联邦调查局是美国行政机构的一员，但其性质决定了，联邦调查局不能涉足美国的政治生活。因为联邦调查局的使命是寻找真相，而为了寻找真相，联邦调查局不能站在任何政党的立场上，只能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当然，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和普通民众一样，有私人的政治立场，但当他们站在法庭上，或向国会汇报调查结果时，他们既不是民主党人，也不是共和党人，更不是其他任何政党或组织的成员。40 年前，国会讨论决定，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期为10年，以确保其政治中立性。但是，在这样一个备受党争困扰的国家，联邦调查局的这种中立性未免有些格格不入且令人困惑，因而经常遭受挑战。这给我们的探员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被质问行动动机的时候，更是如此。
此时坐在车里，我瞥了格雷格?布劳尔（Greg Brower）一眼。布劳尔是联邦调查局国会事务分部的新任部长，和我坐一辆车来国会山开会。布劳尔是个53岁的中年人，头发花白。他来自内华达州，原来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之前曾出任过内华达州的首席联邦助理检察官，也曾被选为州立法人员。因此，他了解执法机关的工作方式，也知道政界与法律界完全不同，挑战性极强。现在，他的工作是在这个明争暗斗的国会上出任联邦调查局的代表。
自从2016年出人意料的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国会议员就开始这种明争暗斗了，但布劳尔显然并没准备好应对这一切。布劳尔加入联邦调查局的时间不长，所以我担心这种狂热和压力会让他吃不消。我甚至有点怀疑他会不会直接打开车门，趁早逃得远远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曾这么想过。我看着他，觉得此刻他可能跟我想的一样：我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我能从布劳尔的脸上看出这种担忧，因此我决定打破眼前的沉默。
“好极了！”我突然大声说道，就连坐在前排的探员都不由得看向我。布劳尔转头看着我。
“我们简直就是踩进了屎盆子。”我说。
他看起来十分困惑：局长刚刚是不是说了“屎”？
确实，我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屎足深陷’了。”我咧嘴大笑起来，还伸出胳膊比画了一下有多深，学着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圣克里斯宾节演说的语气说，“英国的人民啊，今夜会希望自己在此见证。”
他大笑了起来，显得放松了许多。我也放松了下来。我知道布劳尔依然会时不时地想从车里逃出去，但这种紧张的气氛确实被打破了。我们一起深呼吸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是出去旅行的友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随后，幻梦破碎，因为我们到达国会山了。我们将要探讨有关特朗普被指控与普京互相勾结的问题和一些秘密档案的问题，鬼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近来，这种令人备感压力的讨论已成为常事。这段时期对我个人而言，甚至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一段最为疯狂、最为重要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时期。
于是，我不止一次地发现自己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我到底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第八章 胡佛的阴影
2013年入夏的第一天，我来到了曾认为自己再也不会踏足的地方。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提名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那天，晴空万里。奥巴马总统、我和前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一起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等候，我们等着穿过那扇玻璃门到玫瑰园去。外面的白宫记者团早已人头攒动。
就在我们要出门去面对镜头的时候，总统突然停下了。他看起来很严肃，转过来对我说：“吉姆，有件事情我之前忘了跟你讲。”
我一脸困惑地看着总统对米勒点了点头，说：“鲍勃之前一直对我有一个承诺，现在，我想让你也做出这个承诺。”这会是个什么承诺呢？总统之前已经跟我保证过，我享有绝对的独立，但现在又要我对他做出什么秘密承诺？
总统停顿了一下，以示庄重，然后开口道：“鲍勃一直允许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体育馆里打篮球，现在我需要你承诺我可以继续使用联邦调查局的体育馆打篮球。”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当然，总统先生。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您的’体育馆。”
尽管我很喜欢打篮球，但我知道我绝不会在联邦调查局的体育馆里和总统一起打篮球。我也喜欢打高尔夫，但也不能和他一起打。联邦调查局局长不可能和总统保持这样的私人关系，原因嘛，众所周知。至少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
2005 年8 月从布什政府的司法部离职后，我加入了一家私人公司。从2005 年开始，每两年我就有个孩子要上大学，而15 年来在政府机关没挣多少钱，更不用说存钱了。孩子要上大学了，我必须得挣点儿钱供他们读书。于是，我加入了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他们的法律总顾问。我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作了5 年，然后又到康涅狄格州的桥水联合基金工作了3 年。2013 年年初，我离开了桥水联合基金，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成为一名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员。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我觉得教书育人实在是太有成就感了。
2013 年5 月，我突然接到了时任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面试。他并不能保证我一定能得到这份工作，但如果上面没有认真考虑我来出任的话，他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可能是我已经对华盛顿这些党派人士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我很难相信，一个民主党总统会选择一个曾经在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出任如此重要的岗位，而且我还曾经支持过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对手。
我对这件事并不看好，而且再到政府部门工作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个负担。我没告诉霍尔德我说这话的原因。但那时帕特里斯正一边读硕士，一边在布里奇波特的一个精神健康诊所里做顾问；我们的一个孩子马上就要上高三了；之前有几个孩子寄养在我家，而我们又不是孩子走了就不管他们的那种父母，我们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也会履行义务。因此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很富裕。霍尔德让我考虑一下，我说我会好好考虑，但很可能不会去。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帕特里斯不在卧室里。我下楼，看到她在厨房里抱着电脑。凑过去一看，她竟然在浏览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房产网站。
“你在干吗？”
“你19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你的志向所在。你去吧，去做你想做的。”然后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但他们不会选你的。”她挺喜欢奥巴马总统的，大选时还给他投了票，但她依然觉得我只是去陪跑的。后来她承认，她只是不想看我耷拉着脸不开心罢了。她跟我一样，都觉得奥巴马总统不会挑一个布什总统任期内的政府工作人员。
在跟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几轮面试之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见了奥巴马总统。他就坐在布什总统经常坐的那个扶手椅上，背对着壁炉，他旁边摆着一座老爷钟。我坐在他左手边的沙发上—在离他近的那头。总统顾问凯瑟琳?雷穆勒（Kathryn Ruemmler）坐在我对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奥巴马总统本人，有两点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一是他比电视上看上去要瘦很多；第二就是他有强大的专注力。面试之前，我和雷穆勒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等候，总统正站在桌边打电话。雷穆勒说，他正在和俄克拉何马州州长通电话，谈论席卷俄克拉何马州的龙卷风灾难。这场龙卷风已经造成了几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奥巴马总统挂了电话，挥挥手让我进来，简单谈了几句俄克拉何马州的事情，就转入正题了。
总统在谈到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选时，显得无比凝重。他说：“某种程度上来讲，选择联邦调查局局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是我在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两项人事任命了，因为我这是在选择美国的未来。”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局长10年的任期价值巨大，他希望如果我上任，我能对下一任总统有所帮助。他举例说，在他刚上任，还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就曾经被军队领导人逼着做一些军事决定。虽然他没说出来，但我能看出他非常遗憾那时身边没有一个有经验的顾问可以帮他出谋划策。因此，他觉得我可能会对将来那个同样缺乏经验的领导者有所帮助，帮助他更好地制定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
我们还谈了调查机密信息泄露的需求与支持出版自由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最近，司法部花了大力气调查机密信息泄露事件，而媒体对此也争相报道，并以此攻击奥巴马总统，宣称“奥巴马政府就要完蛋了”。我们没有谈到具体的案例，但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周密的领导与调解是可以让这两方取得某种平衡的。说调查员永远都不会从记者那儿挖掘情报显然是目光短浅的，而说调查机密信息泄露就剥夺了出版自由更是夸大其词。我们可以在保证出版自由的同时也保证机密信息不被泄露。
最让我惊讶的是总统对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看法，正是他的这一认知让我觉得，帕特里斯认为我这趟是白跑了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其实，奥巴马总统对联邦调查局局长工作的认知大大超出了我和大部分党派人士的预期。他说：“我并不指望联邦调查局能在政策制定上给我什么帮助。我需要他们保持独立性，完全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我需要的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能放下心来，知道整个国家在正常运转，知道美国人民有人保护。”这次谈话和我之前假设的情景完全不同，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政治独立性还挺对我胃口的。
我认同了他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完全不受政治党派的影响，这才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被赋予10 年的任期。
我与奥巴马总统见完面后，给帕特里斯打了个电话，自作聪明地说：“亲爱的，你之前的判断可能并不准确哦。”我对我和奥巴马总统的这次会面感觉良好，于是在白宫给我抛出橄榄枝之后，我同意了他们的提名。我的家人还会在康涅狄格州住上两年，处理完手上的事情，但我已经完全准备好投入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工作中了。一旦就职，我的任期会一直到2023年，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这个任期。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面试后到公布提名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奥巴马总统又请我去了椭圆形办公室一趟。我们坐在和上次一样的位置，总统顾问一样参与了这次会面。一开场，总统就解释道：“等你真正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坐下来谈话了。”过去40年的时间里，政府的领导者们都已经认识到，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关系不能走得太近。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案件经常会涉及总统身边的一些高级官员，因此会影响总统的职业生涯。为了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公信力，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观念里，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都不能跟总统走得太近。因此，这是最后一次我和奥巴马总统可以像大学同学一样开诚布公地一起谈话了。那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并不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职权范围内的棘手问题，比如用无人轰炸机消灭恐怖分子。我非常惊讶，他能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一些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他是想在正式提名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通过探讨这些问题，对我和我的价值观进行最后一次评价。
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对凯瑟琳?雷穆勒表达了自己对这次讨论的看法。我对她说：“我没想到我们能谈论这些话题，也没想到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人，竟然有这样一颗柔软的心。”
自此之后，我和奥巴马总统再也不能像这样随意地谈话了。
从1935年被正式命名为“联邦调查局”到我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联邦调查局一共经历过6任局长。第一任局长，也就是传奇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管理联邦调查局（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前身调查局）长达50年，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文化，对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所有探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十年来，胡佛铁腕统治，让政府高层对其又惧又怕。他手里握有很多高层领导的“个人信息”，而且他故意让这些高层领导知道这一点。他和总统、参议员们一起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却又总是笑里藏刀，将联邦调查局作为手里的利刃。
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局长就是绝对的中心。胡佛的铁腕方式为他带来了无尽的名誉、大众的关注和绝对的权力，但也让联邦调查局里的很多探员都不希望引起胡佛先生的注意。大家都只说他爱听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工作。这种心态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保持了很多年，即使胡佛早已经过世了，大家依然如此，积习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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