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美国流行病专家，传染病研究与政策负责人的角度，根据其在艾滋病、结核病、疟疾、SARS和MERS直至新冠暴发期间40余年的工作经验与个人回忆，为我们构建让全球大流行病走进21世纪真实环境的全局视角，他不仅介绍了流行病为何、如何分类、传播方式与防治的基础科学常识，更详细解释了流行病学家如何像“疾病侦探”一样找出神秘疾病的“真凶”，尽早救治患者并防患于未然。如同悬疑小说一样，书中也指出什么是阻碍我们做好准备应对下一次大流行病的“敌人”：疫苗研发的困难，公众对于抗生素的滥用，还有人类自身的大意轻敌。
在2014 年至2016 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暴发期间，我们提出
了撰写此书的计划。在寨卡病毒暴发，从太平洋诸岛传播到美国北
部和南部地区期间，我们完成了此书的撰写。在写作过程中，我们
仍对2002 年始于东南亚后又蔓延到加拿大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冠状病毒暴发记忆犹新，此外还有2009 年从墨西哥突然
暴发的H1N1 流感，以及2012 年席卷阿拉伯半岛的另一种冠状病
毒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当我们撰写这篇新版序言之时，我
们正面临着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疫情
在2019 年底暴发。这种冠状病毒大流行在某种程度上与流感传播
类似，它通过呼吸道吸入被感染者的飞沫和充斥着病毒的微小气溶
胶颗粒，来实现人与人的传播，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9 章所详细描
述的一种流感大流行传播过程一样。所有此类传染病的暴发到底有
何共同之处呢？
它们的暴发都具有突然性，但事情本不该如此。下一场疫情
也不该是突然暴发的；我们敢肯定，以后必定还会有疫情来临，而
且不会只有一次。正如本书所述，未来将会暴发的疫情甚至会比
COVID-19 疫情更为严重，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为深远。更有可
能的是，正如我们在书中所写，它将是一种新型流感病毒，其破坏
性影响将与1918—1919 年造成5 000 万到1 亿人口死亡的大流感相同，但它将会在一个人口三倍于当时的世界里暴发，在那时国际商业航空旅行更加频繁，第三世界特大城市崛起，人类对自然栖息地的侵占已经把动物的疾病储藏库带到了“自家门口”，数亿人和携带病毒的宿主动物聚居在一起。此外还有一个全球的即时供应链，供应从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到救生药品的所有用品，如果没有这些用品的即时供应，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就无法运转。
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用了一个世纪所实现的科学进步，足以让我们做好准备来应对这场大灾难了吗？遗憾的是，正如本书第19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我们在撰写《致命敌人》一书的初版时所做的那些分析，指出的那些当务之急，以及提出的一些预防建议，就目前来看仍是正确且值得借鉴的。我们并不因能有这种先见之明而自满，但事实上，我们确实提出过警告。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实际情况。
试图阻断一种类似于流感的病毒的传输，如COVID-19 的传播，就像是试图阻断风一样困难。我们最多只能做到让其传播速度
减缓，如中国政府对数亿公民实施强有力的限制措施，减缓了其扩散速度，再比如其他国家，像韩国和新加坡，为确诊感染者和发现所有可能的接触者做出了努力，这是美国极其缺乏的。唯一可以遏
制这种病毒传播的方法是使用一种有效的疫苗，而这种疫苗尚未被
开发。从零开始研发疫苗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在任何传染病全球性大流行的情形下，有效的领导力都是关
键，一国首脑的首要职责就是提供准确的最新信息，这些信息应该
由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来提供，而不是由有政策倾向性的政府工作
人员来提供。我们宁愿听到“我们还不清楚，但我们在努力获取信
息”这样的实话，也不愿听到一些盲目乐观，还很可能被下一条新
闻“打脸”的言论。如果一国总统舍弃了他的信誉，公众将不知道
该向何处求助。而研究一再表明，如果政府对公众开诚布公，提
供真实信息，随之而来的就不会是恐慌，而是我们都学会了团结
一致。
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CIDRAP）在2020 年
1 月20 日就发布声明，基于此类病毒的明显传播特征，COVID-19
将会导致全球大流行。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直到3 月11 日才宣布
全球大流行？我们认为，这导致了许多领导人和组织的盲目自信，
以为仍有很大把握控制疫情，这不幸地成了一种不必要的干扰，阻
碍了我们研究如何缓和病毒的威胁和适应病毒的重要规划过程。这
种混乱和争执应该使我们认识到，当我们的世界面临新的致命敌人
时，我们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评估其威胁。
我们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被卷入这场危机之中
的？如同大多数灾难事件一样，这场危机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自SARS 疫情以来的近20 年里，全世界对中国的制造业资源
产生了更为严重的依赖。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提供即时生产（just-in-time）的制
造业、供应链和配送方式的时代。如果我们因位于湖北省或广东省
的一家工厂在疾病暴发期间关闭，而不能买到想要的最新款电视机
或智能手机，那还是小事。但如果我们得不到储备在医院急救车中
的救命药物，无法维持数百万慢性病患者或其他健康状况不佳的人
的日常生活，或者那些直接接触COVID-19 患者的医护人员得不到
个人防护设备的重点保护，那就是有严重影响的大事了。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些令人警醒的统计数字：在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前不久，CIDRAP 开展了一次针对医院药剂师、
重症监护室和急诊科医生的全国性调查，我们在本书第18 章中对
此进行了详细说明。这项调查的最新结果表明，在美国有150 多种
用于治疗各类疾病的极其重要的救命药物，是经常使用的，如果没
有这些药物，许多病人将在数小时内死亡。这些药物都是仿制药，
其中很多药物或药物中的活性成分主要在中国或印度制造生产。在
COVID-19 暴发之初，美国就有63 家药店在短期内暂停营业，或
在正常营业的情况下出现资源短缺—就这么一个例子，便能体现
出我们有多么不堪一击。此外，由于疫情影响和隔离政策，中国工
厂被迫停产，运输航线被迫中断或关闭，不论美国西部的大城市中
有多么先进的现代医院，如果急救车上运送药物的瓶瓶罐罐空空如
也，再好的医院也无济于事。我们大量地依赖中国廉价而高效的制
造业生产的药物与器材，若因为疫情阻隔而无法满足这些需求，可
能会让很多人得不到救治，这也是COVID-19 病毒和未来全球性大
流行病暴发的次生影响。
此外，现代医疗卫生事业的经济状况导致大多数医院的个人防护用品库存极其有限，包括呼吸器和N-95 口罩。如果我们连医护
人员都无法保护，却还要依赖他们来治疗所有病人，这些病人很容
易就会让我们已经负担过重的医疗机构超负荷运转，那么这种状况
下我们该如何应对？从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讲，发生在我们医护
人员身上的事情将成为一种历史标准，用来衡量我们该如何应对这
场危机和未来的危机。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竭尽所能地
保护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将迅速从提供护理的人员变成患者，并进
一步加重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医疗体系的负担。
世界各国都未曾想到，疫情影响下，中国的制造和出口会受影
响，于是我们无法获得充足的紧急物资。以当下的现实状况来说，
这并不是我们当前物资匮乏的充分理由。如果我们要在未来真正避
免这种威胁，各国政府就必须做出国际承诺，扩大重点药品、用品
和设备的生产，并使生产渠道多样化。我们需要从保险模式的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保险公司并不致力于预防灾难，而是力图减轻灾
难的影响。
这样做成本会更高吗？毫无疑问，但这是唯一能够确保在全球
性传染病灾难暴发时，我们能够做出强有力回应的方法。当停产、
贸易中断和隔离成为常规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办法保持药品和其他
重要物资（如针头、注射器，甚至生理盐水袋等基本物品）的生产
和分销链的运作。
我们不仅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医疗设施生产力，拥有更多医
疗储备，我们还必须在政府层面上投入巨资，开发新药和抗生素，
而这些都不存在有效的商业模式。我们不能指望商业性质的制药
公司为只有在突发情况下才有用处的药物投资数十亿美元。2014—2016 年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在政府的敦促下，出现了生产疫苗的热
潮。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CEPI）在一项国际倡议下诞生了，该
组织致力于促进和加速开发新传染病的疫苗，让人们能够在疫情期
间获得这些疫苗。虽然在多方努力下，埃博拉疫苗的研制取得了进
展，但是其他疫苗的研制所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在感染原扩散之
前，这些疫苗几乎没有商业市场，等到疫情暴发则为时已晚。更何
况，许多此类疾病都易出现在世界上疫苗和其他药物购买力最低的
地区，显然我们需要用一种不同的模式来研究、开发和分销特定类
别的药物。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府补贴和保障性购买。这样做的成
本虽高，但从长远来看，从挽救生命的角度来说，其带来的好处将
远远超过成本。
目前的问题是，在公共卫生方面，我们很少会从长计议，这一
点必须改变。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合作，需要有一种地缘政治认识，
即无论我们有何种分歧，我们都应团结一致，抗击疫情，这甚至可
能成为全球性疫情危机中我们能看到的一线希望。
这就是为什么应对疫情的所有决定都应该以证据为基础。一
旦COVID-19 成为一种全球性流行病，限制从欧洲飞往美国的航
班是否能够减缓疫情扩散或减少新增病例？也就是说，这样做能
否使疫情的发展曲线趋于平缓？举例来说，埃博拉或SARS 病毒在
患者出现感染症状的几天后才开始传播。然而，流感和COVID-19
病毒可在患者出现症状之前传播，甚至还有无症状感染者。鉴于
COVID-19 病毒的特点，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对
乘客和船员采取的隔离措施，看起来像是对人体进行的残酷实验。
在隔离期间，健康的人也被迫与感染的同伴一起呼吸循环空气。这营，哪怕我们很少会用到这些消防设施。
然而，当我们面对最致命的敌人时，在每一场防疫战中，我们
都重复着同样的做法：一旦威胁消退，我们似乎就忘了它，直到下
一次威胁来临。政府、业界、媒体和公众从未足够重视未来出现另
一种微生物的潜在威胁。每个人都认为会有其他人来负责解决这个
问题。结果，由于投资、领导力和公众意愿方面的匮乏，我们的准
备严重不足，不管我们是否留意到，整个世界都收到了一个警告，
并且我们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吸取了SARS 疫情威胁时期的教
训，就像我们在本书第13 章所描述的那样，把它当作未来危机的
预兆，又会如何？
如果那样，我们就会费尽心力地研制一种针对此类特殊冠状
病毒的疫苗，这种疫苗或许能有效预防COVID-19 病毒，也可能无
效。但即使无效，我们也会在冠状病毒的基础研究和了解其传播过
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且现在可能已经开发出了一个冠状病毒疫
苗“平台”。
当未知疾病X* 来袭时，我们并不总能准备好一种疫苗来应对，
但我们不能将其与未来可能发生、所有公共卫生领域的官员也都害
怕发生的全球性大流行混为一谈。未来的大流行病是我们料定必然
会出现的，并且必须为此做好准备。正如我们在本书第20 章中所概述的那样，我们需要一种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流感疫苗（有些人称
之为通用疫苗），这种疫苗能有效对抗所有或大多数病毒株，并且
不依赖于有效性不同且需要每年注射的疫苗（这样的疫苗主要靠推
测哪些病毒株将在接下来的季节中肆虐制成）。要完成这个任务，
可能需要一个像“曼哈顿计划”那样的大型规划，需要做出规模化
的努力，包括付出所有随之而来的成本，但我们想不出除此之外还
有什么办法能够拯救这么多人的生命，并将人类从一场需要数十年
时间才能恢复的医疗和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
在西非埃博拉疫情危机之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
家医学研究院等组织，以及哈佛全球卫生研究所和伦敦卫生与热带
医学院等科研机构，通过共同努力，发表了大量经过充分研究和深
入分析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详细记录了最初我们对问题严重性的低
估和协调的不力，也都记载了处理类似情况的重要战略以及下次如
何应对的程序性建议。然而，这些建议几乎没有被付诸实施，从那
之后，这些文件基本上就被束之高阁，积满灰尘。因此，从那次疫
情暴发之初到现在，我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应对任何潜在的流行病，我们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预
测会发生什么，以及当疫情发生时我们需要做什么准备。这包括做
好维持医疗保健、政府和商业持续性运转的规划。我们需要进行国
际战略性储备，如为病人储藏重要的救生药物和呼吸机，以及为医
护人员贮存个人防护设备。美国应该有自己的物资储备，其数量应
与实际所需物资的数量相当，而不是像目前一样，用储备量严重不
足的物资来对抗COVID-19 病毒疫情。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让医院
和诊所实现近乎即刻扩容的有力规划，例如在停车场搭建帐篷，能让新增的疑似病例得到隔离，并在必要时与求医的非感染病人实现
隔离。
虽然COVID-19 病毒疫情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混乱和经济损
失，但如果我们无视这场危机的教训，不能从中获取经验，不为未
来做好准备，那才会酿成最大的悲剧。如果历史经验可以作为指引
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接下来还会有某种微生物或病毒株引起
可以威胁人类生命的传染病，它还会大范围传播，再一次让我们感
到震惊。但是，如果我们仍旧不做好准备来应对它，不利用好我们
已知所需的计划和资源，那将会是我们自己的耻辱，也是我们自己
的危险。
我们必须铭记，在当今的世界中，只要有一个危险的微生物存
在，在未来，它就有可能散播到世界各地。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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