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墓葬艺术_[法] 谢阁兰，奥古斯都·古尔贝·德·瓦赞，让·拉尔蒂格著_9787501068173

　　《汉代墓葬艺术》一书，这是有关早期中国汉代墓葬艺术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汉代考古所做的为数不多的田野考古调查的成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反映了谢阁兰率领的调查队于1914年对中原和四川等地的汉代考古遗存所进行调查的情况，内容涉及帝陵和各个不同等级的汉墓，对陵园、墓丘、神道石刻、石阙、祠堂、碑刻、画像以及随葬器物都有详略不同的描述，大量的黑白照片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20世纪初叶各地汉代地面文物保存的现状。此外，通过该书，我们还能读到早年海外学者对中国汉代墓葬所反映的汉代丧葬习俗、汉代艺术风格和特色的基本认识，他们以西方艺术史作为背景和参照，比较了中西方在审美观念、创作手法、功能象征等各个方面的意趣同异，其视觉和眼光也很独特。作为西方学者，当他们介入到中国汉代考古这一领域时，还能够充分地阅读和参考金石学、地方史和其他一些文献材料，注意从中去寻找考古线索，并且将地面和地下发现的文物和文献记载加以比较对照，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对中国古史文献的利用程度上还十分有限，但这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却也是难能可贵的。

　　汉代考古和汉代艺术，是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第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高峰时期的遗存。这个时期保存下来的古代墓葬，也是后来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代遗存。在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的学科——中国传统金石学当中，对于汉代石刻铭文、碑版文书、地券砖瓦等类别文物的研究，也从来就是构成“金石学”主要研究对象中的“石”之主要部分，具有相当悠久的学术史源流和十分厚重的研究根基。
　　但是，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到中国之初，出于各种历史的原因，考古学关注的重心，主要被引向史前考古和所谓“原史考古”，前者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依靠考古材料来构建人类历史；后者主要指虽然出现了文献，但文献不足以证，仍需以地下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作为证据的历史阶段，如中国的夏商周三代考古。对于汉代及其以后的考古学研究，很少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兴趣。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人们一般认为进入到秦汉时代之后，由于已经出现了较为丰富的文献记载，考古学所提供的实物资料的价值已经远远不能和没有文字和文献记载的史前时期相比，至多不过能起到弥补某些文献记载之不足的作用。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也还有相当的影响。
　　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发展史，我们不能不提到法国著名学者谢阁兰（曾被译为色伽兰）等人撰著的《汉代墓葬艺术》一书，这是有关早期中国汉代墓葬艺术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汉代考古所做的为数不多的田野考古调查的成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反映了谢阁兰率领的调查队于1914年对中原和四川等地的汉代考古遗存所进行调查的情况，内容涉及帝陵和各个不同等级的汉墓，对陵园、墓丘、神道石刻、石阙、祠堂、碑刻、画像以及随葬器物都有详略不同的描述，大量的黑白照片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20世纪初叶各地汉代地面文物保存的现状。此外，通过本书，我们还能读到早年海外学者对中国汉代墓葬所反映的汉代丧葬习俗、汉代艺术风格和特色的基本认识，他们以西方艺术史作为背景和参照，比较了中西方在审美观念、创作手法、功能象征等各个方面的意趣同异，其视觉和眼光也很独特。作为西方学者，当他们介入到中国汉代考古这一领域时，还能够充分地阅读和参考金石学、地方史和其他一些文献材料，注意从中去寻找考古线索，并且将地面和地下发现的文物和文献记载加以比较对照，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对中国古史文献的利用程度上还十分有限，但这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却也是难能可贵的。
　　我还特别感兴趣的是，谢阁兰等人在书中十分详细地记载和描述了四川地区汉代考古的几类重要遗存：汉阙、墓前石兽、崖墓、画像砖等。对于这些考古遗存的研究工作，目前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谢阁兰等人所从事的早期调查工作，为后世积累了初步的资料，也提供了许多研究线索，可谓功不可没。这里，我想举出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四川汉墓前的汉阙和石兽，谢阁兰注意到了这两类文物彼此之间的共存关系，还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墓前的石兽或以站姿，或以坐姿呈现，认为四川地区“有三种汉代兽形石雕形式”。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考古调查发现的四川地区汉代石兽并未发现有呈站姿者，正是根据谢阁兰提供的线索，近年来四川省和渠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们才在谢阁兰考古队曾经调查过的渠县境内重新发现了可能与石阙共存的一批石人和石兽，其中的一尊石兽和谢阁兰当年用素描手法速写的“蹲坐姿态石兽”可以完全吻合，从残存形态上观察应当是一尊汉晋时期的“神兽”（带翼的狮形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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