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今人一般以为是首先向西方敞开大门的上海、北京来奠定的，以这样的角度反观四川，那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内陆腹地”，或者说就是现代化方向上的边缘之地，而立足于这一边缘又无法进入主流文学史视野的四川作家，当然也就属于“边缘之边缘”了。
　　在一个坚守上海、北京为现代文化中心的评价体系当中，边缘的区域自然就是进步缓慢、发展落后的所在，而边缘中的人们也对国家民族的总体贡献非常少，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为我们所忽略。但是，正如“西方中心观”在世界文化史上都不得不面临重要的挑战一样，认定少数先进城市从西方输入了现代化，而现代化在中国又只能是由中心向着边缘推演，这种观点也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一种以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社会历史观在西方的影响不断加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从不同的区域实际出发，考察不同区域自身的现代化的形态，这是“多元现代性”的新思路。如果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区域的发展演变果真是多元化的，那么问题可能就颠倒了过来：恰恰是长期“不入法眼”的边缘和地方蕴藏着历史变化的更多的秘密。这当然与通常所说的“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不对立，而是说我们长期局限于寻找外来文化印迹的思维在很大的程度上遮蔽了对无数的地方经验和边缘体验的发掘。
　　我们的研究试图弥补这一遗憾。
　　选择四川现代的边缘性作家当然尤其具有意义。我们知道，作为传统意义的内陆腹地，四川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的作家本身就被划分为两极：尽力顺应现代化指向而冲出巴蜀盆地、扬名文坛的如郭沫若、巴金等，不那么因时而动而更愿意固守乡土的如李劫人。前者很快赢得了大范围的声誉，成为了主流文学史的讲述对象。不过，人们习惯于讲述的还是他们与其他区域人们的“共同经验”。这样一来，巴金的《家》也就不再是成都公馆的独特故事，而是中国“封建家庭”的共同的影像，这是中国读者的普遍感受，也是巴金本人的自觉追求；郭沫若的精神气质原本颇具地方特质，但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来就是努力将《女神》、历史剧与古代社会研究联通到时代宏大主题之中，例如“五四”狂飙突进的精神、中国思想的巨大变动等等。同理，因为对于乡土的固守，李劫人的历史趣味和地方色彩迟迟得不到主流文学史的留意，或者说在整体现代化的叙述框架中，人们长期找不到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来掂量李劫人的独到品味。
　　当然，随着文学史观念的逐渐更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范围也有所拓展，如今，李劫人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除开李劫人不论，照样还有许多的四川现代作家因为“边缘”而未能进入学术研究的范围——在这里，我将未能在主流文学史中占据某一叙述小节甚至连名字都难以寻觅的作家视作“边缘”。下面这个名单可能都属于这个范畴，其中相当部分可能对许多读者而言都是陌生的。

　　《现代四川边缘作家研究》：
　　新文化运动的产儿
　　《草堂》诞生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它的作品包含着丰富的时代色彩。新文化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关注人的生存价值及人生观问题的思考。当时，不仅个性解放的浪潮汹涌于文坛，周作人更是提出了“人的文学”这一响亮的口号。20世纪30年代，茅盾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艺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成了“五四”时期“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因爱情在年轻人的生命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们身上的个性主义就具体表现为爱情的解放，这是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旧习的大反叛。青年们在长久的禁锢之后终于唱出了心中的爱情之歌。1922年，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等“湖畔诗人”出版了合集《湖畔》，其中的爱情诗不论欢乐还是忧伤都是那样纯净清新，质朴感人；而当我们翻开《草堂》时，数量众多的爱情诗同样让人惊叹于它们的真情流露。刊中作品既有对爱人的柔情倾诉、刻骨相思，也有痛失我爱的悲伤孤寂，感情从作者的笔端流泻而出，自然奔放，朴素多情，其中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刊于第4期的诗歌《我底》就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将“我”对“伊”的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微妙感情刻画得细致人微。“我底歌声是只轻捷的蜘蛛／结个胶而且密的丝网／罩着伊的妆台／好在伊晓妆时分，紧绕着伊之愁影／我的泪珠是只伶俐的飞蛾甘扑灭了伊床前的灯光／好使伊扰乱了心思／把我恨煞？！／把我爱煞？！……”一颗跌宕于爱情之中、忐忑不安的青年之心，跃然纸上。年轻的心沐浴在爱的春晖中，似花蕾一般绽放，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便是为爱流的清泪了，如诗人感慨道：“痛苦的源泉是爱／痛苦的安慰也只是爱／蝶儿双双舞着／示人们以恋爱的神秘。”（沈若仙《爱的残痕》，《草堂》第3期）而夫妻之间则是柔情蜜意，令人羡慕不已，如诗人自陈：“正当我游泳在蜜甜的梦海里／黄莺儿早已高唱他的晨兴之歌了／她轻轻推开绣被、给了我一个亲吻／她说：爱人！快快醒来哟！……我说：爱人！只要你我的爱交互地常存在／我俩的心灵里／春光便永久不会离开我们的金屋了！”（叶伯和《她的爱》，《草堂》第3期）比较而言，这些诗作较《湖畔》含蓄一些，它们的作者比汪静之、冯雪峰、应修人等人年长几岁，想放声歌唱又有几分羞怯。这有些像小说《病中》（《草堂》第1期）的姑娘：在乡间的她，苦苦地追寻着爱情的意义，暗自思念着自己的情人，埋怨他不来看望自己；而当爱人终于来到身边时，又羞得脸颊通红，迟迟不愿出来相见，少了一些“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责，／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汪静之《伊的眼》）似的大胆率真，而多了几分“爱你在心口难开”的缠绵缱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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