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异质性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资金互助研究_周蓉、李明贤_9787509672877

本书分十章，内容包括：合作社内资金互助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全作社内资金互助的发展背景和运行现况；社员异质性内涵、形成原因及其定量测定；异质性社员参与合作社内资金互助的博弈分析等。

　　截至2019年12月底，我国依法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220.7万家，约是2007年7月开始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时的83倍，平均每个行政村约有3家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户参与农业生产能力不断增强，实有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9.1%。合作社规模的不断扩张、产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不断提升，带动农户积极开展各项生产合作、运销合作，成为联结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帮助农户增收的、最有效的现代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然而，农户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遇到歉收的年份，还是丰收时扩大再生产都会面临融资需求的问题，弱势农户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三农”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长期存在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6年8月18日公布的《中国“三农”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自2014年以来我国农村资金缺口已超过3万亿元。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出产业兴旺、农民要过上富裕生活，需要更多的资金。而现实中，虽然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由商业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合作金融组织以及非正规金融组织构成，但基本形成商业性银行“不为”、政策性银行“不足”、邮储银行“分流”、农信社“脱农”的尴尬局面。农村传统金融机构因为自身的“趋利性”与“三农”“弱质性”矛盾的存在而渐行渐远，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也倾向于农村龙头企业等优质客户，将小额信贷需求的农户拒之门外，且现在农信社正全面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早已偏离合作金融目标，完全走上商业化道路。至此，真正为“三农”领域提供金融服务的正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消失殆尽，形成供给约束型的农村金融市场，广大弱势小农户被排斥在正规金融机构门外，大量小额信贷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为解决农村资金供需矛盾，缓解农户社员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难题，迫切需要整合合作社内部社员自有的闲散资金，为合作社和社员创造“造血”功能，为产业发展助力。自2006年12月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条件以来，各类新型合作金融组织逐步成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新生力量，其中，依托合作社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被认为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与商业金融在农村的应用模式不同，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在各项政策引导下的早期试点中有一部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即由社员自愿出资筹集互助资金，为有需要的社员提供生产性融资服务，资金互助以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为基础，参与人员彼此熟知，信息更对称，以合作社产业为纽带，具有信任程度更高、交易成本更低等优势，因此备受关注。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一系列支持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的政策红利接踵而来，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资金互助”；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允许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并删去“有条件的”和“农民专业”两个限定词，加大了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的政策空间；接着，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依托合作社发展合作金融的具体要求”；2015年、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了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试点的进一步要求；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提出“要鼓励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此外，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三位一体”的新型合作与联合组织，把合作制农业产业化经营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实现了新老合作经济资源的对接和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与联合。
　　事实上，全国各地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业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地开花。其中，发展较好的“一省三县”山东省与河北省玉田县、安徽省金寨县、湖南省沅陵县被定为全国试点县市，涌现了许多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成功案例，如湖南沅陵王家岭养鸡专业合作社、山东省昌乐县华安瓜菜合作社以及贵州省丹寨朵往颂农业专业合作社，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近年来各地合作社发展资金互助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在成员自愿参与、政府扶持指导下，在各类发展较好、带动力强的合作社内部开展资金互助业务，或者依托合作社组建资金互助社，探索“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三位一体”发展，能有效实施两社的合同互联和相互监督，可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社员生产合作组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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