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是一部明代大理的地方社会史。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明初（主要是洪武年间）明军进入大理后，明朝在大理周边设置府州县和土司，以管理当地人民的大致过程。接着分三类人群，来描写明朝大理的山乡社会。一是僧侣，明朝通过在大理地区册封僧侣，招僧侣入京赐给头衔，兴建和扶植寺院庄园，建立一套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仪式秩序和宗教信仰，来笼络当地信仰宗教的人民。二是乡士大夫，明朝通过吸收当地读书人入京读书，参加国子监和乡试，来笼络当地读书人，这些人在回到大理山乡后，被任命为当地的学官，负责宣传儒学，并在当地编写符合明朝正朔的家谱、族谱，同时将佛寺改造为祠堂、乡贤名宦祠。通过这一套程序，儒学正统观念、正统祀典文化工程在大理社会得到传播。三是土官。明朝在大理地区册封大量土司，土司之间形成了政治平衡，他们在本地打击盗匪、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服从明朝的统治，同时本地经济的货币化促进了山乡流动、经济发展、身份分流和阶层整合。西南大理最终被整合进了中华文化的大一统之下。

自序 扉页上的历史现场

从边疆的角度重写历史，犹如在荒芜中找寻路径，大概是那些隐藏在幽微处的故事，鼓舞我完成这一书写计划。考究这些故事时，总得冒着各式各样的风险，尤其当我们宣称要从统治者的手中拯救历史时，如何用新的叙事架构来描写芸芸众生的历史，就成为一项新的挑战。
或许，我先从一位山乡夷酋自久的故事谈起。历史上有许多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却在地方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我在明初土官墓志铭中偶然发现自久与邻近土官联姻，他似乎不仅是山乡部酋，还被封赐锦衣卫指挥的头衔。后来，为追踪大理山乡盐井治理所引发的山乡动乱，我发现自久曾因夺取盐官之印，打劫官兵，逃到大理和姚安之间的山区，隐匿十余年。这样的人物不可能仅是一位夷贼。在书缝间找寻山乡流窜的人物时，也逐渐发现更多的自久身影，山里有地名称自久寨，族谱有自久后裔！翻遍志书，幸好某位官员在百无聊赖的乡野生活中，编写了一部符合体例的志书，扉页上夹带着边陲山乡的自久被擒捕后赴京和皇帝的一段关键对话。他向我娓娓道来，其抗明是因为山乡秩序已崩坏。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是隐藏在史册扉页里的历史现场。
正史也记录相关的侧面叙事。当我们要从地方角度重写历史时，必须留意官方对事件的看法与地方究竟有多大的距离。官方文献是引证自久的权威证据吗？没被记录的又会是什么？自久并非重要土官，也不是英雄，又没有造成惊动天下的重大叛乱，他是一名窜逃山乡的部酋！历史学的工作应是把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混杂的信息，放回地方既有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重新赋予其适当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地方行动者的历史，不仅是视角的选择，也是解构与建构同时进行的方法论问题。
书中另一个不起眼的事件，是云南副使姜龙前往山乡招抚夷民，这也涉及重构地方情境。自久之后，山乡动乱不断，官方文献习惯性地以特定的目光描写动乱或歌颂政绩，无意间留下不少线索，包括事发地点与时间、空间分布，群聚的规模，人群分类......

连瑞枝，台湾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台湾交通大学人社系暨族文所教授。曾在广州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包括佛教与王权、传说与历史、地方史与族群关系、边陲人群与历史书写等。近二十年在云南西部从事田野考察与民间文献搜集工作，致力于从地方视角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考察地方族群的历史。曾受邀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云南大学、大理大学等高校发表专题演讲，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著有《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并有《女性祖先或女神》《大理山乡与土官政治》《土官与灶户》《佛寺与家祠》《书写“西南”》等论文，分别刊登于《历史人类学学刊》《新史学》《汉学研究》《社会》等刊物。

绪 论／1
第一部 云之南
第一章 关键的一年／31
第二章 书写者：华夷之间的历史与神话／54
第二部 僧 侣
第三章 入京的僧侣／93
第四章 辟邪／125
第五章 从寺院庄园到乡里社会／155
第六章 重建仪式秩序／191
第三部 乡士大夫
第七章 成为士人／221
第八章 南京归来／242
第九章 改造佛寺／270
第四部 土官政治与山乡
第十章 澜沧江沿岸的山乡联盟／317
第十一章 从山乡盗匪到编民／352
第十二章 金沙江沿岸的土官联盟／385
第十三章 土官政治与鸡足山／422
结语 合法性的追求：仪式权与历史话语权／466
征引书目／490
后 记／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